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费恩曼是当代最受爱戴的科学家之一。他不但以其科学上的巨大贡献而名留青史,而且因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调查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名闻遐迩。他还是一个撬开原子能工程保险柜的人,一个会敲巴西邦戈鼓的“科学顽童”。费恩曼将物理学研究视为一种娱乐。他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与自然交流的方式。只有当他将其用公式表达出来以后,我们才能与他分享“真实世界”的秘密。他以坦诚和严肃闻名。他在科学上极端的诚实令无数后来者高山仰止。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关于物理学的讲演曾令无数青年学生领悟到物理学的奥秘。 约翰·格里宾、玛丽·格里宾编著的《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科学大师传记精选》是费恩曼的传记文学,让您体会到现代科学那难以言述的美,以及理查德·费恩曼“迷人的科学风采”。
理查德·费恩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是当代最受爱戴的科学家之一。他不但以其科学上的巨大贡献而名留青史,而且因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调查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名闻遐迩。他还是一个撬开原子能工程保险柜的人,一个会敲巴西邦戈鼓的“科学顽童”。
费恩曼将物理学研究视为一种娱乐。他有一种独一无二的与自然交流的方式。只有当他将其用公式表达出来以后,我们才能与他分享“真实世界”的秘密。
他以坦诚和严肃闻名。他在科学上极端的诚实令无数后来者高山仰止。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关于物理学的讲演曾令无数青年学生领悟到物理学的奥秘。
约翰·格里宾、玛丽·格里宾编著的《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科学大师传记精选》不仅仅只是一本费恩曼的传记,它还是一部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史。它将深邃的物理学思想寓于简单通俗的叙述之中,让您体会到现代科学那难以言述的美,以及理查德·费恩曼“迷人的科学风采”。
不久,在一次极光专家会议上,一位阿拉斯加的研究者找到琼问,她的哥哥是不是在开玩笑。她说,不是开玩笑,故事是真的。理查德从阿拉斯加返回加利福尼亚后,请求妹妹允许他做极光方面的工作,这次她让步了。真是一诺千金,在极光研究上,他让给琼30年。
理查德第一次把极光指给妹妹看时,他刚开始上中学,那是在1931年秋天。那时,不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他都被看成是聪明不过的孩子。在锡达赫斯特的那几年里,他开始有意识地发展对科学的兴趣,在住宅的地下室他获准有一个实验室,在那儿他可以用化学药品做实验。锡达赫斯特的学校对学科学的人来说简直是浪费时间。只在八年级(小学的最后一年级)才教些东西,费恩曼从那儿学到的唯一的知识是1米等于39.37英寸。然而,在算术方面却大不相同。他总是“被视为小学里的算术神童”,在lO一11岁时,他曾被请到其他班讲解他做减法的方法,老师认为这种方法对小孩子来说非常简洁。他
在小学的最后一年,理查德有了他最初的科学交往。他有个牙医,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他有关牙齿是怎么工作的问题,牙医成了他心目中的“科学家”。他还试着从公共图书馆中的几本有关科学新进展(第二章中会更多地谈及这些进展)的普及书中努力学习。尽管牙医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但他意识到理查德对科学的兴趣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牙医的另一名患者,莱苏尔(William LeSur),虽是法罗卡威中学的英语教师,却在那儿帮助科学教学,牙医把这个孩子的兴趣告诉了他。结果,莱苏尔邀请理查德每周去参观一次那个中学,下课后一边把实验室打扫干净,一边在其中转悠着看。通过这种交往,理查德遇到了中学里真正的化学教师,该校的科学领导人巴恩斯(Edwin Barmes),在理查德帮他清洗仪器时,他给理查德讲与科学有关的东西。
如果说理查德并没有从锡达赫斯特的教师那儿学到什么科学的话,那么正是在那儿的时候,他从一位新朋友莱昂纳德·毛特纳(Leonard Mautner)那儿知道了原子。是他向理查德讲解了如果不断地把一个物体越分越小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对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来说这是不足为奇的,但对费恩曼,这却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30年后,他在他著名的《讲演录》(Lectures)中说道:
如果在某种大变动后所有的科学知识将不复存在,而只有一句话能流传后世,那么,什么样的叙述能以最少的词语包涵最多的信息呢?我相信这就是世间万物都由原子组成的原子假说(或叫原子事实,或其他随你怎么叫的名字),原子这种永恒运动着的小粒子,当它们彼此远离时互相吸引,彼此靠近时就互相排斥。从这句话中,只要用一点点想像力和思考,你就会明白其中包涵了有关这个世界的极为大量的信息。 童年的理查德·费恩曼(和成年后一样)极具想像力和思维能力。在他最爱提到的一件往事中,他讲述了在锡达赫斯特时他学习修理收音机的事。当时收音机是很简单的,在法罗卡威时,他就开始自己组装收音机,后来在家里还修一些有毛病的收音机。事情传开了,朋友和熟人都不再花钱去请专门的修理工而是请费恩曼到家里来。故事的关键在下面。一次一位陌生人请他修收音机,这个收音机一开开关就发出很大的噪音,但等管子热起来噪音就没有了。小费恩曼走来走去,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此时收音机的主人却越来越感到焦虑,抱怨自己怎么这么傻,居然请这么个小孩儿来做本该是大人才能做的事。于是他问费恩曼在干什么,孩子答道:“我在思考。”
最后,经过仔细的考虑,孩子明白了,也许把收音机中的两个管子的顺序颠倒一下问题就能解决。他对换了这两个管子的位置,再打开开关,收音机果然正常工作了。收音机的主人喜出望外,完全转变了对这位少年天才的看法,又请他做了许多事,还告诉所有的朋友:“他是通过思考来修理收音机的。”。。
故事并不是想说明成年的费恩曼有些自负,也不是在夸耀他少年时的成就,而是通过这个真实的故事强调富有想像力的思维的重要性,另外还告诉我们通常情况下该怎样解决各种问题。从另一方面讲,有这样的人,他反对费恩曼所做的尝试(至少是反对这种尝试的方式),但一旦这样的做法有效,他就会完全转变态度,变为几乎是令人难为情的热情。因此,当你坚信自己正确时,就应有信心去面对反对意见,以你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做。故事还告诉了我们有关费恩曼性格的另一侧面,即他从不放弃。面对任何难题,从邻居家的坏收音机到量子力学的基本性质,只要还没有解决他就决不罢休(当然,除了他答应过妹妹的不去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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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真的需要另一本关于理查德·费恩曼的书么?我们认为的确如此,否则我们就不写它了。这也就是我们写此书的原因。理查德·费恩曼是现代,抑或是有史以来最受爱戴的科学家,而在所有介绍其人其事的书中,几乎都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内容。在一些介绍费恩曼性格的书中,费恩曼被写成一个聪明绝顶的表演者,随同他的轶事而显露出不凡的处世本领;把费恩曼作为科学家来写的书,将其工作纳入了对20世纪后半叶物理观念的透析;甚至有本图画书,是把插图与费恩曼的家人和友人关于他的回忆录结合而成的。不曾有人在同一本书中既抓住了费恩曼的科学实质,又抓住了这个人物的个人品质。这一点非常奇特,这是因为,在所有现代科学家中,看来费恩曼是有着最好的科学“感觉”的人,他不仅仅是依照写在黑板上的一行行方程这种方式,而且以使他能够洞察事情本质的深刻而内在的方式来理解物理学。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费恩曼过着“科学家式的”生活,即老观念中那种冷漠的逻辑学家的日常生活。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关键在于,费恩曼虽然从事物理学研究但“一如常人”,他把他的玩笑的内在意义、他的不敬言行以及对冒险和意外奇遇的爱好,带进了科学世界。费恩曼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方式,是采取他自己的方式,任何一个我们所知晓的物理学家都与他大不一样。完全不了解费恩曼方式的人,是不可能理解费恩曼的科学的,他为科学注入的活力无人能比。
同样,科学对费恩曼至为重要,谁对它没有起码的了解,就不可能了解费恩曼是什么样的人。像费恩曼这种爱开玩笑、喜欢冒险的人之所以被物理学所吸引,是因为物理学就是玩笑,还能提供冒险的机会。你也许觉得这样说难以置信。然而,人们对于物理学的误解,与其说是来自科学本身,不如说是由于讲授和描述它的方式有问题。也许,费恩曼的最大成就如同一位教师,传播科学玩笑;如同一位表演者,提供了一种正好打破陈规的科学形象。拉尔夫·莱顿(Ralph Leighton)笔下的费恩曼犹如“物理学的巫师”。费恩曼称大自然为“她”,他似乎已触及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而很少有人会有这种体验。当他演讲时,他把听众引入与大自然的接触之中,让他们变换体验,以他们自身所不能达到的其他方式去理解大自然。每每如此,当他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一些微妙之处时,听众们会情不自禁地喝彩甚至大笑。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评论道:“我从未见过他做的演讲不让听众发笑”,笑声一半来自发现事物之欢愉,另一半来自费恩曼爆出的笑话。
有了这种体验之后,人们常能记住弄懂了的东西,但不能经常完整地重现他们是如何弄懂的——费恩曼能把人们的理解力提高到他们所未曾达到过的高度,可是,他们此时已不完全记得费恩曼是怎样做的。甚至同辈科学家们有时也对费恩曼的演讲有同感——莱顿的父亲是费恩曼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同事,莱顿回忆父亲时,也谈到了他的这种非凡的体验。听过费恩曼演讲的人说,他们像被施加了魔法,简直被迷住了,见过他的人也有同样的特异感觉,却不能十分明确地道出原委。他们只是凭体验来领悟其中的奥妙。从未见过费恩曼的人也写信对莱顿说,他们已经受到费恩曼这个榜样的鼓舞。很有可能,作为“智者”,他将更多地以这种方式受到怀念,而不是由于他参与科学的特殊缘故。
这样可能恰如其分,或许这也正是费恩曼本人所希望的。对费恩曼来讲,爱比科学重要得多;不过恰巧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既爱人们,也爱物理学。
而人们,包括物理学家,也爱他。在《自然》(Nature)杂志1988年4月14日(332卷,588页)发布的讣告中,汉斯·贝特(Htans Bethe),他曾经是费恩曼在洛斯阿拉莫斯和康奈尔两处的上司,这样说道:“费恩曼受到的他的同事和学生的爱戴,比其他科学家都多。”费恩曼逝世的这天,加州理工学院的大学生们在学校ll层高的图书馆大楼上悬挂了一条横幅,上写:“迪克,我们爱你。”在世界各地,甚至许多未曾见过费恩曼的人都为他的逝世而怀有故人已去的感觉。尽管我们一直未曾见过他,但这里有位物理学家、本书的作者之一(约翰·格里宾),恰巧是在大学里从费恩曼的《物理学讲演录》(Lectures on Physics)中受益的首批大学生之一。那些明晰的讲义帮助他确定了职业,即使是科学研究,也依然使他感到颇为有趣。读费恩曼在那些年写的书籍和文章,看电视中的费恩曼形象,更增强了这种信念,觉得费恩曼看起来像个老朋友。
但作为许多人的共识,费恩曼远远不只是一位伟大的现代科学家,而且还是“佼佼中之佼佼者”。斯蒂芬·霍金(Stephen}tawking)的名字紧紧联系着黑洞;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名字联系着相对论;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名字联系着进化论。而费恩曼呢?在许多非科学家眼里,他仅仅是个“科学家”。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其缘由是因为费恩曼最伟大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量子理论方面,即使对于今天的非科学家而言,这也依然是个非常令人迷茫的课题。我们想解释为什么这项工作如此重要,它是怎样处于当今量子奥秘研究的核心;我们还想同读者一起来认识完成这项工作的人。
即使在今天,在费恩曼1988年逝世7年之后撰文,对费恩曼其人和他的历史重要性提出决定性的评述也为时过早。这不只是有关我们议题的个人看法,这种认识是我们通过长时间(或许片面)关注他的工作,并通过他的工作及与其家人和友人们新近的讨论才得到的。
从费恩曼自己的工作及同与他相识的人会谈,可以清楚地看到费恩曼性格的突出之点,这就是他的爱好,即对物理学、对画画、对打鼓、对生活自身和对他的玩笑的爱好。当然,费恩曼自己的轶事被拉尔夫·莱顿收集在一起并且出版了两本书,倾向于把费恩曼描绘成某种夸张的形象、传奇的科学超人和既定权威的惩治者。书中的那些故事准确么?我们在1995年4月访问帕萨迪纳时请教过费恩曼的妹妹琼。“辨别那些故事是否准确不是难事。”她答道。“怎样辨别?”我们又问。“我哥哥从不说谎。”
拉尔夫·莱顿,就是听过费恩曼讲这些故事的人,他赞成并强调费恩曼是个喜欢讲故事的表演者。这些故事都是真实的,故事中讲的都是发生在费恩曼身上的真实事情;费恩曼却往往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侧重点来讲述它们,以达到最佳的效果。毕竟,它们并不仅仅是轶事,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故事变成了寓言,就像提供娱乐和消遣一样给人以教益,教你以正确方式去生活和如何与这个世界融洽相处。
围绕理查德·费恩曼的成长过程,的确有着一个传奇,但事实真相就隐藏在这个传奇中。。在经典西部片《枪击利伯蒂·瓦兰斯的人》中,报告者面临对一位伟人的早期生涯是再现真实情况还是再现传奇的选择问题,结果在难忘的一刻决定“再现传奇”。尽管我们赞同那个决定的精神,但也不想走到那一步。我们虽然为读者提供了理查德·费恩曼传奇中的一些东西,但隐藏在传奇中的也有这个人的真相。我们希望能把他的科学工作的重要性融入我们的表述中,使得非科学家们既能理解又可欣赏。毕竟,那应该正是费恩曼本人所期望的。
理查德·费恩曼逝世7年后,我们中的一个(约翰)第一次走访了加州理工学院。原因之一是做一次关于量子力学的交易解释的报告。在第十四章中概述过,它强烈地吸取了费恩曼关于电磁辐射本性的不寻常的想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演讲并不只是从费恩曼常做演讲的地方谈起,还谈到他自己的工作,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感觉。在演讲尾声的发问时间,话题转到了QED上,那时这种梦一般的感觉得到了加强——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听众,偏偏在这个地方,竟然让我给他们解释QED!
但那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实费恩曼传奇的背景,为写此书做准备,同时走访那些他过去工作过的地方和会见那些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在一个罕见的多雨的晚冬过后,1995年春天的加州理工学院校园仿佛成了科学家(或其他任何人)工作的理想场所。在20多摄氏度的气温和晴朗的天空下,校园里开阔的绿色场地上绿树成阴,装点着五颜六色的花坛,为平和地寻思宇宙奥秘提供了一个幽静宜人的自然环境。当时我想起了在南威尔士的劳阿恩的一次访问,那是一座古朴的建筑,是托马斯(DylanThomas)工作过的地方。望着外面壮观的景色,我当时想:“我若住在这里,或许我也会成为一名诗人”;我也许不完全是物理学家,但加州理工学院的环境会使你这样想:“我若在这里工作,或许我也会有一两个好想法”。紧接着你就会想到在那儿工作的人们,包括费恩曼自己和盖尔曼,盖尔曼的房间和费恩曼的只隔着海伦·塔克的办公室,还有索恩,他是广义相对论的两三个领头专家之一,他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只是还没有忙到没有时间去讨论黑洞、时间运动和费恩曼的程度。然后你会想:“行了,也许我的想法不会那么好。”
加州理工学院在学术上的观点是,学校不仅要让它的科学家们展示出最出色的工作,同时也要吸引最出色的科学家(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那个原因)。所以,准会以最好中之最好的而告终。常常是第一流的人渴望成为加州理工学院舞台上的一个角色,而费恩曼本人从来没有被直接取代过。即使在他死后,还设立了一个寻找替代者的委员会,也仍然没有找到。因为在今天,没有像费恩曼那样的人,正如在过去,除了费恩曼自己,也从来没有像费恩曼那样的人一样。
没有一个正式的费恩曼纪念物。没有一座庄严的建筑或是一尊雕像,甚至连他阿尔塔迪纳山景公墓中与格温内斯合葬的坟墓也很简单。他的真正纪念品是他的工作、他的著作和他的录像带。从那些录像带上,依然可以看到他用他那无法被人模仿的风格讲课,使一些复杂的概念变得简单易懂。但有一件器物,它能使任何一个听说过费恩曼的人产生好奇心,当我在帕萨迪纳时,受一个朋友的激励而追踪它。这个朋友几乎一点儿不懂科学,但仍认为费恩曼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在洛斯罗布尔斯大街我的旅馆门厅里,在我和拉尔夫·莱顿的一次长谈后,机会来了。我在帕萨迪纳的旅馆老板,怀疑论者协会的谢尔默(Michael sherrner)坐下来和我们谈话,其范围不仅仅涉及费恩曼的生活和工作,还包括整个世界对他的逝世的反应,以及费恩曼的家人和朋友对他逝世后被各种书刊和文章所报道的方式的反应。那次谈话把我带到了他的身边,就像我曾经希望的那样接近,它证实和加强了我已有的关于他是哪种人的印象,并使你手中这本书成形。理查德·费恩曼不但是一个科学天才,也确实是一个在家庭、朋友和相识的人中传播爱和善的好人。即便是在阿琳死后他生平中的那段黑暗时日里,在作为他的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的同时,他也是一个令人感觉良好的愉快的人,一个真正爱开玩笑的、和善和慷慨的人。并且正是那种精神,而并非物理学,才使人们对那件器物——贴满著名的费恩曼图的大篷车如此好奇。
我们和莱顿的谈话很是热烈,使我犹豫是否需要提出那些我曾经承诺要问而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问题。但当我们在春天的阳光下陪他走回他的车时,我提醒自己:承诺就是承诺。“顺便问一下,”我说,“费恩曼的大篷车怎么样了?”“它还在他家,可以这么说吧,”他答道。谢尔默明显地竖起耳朵听这个消息:“在哪儿?”“它需要做些修理。它就停在一家修理店后面,在……”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地名,它是洛杉矶市向东乱七八糟地往帕萨迪纳延伸的另一部分。
那一次,我想,是它的结尾了。我在帕萨迪纳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尽管我已遵守诺言去询问那辆大篷车,但还是不能像我期望的那样得到一张它的照片给我的朋友。我后面还有个电台讲演节目的约会,第二天早上得早早地乘飞机出发。可是,谢尔默另有打算。他答应我一完成在KPCc—FM电台的事他就开车带我去找那辆大篷车,看起来至少比我还渴望开始这次远游。几小时后,我们就徘徊在莱顿指点我们去的地方,每当我们迷了路,就用谢尔默车上的电话问莱顿。就在太阳下山时,我们找到了那家修理店,在它后面停下车,四处走走。费恩曼的大篷车,它就在那儿。车头对着墙,看起来受了些轻微的撞击,但仍旧带着它的费恩曼图装饰画。很明显,它呆在这里已有些时日了,车轮周围开满了娇嫩的春花。
我们照了相就离开了,我们为自己成功地完成了“参拜费恩曼”的事而庆祝。12小时后,我到了旧金山。就在我回家的时候,听谢尔默讲了故事的余波。第二天,他高兴地给一个在帕萨迪纳的一个太空研究中心——喷射推进实验室工作的朋友,详细地讲述了我们寻找费恩曼的大篷车的故事。那个朋友是一个朴实的科学家,而且显然根本不是一个科学“追星者”,可他却热切地询问那家修理店的路,而且就在当天挎着他自己的照相机去了那里。谢尔默关于参拜费恩曼的玩笑,现在几乎成了现实,因为如今去参观那个遗物的人们已络绎不绝。而今,除了我从我的加利福尼亚之行带回来的所有照片之外,能够继续激发最大兴趣的就是有关停在帕萨迪纳东部某地一家修理店后面的一辆年久失修的旧大篷车的那些照片。
我不能肯定因为什么费恩曼的大篷车能激发那么多人的兴趣,即便在我分享着一些属于这份热情的东西的时候。但对那些能如此清楚地证明费恩曼的幽默和豪放,并联系着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的东西,得知它们依然存在是令人愉快的。莱顿认为,它是个特别合适的象征品,因为这辆大篷车本身就是费恩曼自由精神的象征,也是研究和发现日常世界的一种工具,同时,那些图案也象征着他对物理世界的探索和欣赏。总而言之,发现的慰藉和认识事物的快乐就是费恩曼的一切。莱顿说他一定会让那辆大篷车停到费恩曼的朋友家里,并设想着总有一天它将成为一个流动的费恩曼展览品的中心物件。如今,听这么一说,像这么一种纪念品,可能连费恩曼也会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