蔡恒胜等的《中关村回忆》是28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科学家的子女们对其父辈的集体回忆。本书是从子女和后辈的角度讲述了老一辈科学家们的理想抱负、科学攻坚、私人生活以及“文革”中的真实故事。很多都是常人难以了解的细节，让我们在继续深入了解他们学术成就的同时，更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有的才华横溢，有的爱徒心切，有的舐犊情深，有的快乐潇洒等等。在学术研究之外，他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心境，活出了各自的精彩。

在中国科学院初创时期，北京中关村有三栋灰砖楼，集中居住了一批为新中国现代科学各学科奠基的第一代科学家。他们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把毕生的才华和精力奉献给了我们的祖国。他们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为祖国培养了几代人才。即使在各种运动与“文革”中遭到种种不公正对待，甚至残酷迫害，有的人还付出了生命，但他们毫不动摇，依然忠诚于祖国，忠诚于祖国的科学事业，担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使祖国的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关村回忆》从子女和后辈的角度讲述了老一辈科学家们满腔热血、精忠报国的真实故事，其中很多材料系首次批露。

《中关村回忆》由蔡恒胜等编著。

第一部分 子女们的回忆

 快乐潇洒的法杨公——我的爸爸杨承宗

 顾准一家在中关村13楼

 点滴怀念我们的父亲黄秉维

 从长城牌铅笔到反物质——忆父亲赵忠尧

 父亲牵着我的手——忆我的父亲钱学森

 洁白的百合花献给父亲陈世骧

 怀念亲爱的父亲钱三强

 回忆我的爷爷贝时璋

 一个大写的人——怀念父亲邓叔群

 难以忘怀的想念——忆父亲童第周和母亲叶毓芬

 李善邦——一个中国科学家的故事

 蔡邦华与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

 苦寒梅香逝者如斯——追忆父亲蔡邦华

 我的父亲顾功叙

 难忘中关村难忘亲爱的父亲陈宗器

 我的中关村情结

 悼念父亲王淦昌

 缅怀我们的父亲赵九章——为纪念父亲九十寿辰而作

 爸爸与诗文

 一生常耻为身谋——忆父亲柳大纲

 回忆我的父亲叶渚沛

 珍藏心底的纪念——忆父亲林镕

 忆郭老二三事

 从点滴看竺可桢

 怀念我们的父亲竺可桢

 往事的回忆——怀念亲爱的爸爸吴有训

 严济慈与中国科学界

 回忆父亲华罗庚

 回忆父亲卢嘉锡

 我们的父亲朱光亚

 我们的父亲陈芳允和母亲沈淑敏

第二部分 后辈们的回忆

 怀念叔父叶企孙

 我的老师和师母——郭永怀、李佩夫妇

 我的科学家叔伯们

我楼上的赵九章伯伯

王淦昌伯伯的正直人品

我少年时代的玩伴

百岁科学家寿星贝时璋伯伯

赵忠尧先生的成就与不公正待遇

童第周先生的荣与辱

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何泽慧

正直淳厚的戴芳澜教授和《中国真菌总汇》

老实严谨的刘崇乐教授和他的遭遇

竺可桢——父亲的良师益友

中国生物学的一代宗师秉志先生

嗜书如命、惜时如金的黄秉维先生

15楼的五位地球物理学前辈

受株连致死的真菌学科学家邓叔群

几位中国生物学界的前辈

三位姓氏声母为“L”的中国语言学大师

 中国科学院筹备人恽子强先生

 中国近代磁学的奠基者——施汝为先生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1)——叶企孙先生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2)——吴有训先生

 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3)——饶毓泰先生

 华罗庚、陈省身的二位恩师郑桐荪和熊庆来先生

 为“两弹一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让人永远怀念的郭永怀先生

 埋头苦干、竭诚为国兴的陈芳允先生

 为人类进步尽自己义务的真正科学家汪德昭先生

 留下不寻常足迹的核物理学家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

后记

在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初期，全国普遍的生活水准是很低的。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许多人在自己无法解决时，理所当然地想到爸爸。想象这位快乐的法杨公，一定有能力帮助。事实上，不管父母的经济压力多么沉重，爸爸几乎是对人们的要求有求必应。也许正是有这样的好名声，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离开中国时为止，向我的父母借款之事从不问断。所谓借贷实际上也就是相送，父母从来不记，更不去要回，有些当事人可能早已忘却。可我知道还真有不少人记得，事隔几十年后来相还的。每逢父母收到这些不知贬值了几十倍的还款时，总是特别高兴地夸奖此人有良心，说：几十年了他们要不提，我们已经记不起来了，真难为他还没有忘记。

1965年，我这个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参加东北一个工厂的“四清”工作，因为不懂又不会，只好全身心的投入，竟然没有注意到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收到父母的来信了。在“四清”工作结束前几天，收到的母亲来信让我大吃一惊。母亲在信中告诉我很长时间不能给我写信的原因，是爸爸的右眼睛动了两次手术，他现在还住在医院。而母亲本人在看望父亲时，在医院附近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摔在地上，导致右臂膀骨折，也只好住进医院里。

回到北京后，我才知道爸爸眼睛发生问题的原因。50年代初，为了取得近代物理研究成果的核物理学家们，开展了中子物理研究所急需的、稀有的中子源——放射性氡同位素研究；也为了使协和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们不再遭受放射性的伤害，爸爸在当时没有任何放射性防护设备的条件下，亲自单独操作遭受放射性照射最强烈的、最危险的步骤。曾参与此次修复工作的朱润生女士，在题为《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文里详尽地写道：“在工作中，杨先生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其中最为危险和困难的一项工作是将盛装镭溶液的玻璃瓶重新与整个系统连接，而玻璃瓶已经老化变脆。这时必须打开保险柜，在伸手可及的距离上，在镭溶液高强放射性的直接照射下，进行玻璃的熔接。我们四人中有一位是玻璃工，但是杨先生说，这项工作太危险，不分配给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由他自己动手来完成。在操作时，他嘱咐我们不要站在他旁边，而要站在他的背后，这样可以用他的身体为我们挡去一部分射线。我站在他的身后，只能看见他的肩和背。时间不长，杨先生就已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那为我们遮挡射线的宽厚的肩和背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朱润生，《杨承宗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终于，原子能所的中子物理学家们得到了研究急需的放射性氡源，协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们不再遭受放射性的伤害，而父亲最接近装强放射源镭溶液的玻璃瓶的那只右眼睛，因此受伤而且越来越坏。

在共和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爸爸要向国务院的高层主管汇报准备的情况。他夜以继日地连续在二机部五所内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点点间隙让他回到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科学院宿舍家里作必要的休息和整顿。有一天早晨，他在五所的宿舍里起床后，突然发现右眼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为了使汇报正常进行，他没有及时去医院。一直等到三天的汇报完毕后才去就医，虽然医院马上安排手术，终究由于耽误时间太长，手术成功率低而失败，不得不接受成功率更低的第二次手术。尽管第二次手术成功，勉强保持住右眼的一点视力，但病情并不乐观，医嘱要求必须定期返医院检查。P008-009

60年前北京的中关村还是一片农田和坟地。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科学院在这里建设了一些现代科学的研究所和宿舍。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到60年代中，已初具规模。这里为祖国科学技术特别是新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中关村的发展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风风雨雨。20世纪60年代中开始，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浩劫。同样，中关村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年后，今天的中关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新月异地发展着。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年不来，就有不识之感了。然而中关村北区的13、14、15楼这三栋五十年代中建的三层灰砖楼依然如故。看起来它们与周围现代化的大厦显得不那么协调，甚至有点破旧寒酸。但它们却见证了中关村五十多年的沧桑巨变，忠实记录了新中国六十年科学技术发展的曲折历程。

20世纪50年代中，这三栋灰砖楼建成后，这里集中居住了一批为新中国现代科学各学科奠基的第一代科学家。这里是1955年我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与生活在祖国其他地方的那一代科学家一样，大多是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技术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毅然回到疮痍满目的中华大地的祖国优秀儿女。近六十年来，他们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把毕生的才华和精力奉献给了我们的祖国。他们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为祖国培养了几代人才。即使在各种运动中遭到种种不公正对待，甚至残酷迫害，有的人还付出了生命。但他们毫不动摇，依然忠诚于祖国，忠诚于祖国的科学事业，担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使祖国的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岿然屹立在了世界民族之林中。这些老一代科学家无愧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50年前这三栋楼住的人虽属不同学科，却都是熟人，大人间、孩子间也都很亲密。岁月沧桑，当年居住这里的老一代大多已驾鹤而去，第二代也已过花甲之年都早已离开这里，有的还在大洋彼岸定居。近来他们中间一些人旧地重返，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寻访这三栋灰砖楼中那个时代的长辈和当时的伙伴，组织编写了这本回忆近半个世纪前灰砖楼真实故事的书，其中有很多事是鲜为人知的，以使这些灰砖楼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能了解他们的先辈在共和国诞生后的年代，在这些灰砖楼里是如何为了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辛勤工作的。希望能激励他们继承前辈的这种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忠诚和热爱，为了祖国明天更美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希望此书的出版在深情怀念老一辈科学家不懈的人生追求的同时，也能给今天千千万万的年轻学子以启迪。愿更多的后来人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学习和工作，让我们祖国的科学技术之树根深叶茂，永远长青。

周光召

2011年4月1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值得人们回味，父辈们在那个年代求学、执教、工作、奋斗，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作出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

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那个年代，国衰民穷，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侵占了大半国土，父辈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办学、育人、做学问、搞科研。他们一生执著地追求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在1949年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怀喜悦迎来了解放，全力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两弹一星”、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是他们众多科学成就中的杰出代表。但是，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给广大知识分子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在50～70年代，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正确与失误的反复，亲历其间的滋味真可谓是一言难尽。重踏父辈们走过的人生足迹，在记忆和历史的碎片中求真寻实，虽然有些是亲身经历的事情和个人的感悟，但要做到客观、实事求是，真是难啊！作为一个晚辈，我愿意把我眼见耳闻及亲身感受到的父辈们的一切，做一个真实的还原和记录，进行回顾、反思和对比。

我们当今的政治环境和物质条件比他们那时不知进步多少，我们的学术成就、道德水准，以及大师级人物的涌现，理应要更好更多。纪念前辈的目的在于激励后人，长江后浪推前浪，愿青年人读后能有所思和有所得。

我要感谢现居住在国内外的中关村后人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其中包括贝德、贝泠、赵维仁、赵维勤、戴声伟、刘彰业、钱思进、柳怀祖、顾宗平、凌启柏、赵燕曾、赵理曾、王遵明、陈雅丹、陈斯文、黄克平、陈晓东、童粹中、ShiYanyang、江一夫等；特别要感谢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院士和现任院长白春礼院士分别为书作序，前任院长路甬祥院士又为本书题写了《中关村回忆》的书名。我那时的朋友第二代中关村人柳怀祖先生为本书撰写前言和参与组织编辑工作，另外周伯昆先生、凌启柏先生和郑捷女士对全文进行了仔细的校对和修订，并提供很多宝贵意见和部分文字修改。此外，还有很多不相识的中外网民曾对我博客的文章给予中肯的评论和热情鼓励，在此表示感谢。

尤其在2008年5月第二代中关村人聚会后以及以后陆续的两次聚会，很多中关村后人包括赵九章、赵忠尧、王淦昌、钱三强、童第周、黄秉维、柳大纲、李善邦、陈世骧、顾功叙、陈宗器、邓叔群、竺可桢、吴有训、华罗庚、林镕、叶渚沛、杨承宗等人的子女相继提供了他们纪念父亲的感人的文章和珍贵的照片。2009年10月底，贝时璋、钱学森及2011年2月朱光亚几位大师相继离世，贝时璋、钱学森、朱光亚等子女、亲人也赶写文章提供于我。郭沫若的子女郭汉英教授，是我101中学的同班学友郭世英的哥哥，却在我收到他的文章《忆郭老二三事》时因病长逝，成为了遗作，令人悲痛。

总之本书已成为中关村第二代人对前辈的集体回忆录。本着对历史负责、对科学家本人负责、对读者负责，本人以第一人称撰写的文章大部分经过第二代中关村子女审阅和修改，尽可能做到真实和准确。由于本书不可能把更多的老科学家包括在内，一是因为我对他们没亲身体验或联系不上他们的子女，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补了。二是我是个软件研发人员，对写作是外行，且又身居国外，手头资料仍不够全面，有些记忆也不完全准确，难免还会有事实出入，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蔡恒胜

2011年4月

60年前北京的中关村还是一片农田和坟地。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国科学院在这里建设了一些现代科学的研究所和宿合。中关村北区的13、14、15楼三栋灰砖楼集中居住了一批为新中国现代科学各学科奠基的第一代科学家，是1955年我国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

——中国科学院前院长 周光召

我本人作为文革后首批来到中关村的研究生，曾有幸与书中一些老前辈、老同志有过接触，他们中有的还曾是我当年的老师。细品书稿，与他们交往的情景历历在目，一如昨日，令我难以释怀。

——中国科学院现任院长 白春礼

我认真阅读了《中关村回忆》一书，深受教育。许多前辈大家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确实是我辈后学学习的榜样。衷心感谢您们主编了这样一本好书。

——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 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