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最早的一条欧亚大道是在北方的草原上。自旧石器时代起，奥瑞纳期文化是从这条大道上流传到西伯利亚——在叶尼塞河上游，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马耳塔地方曾经发现过一个“奥瑞纳期的维纳斯女神雕像”——又从那里传播到中国北部，德日进曾经在甘肃省宁夏附近的水洞沟及陕西北部榆林西南的萨拉乌苏发现过埋葬在第四纪地层中属于奥瑞纳期文化类型的遗物。同样，马德林期文化也似乎同时存在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满洲(多伦诺尔、满洲里、海拉尔)及河北省(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的上层洞中发现有人骨架及装饰品：骨针、有孔的兽牙、骨耳坠、有孔的贝壳、珍珠贝碎片、赭石块)。
在新石器时代，或更确切地说，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草原上的西伯利亚大道还被当作饰有“篦纹”的陶器向亚洲传播的孔道：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上半期，这种彩陶在俄罗斯中部发展起来，并传到西伯利亚的一部分地区，再从那里一步一步地给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以影响。同样，在后一个时代，即公元前二千纪的初期，美丽的螺线纹彩陶大概是由乌克兰经过西伯利亚而传人中国，这种彩陶发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日比科文的施贝尼兹、比萨拉比亚的拜特里尼和摩尔达维亚的摩库特尼；我们看到这种彩陶在中国领土上，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在河南省仰韶村，后来又在甘肃省半山，发扬光大了。总之，根据斯尔格伦的说法，青铜时代首先是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在西伯利亚西部开始的，与此同时，在多瑙河流域也有大的青铜文明(奥尼耶迪兹文明)；但在西伯利亚中部米努辛斯克的青铜时代却只在大约三百年后(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开始的。马克思·罗尔就中国所仿造的西伯利亚西部的手斧和矛头，推论出中国的青铜技术是在这个时代(公元前1400年左右)从西伯利亚传人的。
草原古代史中的重大事件是逐渐风格化的动物纹式艺术的形成，这种艺术极其原始，用之以装饰游牧人民的奢侈品，如在装备或马具上的铜制、银制或金制的小牌子。这些艺术品曾经在库班的迈科普的古墓中发现，那里有明显是受了亚述一巴比伦影响的一个琥珀花瓶和几个金质或银质动物小肖像(公牛、狮子等)。
塔尔格伦把所有这些与中期密诺文化同时代的遗物确定为公元前1600～1500年左右的东西。我们将看到亚述一巴比伦的这种直接的影响继续存在，一直到历史的大时代，即公元前6世纪，在著名的克勒梅斯的手斧上面。
塔尔格伦推测可能从公元前1200年起，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已经开始被一个印欧民族所占领，这个民族是息姆米里人，人们认为属于色雷斯一弗里吉亚人种。他们或者是经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来的”，或者可能原来“就住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芬兰的这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把最近在第聂伯河流域及库班河流域发现的许多古物，至少把其中的一部分，认为是息姆米里人遗物。在那些发现的东西当中，主要有孛罗迪诺的宝藏(公元前1300～1100年左右？)，什切科沃的宝藏与青铜镰刀(公元前1400～1100年左右？)，尼可拉也夫的青铜铸炉(公元前1100年左右？)，阿卜拉莫夫卡的青铜镰刀(公元前1200年左右？)，所有在多瑙河下游及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发现，加上在库班河流域所找到的斯达罗米沙斯托夫斯卡雅的金牌及银牛(公元前1200年左右？)，以及在特勒克河流域发现的皮亚提戈斯克的古冢(公元前1200年左右？)和库班文化初期古冢(纯青铜时代，公元前1200—1000年左右？)。俄罗斯南方的所有这种息姆米里人的艺术又与在干扎一哈喇巴克的外高加索文化有联系，在干扎一哈喇巴克出现过以几何形动物纹式为装饰的美丽的青铜环(它始于公元前1400～1250年间，而迟迟终止于8世纪)；它与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时青铜艺术繁盛的达里什文化亦有联系。
在这个时期，处于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的，公元前1300～1200年左右的，波克罗夫斯克的墓室表明息姆米里人以前或息姆米里人的青铜文明在向突厥斯坦发展。我们在下诺夫哥罗德附近的塞马“宝藏”内看到一种更加低级的黄铜和青铜的，尤其是有孔手斧的文化(公元前1300～800年)。在哈萨克斯坦有一种叫做安德罗诺沃的类似的文化，它发展到米努辛斯克(这种文化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发展成为哈喇苏克的文化)。这是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的初期，它的有孔手斧曾经影响了商朝中国安阳的有孔手斧，它的塞马式的匕首和矛头的扁平刃子，以及它的纯粹是几何图形的装饰，都可说明高加索的动物形象艺术未曾明显地流传到那里。再往北方，在叶尼塞河岸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我们于相当晚时才发现了铜石并用时期的艺术，其中令人注意的是以北方鹿和马为形象的石刻。
公元前1150～950年，息姆米里文化继续发展于黑海北岸。这似乎就是[新]格里戈利也夫斯克的宝藏(有孔青铜手斧)和布格河岸尼可拉也夫的青铜铸炉(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时代。在捷勒克草原上，库班的纯青铜的时代表明它和格鲁吉亚的勒瓦尔文明有趣的联系，这种文明比在草原上的要先进，因为在那里已经有过铁器，它并给了我们以公元前1000～900年左右的奇异的青铜腰带，上面雕刻着以狩猎和耕种为背景的动物及人物的图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在撒马拉与撒拉托夫间的波克罗夫斯克的地方性青铜文化，它继续在这个地区发展着。塔尔格伦认为克瓦林斯克的坟墓是公元前1200～700年间的，他还认为这一文化已经是属于斯基泰人的：伊朗北方的这个民族第一次在欧洲俄罗斯的出现代替了在黑海以北的草原上息姆米里人的统治。
我们看到在公元前900～750年间是息姆米里人的文化的最后阶段。这是在伽里西亚的密哈勒科瓦的宝藏与其著名的金冠的时代，这些文物表现出它和高加索文化与奥地利的霍尔斯塔特文化(公元前800～700年左右？)的联系。这也是在基辅南部高加索文化影响的波德戈尔查宝藏(公元前800年？)的时代。在敖德萨东的科布列沃的有孔青铜斧和一般带有双刃的矛头，就在这时期的俄罗斯南方很盛行(公元前900～700年左右)。此外，息姆米里的青铜文化还曾传人罗马尼亚，影响了在摩尔达维亚的叫做波尔德一里拉斯特罗文化与缪烈文化，以及在瓦拉吉亚的瓦尔多布文化，它还继续影响了匈牙利的青铜时代。应当注意到，塔尔格伦认为在息姆米里人和色雷斯人还停留在青铜时代的时候，东南方的高加索文化与霍尔斯塔特文化(第一阶段，公元前900～700年间)已经处于铁器时代了。此外，就属于斯基泰人前驱的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间的克瓦林斯克文物群言之，它留给我们约公元前900年时的索斯诺瓦雅一马查青铜铸炉，也同样是停留在青铜时代。根据塔尔格伦的意见，在这个时代，公元前1000—500年间，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青铜时代的第二阶段正在发展，那里有过双刃的有孔手斧，装饰在原则上还仅仅是几何形的，但也可以找到几个稀有的动物图形，毫无疑问，这种动物图形是用来装饰匕首把柄的。
我们注意到，俄罗斯草原上的息姆米里人的青铜时代，在它最后的一个阶段，是与两个铁器文化，即奥地利的霍尔斯塔特文化与高加索文化，有联系的。所以，霍尔斯塔特的铁刀子可以在息姆米里人的晚期遗物中，如同在斯基泰人早期遗物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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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著者原序
导言草原与历史
第一章 13世纪前的亚洲高原
第一节 草原上的古代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人
一、古代草原文明
二、斯基泰人
三、斯基泰艺术
四、萨儿马忒人与西伯利亚西部
五、在突厥以前的阿尔泰文化
六、匈奴的起源与匈奴艺术
七、匈奴人的第一次外侵与月氏人的迁徙
八、匈奴最初胜利后的反应和希腊在阿富汗统治的失败
九、匈奴对前汉的斗争和西匈奴的分裂
十、后汉时代中国对匈奴的斗争和南匈奴的分裂
十一、丝绸之路
十二、班超征服塔里木盆地
十三、上古末期与中世纪初期塔里木盆地绿洲上的文明
十四、蒙古地区内被鲜卑所代替的北匈奴
十五、公元4世纪时的大侵寇：华北之被匈奴与鲜卑征服
十六、突厥拓跋氏王国与蠕蠕(柔然)人的蒙古汗国
十七、米努辛斯克的末期文化
十八、匈奴口厌哒族
十九、在欧洲的匈奴人：阿提拉
第二节 中世纪初期：突厥、回纥和契丹
一、突厥帝国
二、突厥帝国的瓦解晒
三、太宗皇帝毁灭东突厥汗国
四、西突厥汗国的瓦解
五、唐初塔里木绿洲上的印欧人
六、唐朝保护国在塔里木盆地上的建立
七、唐朝成为亚洲高原上的主人
八、突厥强盛的末期——默啜可汗
九、阙特勤(Kul—tegin)与默棘连
十、东突厥帝国的毁灭；回纥帝国的开始
十一、唐朝极盛时代：西突厥斯坦的投降
十二、中国与阿拉伯人在帕米尔西部的竞争
十三、中国人在帕米尔(公元747～750年)
十四、唐朝在亚洲高原上统治的失败(公元751年)
十五、回纥部突厥帝国
十六、沙陀突厥人
十七、契丹
十八、女真
第三节 13世纪前的突厥与伊斯兰教
一、10世纪时反抗突厥世界的伊朗外藩：萨曼王朝
二、喀什噶尔与乌浒河外地的突厥化：哈剌罕王朝
三、塞尔柱王朝在突厥历史上的作用
四、桑扎儿算端与乌浒河防线
五、哈喇契丹帝国(西辽)
六、花剌子模帝国
第四节 6至13世纪时的俄罗斯草原
一、阿瓦尔人(蠕蠕)
二、保加利亚人与马札儿人
三、可萨人
四、佩彻涅格人与钦察人
第二章 成吉思汗族蒙古人
第一节 成吉思汗
一、12世纪时的蒙古
二、蒙古人中为了统一的最初尝试
三、成吉思汗的少年时代
四、成吉思汗：克烈部的臣仆
五、成吉思汗与王罕的决裂：克烈部被征服
六、乃蛮部的被征服。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七、成吉思汗皇帝
八、新蒙古帝国：国家与军队
九、成吉思汗征服华北
十、蒙古人征服古代哈喇契丹帝国(西辽)
十一、花剌子模帝国被成吉思汗消灭
十二、哲别与速不台进军波斯与俄罗斯
十三、成吉思汗的晚年
十四、成吉思汗的个性与事业
第二节 成吉思汗的最初三个继承人
一、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将帝国瓜分
二、窝阔台的统治(公元1229～1241年)
三、蒙古毁灭金国
四、蒙古征服波斯西部
五、拔都与速不台在欧洲的远征
六、脱列哥那的摄政(公元1242～1246年)
七、贵由的统治(公元1246～1248年)
八、斡兀立·海迷失的称制
九、蒙哥统治时代(公元1251～1259年)
十、鲁卜鲁乞的旅行
十一、蒙哥侵略宋朝的战争
第三节 忽必烈与中国的蒙古王朝
一、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敌对
二、忽必烈征服宋朝帝国
三、忽必烈对日本、印度支那和爪哇的战争
四、忽必烈反对海都的斗争
五、忽必烈政府：蒙古政策和中国政策
六、忽必烈与其继承人的宗教政策：佛教
七、忽必烈与其继承人的宗教政策：景教
八、马可·波罗的旅行
九、蒙古统治时代中国经济的繁荣
十、蒙古时代的中国天主教
十一、忽必烈的后裔和蒙古人被逐出中原
第四节 察合台王室统治下的突厥斯坦
一、察合台汗国：一般性质与其开端
二、阿鲁忽的统治：察合台王室的解放企图
三、海都宗主权下的察合台汗国
四、察合台汗国的极盛时代：都哇、也先不花和怯伯
五、察合台汗国的分裂：乌浒河外地与莫卧儿斯坦
六、哈思罕艾米尔统治下的乌浒河外地
七、秃黑鲁·帖木儿：察合台汗国领土完整的恢复
第五节 蒙古波斯与旭烈兀王室
一、旭烈兀以前在波斯的蒙古统治：绰儿马罕、拜住和宴只吉带
二、旭烈兀以前在波斯的蒙古统治：阔里吉思与阿儿浑·阿合
三、旭烈兀的统治。阿萨森派的灭亡，巴格达的被征服与哈里发教廷的灭亡
四、旭烈兀对基督教的情感
五、旭烈兀远征叙利亚
六、旭烈兀的晚年
七、阿八哈的统治
八、阿鲁浑的统治
九、列班骚马出使西方
十、海合都与伯都的统治
十一、合赞的统治
十二、完泽笃的统治
十三、不赛因的统治
十四、波斯蒙古汗国的瓦解
第六节 钦察汗国
一、术赤和他的儿子们：金帐汗国、白帐汗国、昔班的兀鲁思
二、拔都与别儿哥
三、那海和脱脱
四、月即别和札你别
五、玛麦与脱脱迷失
第七节 帖木儿
一、帖木儿自蒙古人统治下解放乌浒河外地
二、帖木儿与艾米尔忽辛的斗争
三、乌浒河外地国王帖木儿与帖木儿帝国
四、帖木儿征服花刺子模
五、帖木儿远征莫卧儿斯坦与回纥
六、帖木儿征服伊朗东部
七、帖木儿征服伊朗西部
八、帖木儿与钦察汗国
九、帖木儿远征印度
十、帖木儿与玛麦鲁克人
十一、帖木儿与奥托曼帝国
十二、帖木儿与征服中国的企图
十三、帖木儿的承继者沙合鲁的统治
十四、不赛因
十五、帖木儿王朝的最后诸王
第三章 蒙古人的后裔
第一节 俄罗斯的蒙古人
一、金帐汗国的末期
二、克里米亚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与喀山汗国
第二节 昔班汗的后裔
一、从昔班到阿不海儿
二、摩诃末·昔班尼与乌浒河外地的昔班汗国
三、在阿斯特拉罕汗后裔和曼吉忒人统治下的布哈拉汗国
四、乞瓦汗国
五、浩罕汗国
六、西伯利亚的昔班汗后裔
第三节 察合台王室的后裔
一、帖木儿后莫卧儿斯坦的复兴：歪思汗与也先不花
二、玉努斯和察合台后裔对帖木儿家族的报复
三、察合台后裔被逐至天山以东，帖木儿王朝复兴在喀什噶尔的影响，史学家海达儿·米儿咱
四、察合台王室最后诸汗
五、喀什噶尔的和卓
第四节 15—18世纪时蒙古境内的帝国
一、公元1370年后蒙古境内的混乱
二、斡亦剌部的初期帝国：脱欢与也先台吉
三、成吉思汗后裔的最后一次复辟：达延汗与俺答汗
四、达延帝国的分裂：鄂尔多斯汗国与喀尔喀汗国
五、东蒙古人皈依喇嘛教
六、满族对中国的征服
七、17世纪时的西蒙古人
八、西蒙古人中的民族流动：喀耳木克人的迁徙
九、柴达木与青海的和硕特汗国，西藏教会的保护者
十、绰罗斯王朝统治下的准噶尔王国：巴图尔浑台吉的统治(公元1634～1653年)
十一、噶尔丹的统治(公元1676～1697年)：准噶尔帝国的建立
十二、策妄拉布坦统治下(公元1697～1727年)的准噶尔帝国
十三、噶尔丹策零的统治(公元1727一1745年)
十四、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准噶尔部并入清帝国
十五、西蒙古人的厄运
十六、喀什噶尔并人清帝国
附录：
一、著者参考书目
二、草原上的动物形象艺术
三、草原艺术素描
一、古代草原文明
我们先介绍原著者的简历，然后谈本书内容，以及与本书第二章有关的东西方史料和专门研究。
勒尼·格鲁塞(1885—1952年)教授为现代法国研究亚洲史的学界泰斗，生平著述甚富。就译者所知，他于1921—1922年时即出版了一部巨著《亚洲史》；于1929年发表《远东史》，获得法国铭文学院的茹理安奖金。该书中的蒙古帝国史部分已由冯承钧氏译成汉文(《蒙古史略》1933年)；同年，又发表《在佛陀的遗迹上》一书，受到法兰西学院的褒奖；1929。1930年，他出版《东方文明史》，包括近东、印度、中国、中亚细亚与日本。次年，该书即被菲利普斯译成英文；1931年，他的《印度诸派哲学》问世；1936年，他出版《十字军战争史》获得法兰西学院与法国铭文学院的两种奖金；《草原帝国》是一部通史性的著作，于1939年出版，在作者去世后已再版了两次。1946年，该书被日本蒙古史学者俊藤十三雄译成日文《亚细亚游牧民族史》；1941年，他的《蒙古帝国史》出版，书内叙述历史是自成吉思汗的先世至忽必烈于1294年死时为止。这是一部归纳了东西方史料的杰作，读者们对它期待已经很久了；1951年，在作者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完成了《中国和它的艺术》一书，书内充满对我国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赞扬和推崇。
此外，格鲁塞教授写过几种通俗化的小册子如《亚洲与历史》，和一些短篇论文与书评。除从事于东方历史著作外，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亦不遗余力。在法国出版的几种艺术史丛书内常有其论文或序言。在他的晚年，他主持出版了彩色影印的东方古画选集数册。
他是法国巴黎东方文物馆的馆长，鲁佛皇宫学校与东方语言学校的历史教授，亚洲学会的秘书长。在1946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此外，他还兼任法国地理学会、作家协会，以及英、比、荷、瑞士等国的学术团体的名誉会长、顾问、理事等职。
我们介绍这部法国资产阶级东方史学家格鲁塞的作品，目的在于明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高原古代游牧民族历史研究的成果与动向。至于作者的史学观点及其对原始史料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则并非我们所同意的。作者完成这部著作前曾耗费了多年的心血，参考了不少的史料和专门研究。他综合地利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在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与东方学方面的最新的成就。因此，使人感到他这部著作在题材上很新颖，在内容上很丰富，是一部西方近几十年来在突厥一蒙古民族史学方面研究的总结。
顾名思义，《草原帝国》是一部古代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通史。全书以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与王朝为纲，将它们的兴亡以纪事本末体的方法系统地介绍给读者。史实是繁多的，因为这部通史所涉及的空间甚广，从日本海到法国中部，时间甚长，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后18世纪中叶。作者还在《草原帝国》的大标题下提出三个英雄人物：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成吉思汗是我们熟知的，但阿提拉是个古代汉文史书上不曾有过的名字；至于帖木儿他曾与明朝于公元1387～1405年间有过外交使节上的来往，但《明史》对他在西方建立的帝国和他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则一无所知。
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只不过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以外建立了大帝国的代表，其只在草原上东奔西驰，南征北战，思图摹仿他们的行为的人物何止数十百人。格鲁塞对这三个大帝国的创立者作了详细的传记，但对其他在草原上建立王国的好汉们也并不忽略地一一叙述了他们的来历，分析了他们之所以失败和成功的原因。作者反对个人崇拜，他认为这些创建伟大帝国的人物，或者只称霸于一方的酋长们，都不过是时代和环境的产儿。作者甚至是个机械唯物论者，他说游牧民族的迁徙、远征、侵略邻国，都是受制于“自然法则”的结果。
全书共分三章，在比例上很不均匀。第一章阐述第13世纪前的亚洲高原，大约从公元前1000年起以迄公元后第12世纪，二千多年的历史只占原书212页。第二章的内容为成吉思汗族蒙古人，即一般所谓蒙古帝国史，它占原书303页，约当全书的一大半，但所叙述的历史则只有三四百年，自12世纪中叶至15世纪末。第三章是写从16世纪初至1759年间的历史，只占原书85页。所以，蒙古帝国史在全书中占了重要的位置。这并不奇怪，因为威慑过欧亚二大陆的蒙古帝国在今日史学界仍被看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对象，它牵涉的范围比有史以来的任何帝国为广。
西方史学界的蒙古帝国史学还在发展之中，它不似中国元史学那样狭隘，元史学只不过是蒙古帝国史学的一小部分。当然，蒙古帝国史又和蒙古民族史不同，而蒙古民族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蒙古民族是指在历史上所有“鞑靼”民族，它包括阿尔泰语系的突厥一蒙古诸部落民族；狭义的蒙古民族则只指围绕着戈壁大沙漠，从阿尔泰山到黑龙江流域间讲说蒙古语的民族。事实上，民族也不过是一种历史范畴，它并非永恒不变的，它的构成因素、血统、语言、信仰、生活方式等，是在不断地改变着。蒙古帝国内各汗国的上层构成分子不只是真正的蒙古人，他们可统名之谓突厥一蒙古人，而且后期蒙古帝国的创立者帖木儿，已是个纯粹的突厥人。
《草原帝国》是世界通史性的，它不拘于一国，也不限于一个民族。一般通史要叙述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的内容。在《草原帝国》内有较多的篇幅记载王朝的更迭，统治阶级间的矛盾，封建领主们互相撕杀和循环报复等。在经济方面，作者重点地分析游牧人民的共同性，说他们与邻居农业国家的关系主要不是表现在和平时期的交易，而是在战争时期的掠夺。在论述文化方面，作者的见解是新颖的。他的草原艺术论将里海沿岸的斯基泰艺术与河套的鄂尔多斯艺术联接起来，以说明古代草原文化的同一性。他强调希腊文明在中亚细亚的影响，他证实景教、佛教与伊斯兰教先后在中亚细亚建立过教会区。他还特别提到蒙古帝国对开辟欧亚孔道和东西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这是一部研究蒙古帝国史学者们所必需的参考书。在内容上它比多桑与霍渥尔斯的书丰富和完备，它不似多桑的书仅局限于伊儿汗国和霍渥尔斯的书仅完成了蒙古帝国史的一部。格鲁塞利用了多桑与霍渥尔斯所没有见到的新发现的史料和现代东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草原帝国》并不是一部断代的蒙古帝国史，它是一部亚洲北方游牧民族的通史。在它以前，已有过类似的著作，例如巴克尔的《鞑靼千年史》(伦敦，1895年版，向达等译，1937年版)和德格涅的《中国北方各族即自公元前至今日的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巴黎，1756年版)，但和《草原帝国》比较一下则不只显得它们的陈旧，而且在内容的丰富方面也是相形见绌。
最后，我们还应特别指出一点，即这部书的内容有许多部分和我国少数民族史有关。在每一个朝代，少数民族都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少数民族又曾在西方建立过较大的帝国，与西方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的关系。我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们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和交通的不便等原因，只记载下来了这些少数民族在东方活动的一面，其在西方活动的一面还要凭借西方历史学家们的著述。
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来斟酌人名、地名的准确译音，但到最后还是感到不满意，真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草原帝国》一书，大约有二千五百多个人名、地名，其中有的是属于欧洲的，有的是属于亚洲西部、中亚细亚和印度的，有的是属于我国境内少数民族的。现在，大部分的译音已渐归于统一，还有少量的译音是随著者不同而有异。用欧洲文字翻译东方各国人名、地名时，不但会因字母不同而产生变异，即在同一文字中同一东方名字也有不同的拼音。所以，译音的不统一是不足为奇的。在古代地理名词中，常有因时代的不同而译为不同的名字的。何况，地名往往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变更。
过去，学者们对《元史》感到不满意，其名词的前后不一致实为大病之一。清代史学界致力于《元史》的改造者不乏其人，对该书中存在的人名和地名译音尤多方加以考证。然汉文译音若无其他文字拼音与之对照，则仍不能臻至善之境。1781年，乾隆帝敕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以满文字母将三史内非汉语名词的译音一一拼出，因而明朗化了不少专门名词的译音来源和原文意义。
当然，在各民族语言中，有习惯以某些特殊称谓作为人的命名，因而会出现一些人名相同的历史人物。清代史学家魏源(1794～1856年)在他的《元史新编》里作了一个蒙古人名的统计，说在“元史”里有124人叫作帖木儿，15个人叫作脱脱，10个叫作不花，9个人叫作伯颜。所以，在遇到两个以上同名的历史人物时就不免会发生混淆。在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帖木儿帝国的创始人帖木儿，这个名字极通用于突厥和蒙古人中间。为了把他和其他的帖木儿加以区别，本书著者格鲁塞采用了他的讹名达米尔兰(Tamerlan，来自Timour Lenk)。但是，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鉴于《明史》曾屡次提到他的原名“帖木儿”，我们也就遵循了这个传统的译法。
在旧元史学中，译名约有四种来源：魏源、洪钧、柯劭态等多本自《亲征录》；屠寄则多本自《蒙古秘史》；宋濂等编纂的旧《元史》和修改了旧《元史》译音的清朝乾隆版殿本《元史》。四者译音有时区别很大，我们采用了其中比较通用而与蒙古语原音又甚相近者。
地名译音对历史学的重要性并不下于人名译音。所以洪钧在他的《元史译文证补·西域古地考》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二卷，屠寄在他的《蒙兀儿史记》里有“西北三藩地通释”一卷，施世杰还专门为《蒙古秘史》作了“山川地名考”十二卷，丁谦作了“地名考证”十五卷。清代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与近人冯承钧氏的《西域地名》是研究中亚细亚古代地名的很好参考书。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对外国地名尽量采用现在通行的译名，如克鲁伦河而非《元史》上的怯绿连河或胪朐河，鄂嫩河又非《秘史》上的斡难河。如果古今名称不同而原著者有意识地写作古代名称时，我们则以汉文古史中的译名代之，例如阿姆河是现代名称，而乌浒河则为古代名称。在中亚细亚还有许多古代城市现在已经变成了废墟，我们当采用古代历史上的译名。
在这里，我特别提出“乌浒河外地”的名称问题，原著者以“乌浒河外地”代替“索格底安那”，但有时也偶然提到这后一名称。这两个名称都很古老。前者出自古希腊地理书，译文为“乌浒河以外地方”。据希腊学者解释，该地包括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全部地区，即相当于西辽所建“河中府”辖地。波斯地理学者所称“索格底安那”则只限于阿姆河以北的泽拉夫善河流域。至于索格底安那是否即是中国古史上的康居、粟特、粟弋和贵霜等，其地理范围是否相同，则东西方学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格鲁塞的采用Transoxiane，而非Sogdianc，似亦有意在避免地理名词上的误会。译者将该名称直译其意而不译其音，所以避免给读者以生殊之感耳。 由于《草原帝国》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蒙古帝国史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概括地介绍一下关于蒙古帝国的中外史料和史学家们的专门论著。
蒙古帝国开创时的原始史料在中国所传者为《蒙古秘史》与《皇元圣武亲征录》二种，在西方所传者为《金册》。其实，三书同出一源，即《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此书原本为回纥字蒙文，在成吉思汗生时已撰修十卷，后于1240年又续二卷。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始将它译成汉文，改名为《元朝秘史》。在这以前六七年间，元仁宗曾诏令察罕译《脱必赤颜》的一种修正本为《圣武开天记》，即《圣武亲征录》的前身。清代史学家钱大昕(1728～1804年)自《永乐大典》中钞出汉字蒙音与汉语对照的《元朝秘史》，实为元史学上的一大发现，因直至该时，《秘史》藏于禁中不传于外。其后李文田(1834～1895年)参考六七种典籍为该书作了笺注。《圣武亲征录》一卷亦为钱大昕自《四库提要》所钞出者，后经张穆(1805～1849年)与何秋涛(1824～1862年)二人详加校雠。
《元朝秘史》于1866年为俄国传教士帕雷底阿斯(1817—1879年)译为俄文，书名改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传说》。该传教士又于1877年将《皇元圣武亲征录》译出，书名为《关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国故事》。此后，即未闻该书有其他欧洲文字的译本。直至1941年，苏联始出版了郭增的新译本，书名为《秘史，1940年作的蒙古编年史》。1947年，蒙古达木丁苏伦出版了蒙古文的《蒙古秘史》。1948年，德国海涅士出版了德译本《蒙古秘史》。
《金册》是较《秘史》晚出的译本。《秘史》直接译自“脱必赤颜”的原始本。《金册》所根据的修本则凡稍涉皇帝忌讳者皆删除之。可惜，这部藏于秘室和由大臣守护的“金匮副本”早已失传了，现在我们只能就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哀丁的《史集》以窥测《金册》的内容之一斑。
拉施特哀丁于1310～1311年间写成《史集》，共分四编：第一编题名献给合赞汗的历史，除序文外包括突厥及蒙古诸族的历史、区分、谱系、家系、口碑等；第二编叙述成吉思汗，其先世及后代的历史，在中国止于铁木耳(成宗)朝，即1294年，在波斯止于合赞汗朝，即1304年；第三编记载古代西方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及伊斯兰教以前的波斯古代诸王史；第四编内容更为丰富，自穆罕默德创教至1258年蒙古人讨灭哈里发王朝，并涉及中国、印度、法兰克人、基督教与佛教历史。《史集》于1836年由法国嘉特迈尔译为法文，唯只出版了第一册，题名《拉施特以波斯文写成的波斯蒙古史》。该书内容有导言84页，序论146页，译文与原文合璧计423页，但仅包括旭烈兀汗一朝政事。俄国贝勒津于1858、1861、1865、1888年陆续发表了俄文译本，即《编年史集蒙古史》(见《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著作报告》第5、7、13、15卷内)。但其所译亦只是该书的一小部分，即《突厥与蒙古部族考》与《成吉思汗本纪》二章。该译本1946年由苏联科学院再版。1952年又有斯米尔诺娃的俄文新译本出版(仅为《史集》第一册)。《史集》的其他部分的外文翻译有：哈木耳一普尔斯达耳的德文译“中国”一章，克拉普罗特的法文译“中国”一章，哀特曼的德文译《突厥·鞑靼及蒙古部族考》，1841年加安的法文译本《法兰克人史》。就拉施特哀丁的《史集》作总括的研究者，应首推法国布洛舍。他于1910年出版了《拉施特史集导论》(1910年荷兰莱顿版)。除拉施特哀丁的《史集》外，关于蒙古帝国的波斯文与阿拉伯文史书尚有《世界征服者史》、《瓦萨夫书》、《史记全编》与“扎阑丁算端传”。
在汉文典籍中，除《蒙古秘史》与《皇元圣征录》外，关于蒙古帝国创立时的史料还有彭大雅与徐霆合著的《黑鞑事略》，孟拱的《蒙鞑备录》和陶宗仪的《辍耕录》。《元史》当然是一部更重要的著作，它是由宋濂、王神等共同编修的。《元史》所根据的主要是于洪武二年(1369年)获得的《元十三朝实录》与《经世大典》，其顺帝一朝因无实录，遂由欧阳佑等在北平采访遗事以补充之。在编修过程中，二次开局，前后不过十四个月，仓促成书，舛驳罅漏在所不免，计本纪47卷，志53卷，表6卷，列传97卷。当时人如顾炎武、朱彝尊、徐一夔等即对其加以非议，谓其事迹不详，体例不合，文字不校。然《元史》仍不失为一部史料丰富的大型著作，它可与波斯拉施特哀丁的《史集》相辉映。西方学者对《元史》的研究亦为时甚早。法国汉学家宋君荣(1689～1759年)于1739年出版《元史》的部分翻译： 缄吉思汗及中国的蒙古诸王史》。俄国东方学者夏真特(1777～1853年)于1829年自《元史》译出《蒙古最初四汗史》。
将纪传体《元史》改编为其他类型史书者有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4卷)与邵远平的《元史类编》(42卷)。其后，汪辉祖著《元史本证》(50卷)，分证误、证遗、证名三部分，是纯粹对《元史》的考据学。清中叶后，魏源(1794～1856年)著《元史新编》(95卷)，曾廉著《元书》(102卷)，二者皆有倾向超出元朝一代史的范围，但史料仍局限于汉文典籍。清季，洪钧(1840～1893年)自西文译出有关蒙古帝国史文献若干篇，题名《元史译文证补》(虚目30卷，实存20卷)，所以证汉文史料所未确者，与亦中国所未闻者。于是《元史》研究者始知其国外有大宗与蒙古帝国有关的史料。洪钧列举其所参考《西域书目》于卷首，其实他并未直接参考所列各书，其所译者大部出自俄、法、英、德文著作。按洪钧出使欧洲时在1887～1890年间，至俄国后即获得拉施特哀丁原著，但不能通晓，后多方购求多桑著作不可得，乃先自英人霍渥尔斯与德人华而甫的书试译之，继而发现多桑著作于德国皇家图书馆。洪钧还参考了德人哈木耳、普尔斯达耳的书与波斯史学家术外尼著作西文译本。其所作“驸马帖木耳补传”则本自《东罗马书》，不知其所指为何书。在他编写《太祖(成吉思汗)本纪译证》时，参考了俄人贝勒津所译《史集》。洪钧死时《元史译文证补》尚未付印，后由沈曾植与陆润庠于1897年刊行之。
洪钧的书为元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步其后尘者则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160卷)。作者“以不囿有元一代”标榜，其批评魏源谓“身未出长城一步，其所勘订不外旧籍”，非难洪钧谓“所据皆百年前之西书，故其说地，东略而西详”。但作者自己却宣扬曾“从事关东五年，往来蒙兀草地数四”，说他因参加《大清会典》撰修工作而充任黑龙江舆图局主任，“故于蒙兀初起用兵及东道诸王公地，一山一水，皆能知其古地今名，分注纪俾中，大足补洪、魏二家之阙误”。所惜者，屠寄亦不谙外文，他所参考的西文著作是由他的两个儿子孝实与孝宦分别译出的。
元史学至柯劭忞(1850～1931年)的《新元史》(257卷)，可谓集其大成。其中有采自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氏族志》)与魏源者，有得之于何秋涛(《圣武亲征录校正》)与李文田(《元朝秘史注》)者，有录自洪钧与屠寄者。凡洪钧所译列传皆照录全文。柯氏编写《新元史》费时四十余年，于1922年出版，其中本纪26卷，表7卷，志70卷，列传154卷，外附目录一卷。作者参考过何种西文著作无从得知，但其将西域三宗藩的后裔胪列清疏则远胜洪、屠二氏书中的有目无篇。柯氏的书完全仿断代史的体例，以元朝一代为范围，非如屠氏企图撰修蒙古帝国史或蒙古民族史也。
当中国元史界洞悉波斯文与阿拉伯文史料后，苦无完善的译本足供参考，不得已遂求诸欧洲文字的著作，其中以多桑与霍渥尔斯的书为最重要者。瑞典人多桑(1780～1855年)于1834年开始出版其所著《蒙古史，自成吉思汗迄帖木儿别或达米尔兰》，至1852年，该书全部出版，共分七卷：成吉思汗本纪；自窝阔台汗至蒙哥汗；自忽必烈至托欢帖木儿(元顺帝)；蒙古征服波斯与美索不达尼亚；自阿尔哈汗的统治至阿鲁浑的叛乱；自阿鲁浑的即位至哈赞汗的统治；完泽笃不赛因等汗的统治与帖木儿的出现。多桑书曾是西方研究蒙古帝国史的权威著作。该书的前三卷于1909年由中萃一郎译为日文。我国学者冯承钧氏于1934一1935年先后翻译出版其全部，这一译本对我国元史学与蒙古民族史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霍渥尔斯于1876～1888年间陆续出版《从第9世纪至19世纪的蒙古史》。其第一编为《蒙古本部部族与喀耳木克人》记载蒙古先世、种族源流、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与蒙哥等四汗兼并各部之事，以及忽必烈以后诸汗等；第二编为《在俄罗斯与中亚细亚的所谓鞑靼》；第三编为《在波斯的蒙古人》；第四编为《补续与引得》。作者未曾完成的其他两个部分是察合台汗国史与帖木儿(达米尔兰)汗国史。就这部书的范围言之，它并不拘限于蒙古帝国，而是一部广泛的蒙古民族史；就其资料的丰富言之，它较多桑书所包涵的为多。所惜者，作者未能将察合台汗国史与后期蒙古帝国史完成。
多桑偏重蒙古帝国史，而霍渥尔斯则以蒙古民族史为内容，二者虽各有所取，但今日读者皆感觉二书甚为陈旧和缺漏。在现代法国史学界合作出版的《世界史》丛书内，有“草原帝国”著者格鲁塞作《前期蒙古帝国》(1941年版)与布洼著《后期蒙古帝国》(1927年版。冯承钧氏中文译为《帖木儿帝国》，1935年版)。格鲁塞在其书内偏重史料，特别是《元朝秘史》的注释，末附对《圣武亲征录》内容的鉴定。书分五章：1．成吉思汗前的蒙古；2．蒙古王国的形成；3．蒙古帝国的建立；4．蒙古帝国的转变(终止于忽必烈对海都斗争的胜利，1301年)；5．蒙古征服的总结(是著者对蒙古帝国的评价，亦是全书最精彩的所在)。这本书还附录有《世界史》丛书主编卡外纳克的蒙古各汗国简史：中国、察合台汗国与印度、波斯汗国、俄罗斯汗国、欧洲等，所以补格鲁塞未曾叙述的部分。布洼著“后期蒙古帝国”亦着重于史料的介绍，惟不似格鲁塞的过分强调考据学。该书内容包括：帖木儿本纪(1336～1405年)、帖木儿后裔(1405～1502年)、巴拜儿与印度的蒙古王朝(1526～1857年)、花刺子模诸王子(基发国汗王)等四部分。《世界史》丛书内这二部《蒙古帝国》在考证方面胜过《草原帝国》一书，但在“前期”与“后期”间失去衔接，非如后一书的能贯串“前”“后”为一整体。在蒙古帝国史实的叙述上，《草原帝国》则较此二书为详，而其内容范围又不只包括蒙古帝国。
以上所述乃近百年来西人研究蒙古帝国史学的主要论著，但彼等在此方面的成就尚有史料的汇集与专题探讨之二途。在史料汇集方面，就常引征者言之则有下列数种。白莱脱胥乃德于1887年后陆续出版了《中世纪东西史料研究对自第13世纪至17世纪时中亚与西亚的地理与历史的认识》。该书分为四编：第一编为元代西游诸家的记载，即耶律楚材的《西游录》(1219年)；乌古孙的《北使记》(1200年)；长春真人的《西游记》(1221～1224年)；刘郁常德的《西使记》(1259年)，与耶律希亮的《避难西域记》(1260～1263年)。第二编为元代亚洲西部诸民族及中国史书纪元初西征事迹考证。第三编为《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及《元史》地理志西北地考证。第四编为明初中国与中亚的交涉、《明史》西域传及《大明一统志》的西域传考证。《亚美尼亚文史料中的蒙古史》，分二册，于1873—1874年由巴特柯诺夫汇集和翻译。其第一册包括瓦尔丹、奥比里安与三帕德的著作选文；第二册包括杞刺可司·干札克的历史著作。《关于金帐汗国历史的文献集》是由铁森加乌增编译的。作者原计划出版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史料二种，在生前只完成了前一种。其第一册于1884．年出版，第二册于他死后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部整理，在1941年才行问世。
十字军战役与蒙古帝国几乎是同时代的。十字军史的作家们对蒙古帝国的历史记载颇详，所以十字军史料亦为研究蒙古帝国史时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十字军史历史家作品集》为法国铭文学院于1841～1906年间分十六巨册陆续出版的。书分五编：1．西方历史家(5册)；2．法兰克人法典(2册)；3．东方历史家(5册)；4．希腊历史家(2册)；5．亚美尼亚文献(2册)。
德国蒙古学家史密德于1829年在彼得堡出版蒙文《蒙古源流》的德文译本，书名为《东蒙古人与他们的王室的历史》。《蒙古源流》8卷，原为内蒙古鄂尔多斯人萨囊彻辰台吉于1662年时所著，1777年乾隆帝敕译为汉文。该书以佛教为纲，叙述15～16世纪蒙古诸汗的起源，蒙古诸汗与其他各汗、各封建主的关系，以及封建制度等。1955年，德国学者海涅士根据在库伦新发现的手抄本将萨囊彻辰书译为德文(柏林版)。次年，在美国的剑桥由田金波翻译出版英文本，书名为《宝贝史，蒙古编年》。在17世纪，与《蒙古源流》同时流传的还有《黄金史》，其内容与前一书大致相同。在1858年时，该书被冈波也夫译为俄文，书名为《黄金史，蒙古编年》。这部史书在近几年内有两个英文译本出版：一是在美国的剑桥由田金波于1952年翻译出版的《黄金史，蒙古族简史》；一是在1955年德国维斯巴登出版的由鲍登翻译的《黄金史，蒙古编年》。
当在中国内蒙古受佛教影响的《蒙古源流》问世时，在中亚细亚受伊斯兰教影响的《突厥世系传记》，由基发汗国王、蒙古遗族阿不合乞八哈都儿(1605～1665年)于1663～1665年间完成。这部书共分九卷：1．自亚当创世至蒙古汗；2．自蒙古汗至成吉思汗；3．成吉思汗；4．窝阔台及其后裔；5．察合台及其后裔；6．拖雷及其后裔；7．术赤及其后裔；8．在乌浒河外地、克里米亚、哈萨克与都兰的昔班汗的后裔；9．在花剌子模的昔班汗的后裔。1854年，俄国学者萨布洛柯夫将其译为俄文，书名易为《突厥族源流》。其后，1871～1874年，该书由法国学者戴美桑分二册译为法文在彼得堡出版，书名为《蒙古与鞑靼民族史》。
关于蒙古帝国史中某一些方面的专题研究，有下列几种最重要的著作：哈默尔·博格斯达尔的《钦察金帐汗国史》(1840年，布达佩斯)；格勒柯夫与雅序博夫斯基的《金帐汗国及其灭亡》(1950年，列宁格勒一莫斯科)；斯普列尔的《在伊朗的蒙古人》(1939年，莱比锡)、《蒙古时代》(1953年，莱顿)；巴托尔德的《蒙古侵略下的突厥斯坦》(1898～1900年，彼得堡)；符拉基米佐夫的《蒙古社会组织，蒙古游牧封建制度》(1928～1934年，莫斯科)。
以上所谈可能是些多余的话，只不过介绍了一部分较为生疏的外文著作，并向我国读者谈到了著者简历、书内大意，以及翻译上的问题。至于后一部分史料和史书的列举，即希望补充原书应具备而缺漏的参考书目，也希望明确在这方面过去研究的情况并烘托出本书的学术价值。译者在巴黎时曾亲聆格鲁塞教授的《远东史》讲课，初未料及能在十数年后有将其著作之一译成汉文之举。惟译者知识有限，推敲乏术，离“信、达、雅”之道甚远。尚望海内史学界与翻译专家不吝赐教，以便日后有所遵循。
本书能顺利出版，是和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们热情的帮助，辛勤的劳动分不开的。地图的绘制得到青海省文化厅文物处的资助和考古研究所的支持，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魏英邦
一九八七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