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威，1952年8月北京八中高中毕业后留校当教师；1956年8月创建北京七十六中；1959年8月调任丰台一中校长；1969年2月下放丰台南苑乡插队；1971年返城任北京十二中校长；1982年任丰台教育局长，在教育战线工作32年；1984年9月调任丰台区委副书记，1986年3月正式选为丰台区区长，连任8年区长；1987年选为中共北京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期间于1987年和1992年选为北京市第九届和第十届人大代表；1993年任区委书记，当年选为北京市政协第八届委员。李秀平整理的这本《从教师到区委书记（原丰台区委书记李英威回忆录）》记录的就是李英威书记四十六年的工作历程。

李秀平整理的这本《从教师到区委书记（原丰台区委书记李英威回忆录）》记录了原丰台区区委书记李英威46年的工作历程，他的一生，几乎全部是在丰台这片沃土上和丰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朝夕相处、共同奋斗一起走过来的。本书真实生动地勾画了李英威46年职业生涯的三条线——教育人生、任人唯贤、当官走群众路线，通过李英威丰富的人生可以阅读出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丰台，而通过丰台这个“点”，也可以进一步读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北京和中国。这本书为的是揭开尘封的记忆，铭记过去艰苦奋斗的历程，激励后人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不懈追求的奋斗精神。

序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一、求学之路，星夜离开故乡到了京城

 少小被迫离家

 13岁起，求学北京

 一言难尽的1949年

 “服从组织”留校任教

二、教书育人，精彩曲折的32个年华

 19岁时，留在北京八中任教

 23岁那年，创建一所新中学

 在丰台一中遭遇“文革”

 北京十二中，大展宏图的岁月

 30年教育生涯中的三点感悟

 附：陶西平同志回忆片段

三、方庄，丰台城市化的第一个脚印

 与方庄的缘分

 和张百发副市长一起工作

 方庄，明星一样的方庄

 经营“食街”，差点告了国家体委

 回望方庄，收藏一份永恒记忆

四、丰台大桥的前世今生

 亚运会前，再见老桥

 “桥南”是个“旧社会”

 修桥还差500万

 大桥修好之后

 “桥南”代表的选票

 附：李英威1991年度述职报告

五、“蹦一蹦”得来的丰台体育中心

 亚运会要开了

 推翻棒球场项目

 为了钱，“三追”张百发

 为了政策，“四等”张百发

 建了一个“小亚运村”

 附：“李改革”眼中的“李开放”

六、从无到有，西客站南广场的诞生

 西客站，“八五”项目

 为开辟南广场献出110亩土地

 莲花池公园“挤进”西客站项目

 南广场带来的发展机遇

 20年后抚今追昔透露“秘密”

七、世界公园，圆了国人的出国梦

 丰台要建“小人国”

 从50亩到780亩

 大师的舞台

 项目差点搁浅

 一处“干净”的工程

 开“银企合作”先河

 与“世界之窗”比拼速度

 开园盛况

八、科技园区，让丰台进入知识经济时代

 1988年，丰台的科技春天

 7万多名工程师的“人才家底”

 一次震撼人心的“串门”

 继续发扬“孙子”精神

 建设中的一场“拆迁风暴”

 为丰台经济腾飞插上翅膀

 附：李毓福和今日“榆构”

九、怡海花园，楼盘和名校的成功姻缘

 香港招商，结识王小姐

 三年漫长的“准备期”

 三个垃圾坑的巧妙利用

 开创楼盘和名校联姻模式

 突破体制的怡海教育集团

十、大红门，服装王国的缔造史

 果园村里的“浙江村”

 47个大院的倒掉

 共建京温大厦，从驱逐到共处

 北京人的大红门时代

 CBC，今日大红门

 附：“陈重才这个人，我们当年用对了”

十一、王佐，丰台的欧洲小镇

 为王佐找水

 为王佐找带头人

 三请吴恒出山

 为王佐修路

 王佐发生巨变

 一个欧洲小镇的诞生

 附：为大自然疗伤的吴恒

十二、新发地，菜篮子工程变迁记

 老办法不行了

 花乡放弃了当家菜

 海淀的大钟寺和丰台的岳各庄

 新发地的发展路径

 新发地的新图景

 附：张玉玺在2013年博鳌论坛的发言

十三、草桥，一花一世界

 美丽事业的近千年传承

 草桥村的新起点

 王茂春时代

 草桥的美丽图景

 从奥运颁奖鲜花到园博园……

十四、涵养税源，从三资企业到纳税大户

 23杯白酒与第一家三资企业

 一家大型国企落户丰台始末

十五、绿色经济之路，从丰台花园到北京园博园

 改革开放，从栽树做起

 丰台花园风波

 从荒山到4A景区的北宫森林公园

 从鹰山公园到北京园博园

十六、依法治区，从崔大庆烈士牺牲后说起

 崔大庆烈士牺牲之后

 “一五普法”，将全国先进单位收归丰台

 身为区长，对公检法不干预、不护犊、多支持

十七、人才工程，所提拔官员无一“倒下”

 任人唯贤，陶西平等人的成长路

 一张培养年轻干部的蓝图

 杨宗奎，一个爱“放炮”的搭档

 与用人有关的230多条意见

 一份干干净净的干部名单

十八、由官转民，离开领导岗位之后

 转弯子，退休后的第一个春节

 “保八争九、上不封顶”的目标

 发挥余热，为丰台区建设添砖加瓦

 附：和老书记在一起的日子

 找事儿干，和丰台区的一世情缘

后记一 京官难当吗？

后记二 回忆录诞生记

后记三 一次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

1949年这个年份，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对李英威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在亲历解放军入城仪式和加入青年团之后，他迎来了自己初中毕业典礼。在完成人团仪式之后，李英威和他的同学们立刻进入了初中毕业前的繁忙时刻。在迎接毕业中考的同时，他们还要在就业和升高中之间做出选择。在这个人生十字路口，李英威选择了读高中。

由于对母校深怀感情，在升高中考试时，李英威继续报考了北京八中并被录取（原北平八中）。

在李英威升人北京八中读高中的时候，这所学校已经搬到了府右街。作为北京市第一批团员之一的李英威一升人高中读书，便被学校安排去做团组织的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服从组织决定”成了他一生的行为准则。

在高中新学年开学不久的1949年8月，公安干校招生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八中。李英威见不少同学报了名，也想报名。但是，北京八中的校长对他说：“你不能去，你得留在学校做团的工作。”如今，那些当年进入公安干校的同学都是离休干部，李英威每次和他们见面都会为当年没能和他们同行而有所遗憾。

公安干校招生一事过去不久，又有一次参加“南下”的报名活动的机会。李英威和他的热血沸腾的同学们，几乎全部报了名。但是，与上一次一样，李英威再一次服从学校的安排留在了北京八中。

1949年暑假，对李英威来说是一段终生难忘的时光。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各个学校要组织学生建立歌舞团队。整个暑假，李英威都在为此奔忙。他虽然自称“五音不全”不会唱歌，但是作为北京八中的学生负责人，他在北京八中和北京女子一中的学生中组织起了一支合唱团。那时，因为他的二哥已经失业，李英威的经济来源出现困难。他记得，那些日子“每天只能买两个棒子面的贴饼子充饥”，有时实在没钱“还真得饿一天”。一个暑假下来，他的身体“累垮了”。  到了1949年9月的时候，国庆大典庆祝活动进入倒计时阶段。此时，李英威的身体却每况愈下。9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上吐下泻，“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发展到后来，他瘦成了一副皮包骨的模样。

作为带队的学生领导，李英威没法带领学生去参加开国大典游行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联欢活动了。但是，重病在身的他选择了带病护校。那时，北京八中所在的府右街与中共中央的办公地中南海是近邻，心怀不满的国民党三青团残余分子经常从北京八中的围墙里往中南海院内扔石头。为了阻止这类破坏活动，党支部让李英威和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教职工留在北京八中院内保护学校的安全。由于无力站立行走，他搬了两床被子铺在校园内的椅子上，躺着、靠着参与护校。

开国大典结束后，李英威的病情愈加严重。10月1日下午，学校领导派人紧急把他送到位于西城区绒线胡同的北京第二医院接受治疗。他人院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10月2日，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并让学校为他准备后事。听到这一消息后，北京八中的朱学校长非常着急。情急之下，他派人把李英威送回了山西的家中。

16岁的李英威此次带着重病回家，是他自1946年3月那个漆黑的夜晚匆匆离开家园三年多之后，第一次重返故里。

回到山西之后，李英威的父亲赶忙带着儿子到县城里找一位老中医求医，他的母亲则煮小米粥为儿子调养。在吃了老中医开的6包“龟苓集”药粉并喝小米粥调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1950年春节过后，身体恢复如初的李英威“赶紧回到了学校”。

“我离开家三年多了，可能是回家一见到我的父母心里头高兴。这心里头一高兴，病也就好多了。”在年近八旬时，他忆及当年的经历时调侃道。在内心深处，他认定是北京八中的校长送他回家之举挽救了自己的生命。为此，从恢复健康时起直到如今，他用一生的时光对老校长表达感恩之情。

李英威在北京八中读书时，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1939年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在北京八中担任一段时间校长之后，他于1955年作为一名专家到了越南工作。从越南回国之后，他担任了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一职。从那时起，每年春节，李英威都要登门看望老校长，这一习惯一坚持就是几十年。在2012年8月19日入党60周年纪念日那天，李英威特意去看望了年已96岁的老校长。他告诉对方：“我今天特意来看望您，一方面感谢您救了我的命，另一方面感谢您给了我新的政治生命。这么多年来，您当年对我的教育，我是铭记在心的。”告别时，他特意和老校长合了一个影。

P7－9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2013年5月18日这天，我整整80岁了。

回想过去的工作历程，自1952年从北京八中高中毕业留校做教师，一直到1998年退休，我一共工作了46年。这其中，4年是在西城区的北京八中工作，其余42年是在丰台区工作。可以说，我这一生，几乎全部是在丰台这片沃土上和丰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朝夕相处、共同奋斗一起走过来的。写这本书，既是为了揭开尘封的记忆，铭记过去艰苦奋斗的历程，也是为了感恩。

我是1952年8月19日入党的，2012年8月19日是我入党6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一名有6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人，我退休已经15年了。这么多年来，无论是丰台区委还是北京市委，都没有忘记我这个老党员。丰台区领导除了过年过节慰问我，还会邀请我参加区委和区人大的一些重要会议并把我安排在主席台上。特别让我难忘的一件事，就是60周年国庆大典的时候，北京市委给我发了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观礼活动”的邀请函，把一次宝贵的在天安门西侧金水桥观礼台上出席国庆60周年活动的机会给了我，还给我们赠送了一个带有国徽的珍贵礼品。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邀请函及国徽礼品

坐在观礼台上，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的旁边，坐着不少老干部。能坐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对我们这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干部来说，确实让人心潮澎湃。

回想当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每年的国庆节，我不是带着学生、带着干部和群众在天安门参加活动，就是在游行队伍中从天安门前走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在那一刻我突然成为观礼台上的一员，是党和政府对我一辈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的最高奖赏。

在参加60年大庆国庆观礼活动之后，北京市委又邀请我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庆祝大会。报告活动结束后，大家在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念时，我专门拍了一张我个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

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后，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纪念

除此以外，我退休之后到了丰台区的一些乡镇和街道，广大干部群众对我也非常热情。大家不仅老李长老李短地问候我，如果赶上农村的饭点，就一定要留我在他们那里吃顿饭。

过去人们常说“人走茶凉”，虽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个客观事实，但是从我自身来看，我觉得“我走了茶没凉”。一方面，无论是区委和区政府还是普通群众都没有把我晾在一边；另一方面，我对丰台感情很深，我的心是热的，我把这杯“茶”用心捧在手里头，它也就凉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想趁自己身体好、脑子还行，创造一些条件，下决心把这本回忆录写出来——通过这本书，把自己亲历的丰台区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是怎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的、把我几十年来为丰台人民做的一些小事和实事老老实实地向丰台人民做个汇报。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第一个想法。

人们常说，“做官难，做一个清官更难”。我从政多年的体会是，做官是难，但是我被安排做官是党的事业的需要，再难也得去做。我从一名教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从当校长到当教育局局长，再到1989年离开教育系统被调到丰台区委当了区委副书记，后来又当了区长和区委书记，这一路走来，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是个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学历的“三无干部”。这学历呢，我本来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批斗的时候被撕了，我也没有去补，所以我在填写各种表格的时候，一直写着高中毕业。当年，我高中一毕业就留校当老师了，大学学历是后来才有的。（从一九五四年起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夜大学，坚持学习四年于五八年毕业。）

说起我的学历，还有一个小故事。1994年，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组织哲学界的学者讨论怎么进一步学好邓小平理论的问题，相关会议是在丰台区召开的。作为东道主，我应北京市委研究室郑怀义同志的要求在会上讲话。因为事先没有安排，我没有任何准备，也没有讲稿，就结合丰台区改革开放的实际，特别是丰台区正在建设的几个大项目的情况来讲了讲我对小平同志“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理解和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情况。我侃侃而谈了半个小时之后，赢得了老教授们的一阵阵掌声。在我走下讲台之后，一名老教授冲我喊“李英威”，我一看叫我名字的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征帆教授。“许老师，我要是知道您在这里坐着，绝不敢班门弄斧。”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谁知，许教授鼓励我说：“讲得不错。我们搞研究的人，没这么多实际东西。”许教授是当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学时的哲学老师，他问我为什么不回人民大学去走走看看，我告诉他我的毕业证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没了，就不好意思回去了。“你怎么不去补办一个呢？”许教授吃惊地问，我老老实实地对他说：“算了吧，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许教授打电话对我说，他和李文海校长说好了，大家一起坐一坐。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人民大学后，在大家一起吃饭时，李文海校长当着众人的面给我补发了一本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证书。从人民大学回到丰台之后，我就让丰台区委组织部的同志把我的大学毕业证书送到了北京市委组织部。看到证书之后，北京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打电话对我说：“老李，你开什么玩笑呀？你还有几年就退休了，你送个毕业证来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是组织部管的干部，我得对党忠诚老实。手里没有证书，我绝对不说我是大学学历；我有了证书，就得告诉你，我是大学学历。”

实际上，我当时在想，自己是个没有靠山的“三无干部”，真得好好地干。实话实说，我自己真没有想过当官的事。当年当教师的时候，我看过前苏联一部名叫《乡村女教师》的电影，就立志像电影中的主人公一样当个好老师。当了校长并学习了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以后，就想好好地把学校的教育搞好。哪想到，一步一步走过来，走到了领导岗位，当上了一个地区的主官。人生路走到这一步，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党和人民给了我一次又一次机会。我一直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给我权力，是让我执政为民，是让我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丰台人民服务，是让我带领我的团队推进丰台区的改革开放。

为此，我给自己的警示是：“绝对不能以权谋私。要秉公办事，办好每一件事；要任人唯贤，不任人唯亲；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永远要服从党的需要。”

我是这么想的，从政14年中也是这么做的。中国有句老话，叫作无欲则刚。由于没有什么金钱和物质的欲望，我不被物质利诱，工作起来就没有什么负担。14年来，我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尽管我的工作做得还不是那么理想，或者说没有完全达到党对我的要求，但是我终于在1998年7月正式地退休了。说句实话，我是老老实实，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当了14年官，你说难，确实也很难，但是也走过来了，按老百姓的话说：“安全着陆了。”

其实，在那些年里，我的亲朋好友常常为我捏着一把汗。“老李，你可小心点呀。”是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记得我刚当上丰台区区长不久，有一天到永定河管理处去察看防汛工作时，见到了卢沟桥文物研究所一位姓郭的研究人员。他对我说：“宛平县的县太爷，自古以来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皇上赐死，另一条是自己跳永定河。”我问原因时，他回答说：“古时候的永定河河床和天安门一样高，一旦永定河漫水就会把紫禁城给淹没。”我听了这番解释之后对他说：“现在不会了。因为北京修了东堤，而且修得很高，能防百年一遇的洪水，能保护天安门。我当这个官，也就不会有宛平县太爷那个下场了。”虽然大家一直替我担心，但是我还是平平安安地着陆了——从老百姓当上官，又从官位上退下来成为老百姓，就像一条抛物线一样，我的人生路又回到了原点。出于这一原因，我想把我14年的为官经历实实在在地写一写，告诉大家京官不难当。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

我写这本书，还有第三个想法。这个想法很简单，就是我干了一辈子革命，没有给我们家、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我想写一本书，作为今生的精神财富留给他们。让儿子和孙子、女儿和外孙女都知道，他们的爸爸和爷爷这一辈子是怎么走过来的。我的儿女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的孙辈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他们不仅对我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并不熟悉，而且对我们这代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也不了解。出于让后代从我经历和观念中有所感悟这个原因，我下决心要写好这本书。

李英威

2013年5月18日

回忆录诞生记

2012年6月开始揭开尘封的记忆，回顾我46年的人生历程，从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八中等四个中学和丰台教育局工作32年教书育人的生涯，历历在目；浮现了我从青年走向中年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熟的人生轨迹，也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的历史；从而奠定了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

1984年9月我服从党的需要弃教从政，当上了丰台区委副书记、区长、区委书记的“京官”，角色的变化，既出乎意料，又惶恐不安，顶着压力和风险，开始了我执政为民当好人民公仆的新征途；我牢记这个官是党和人民给的，上任以来，无欲无求，慎用手中之权，依法治区，不摆官架子，艰苦奋斗，抓住机遇，只要“蹦一蹦能够得着”就往前闯，不等不靠，不安于现状，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不动摇，终于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这些往事都涌上心头，激励我用了七个多月时间埋头苦干写出了将近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初稿，其中还走访了书中相关的人和事40多次，从细节和个人追寻历史真相，尽量做到不遗漏，完完整整地把带领我们团队推进丰台区改革开放的历史真面目呈现给党和丰台广大人民群众。

2012年年底前，法律出版社向我推荐了一位年轻的女作家。见面之后，交谈数次，为让她尽快对我的人生轨迹全面了解进入角色，我给她当面陈述一次回忆录初稿的内容供她参考；在出版社和丰台区档案局的支持下，我一口气绘声绘色给他们讲了两天，每天讲七个小时，越讲越兴奋，共讲了十四个小时，并当场录音录像；由于这位年轻人对我们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不熟悉，主观上想写好，但写出来的材料达不到要求，无奈她主动与出版社解除了合同，真是好事多磨；耽误了三个月，出版社领导很着急，继续努力寻找合作人选，终于在2013年2月找到李秀平同志（《法律与生活》杂志社的主编）承担了这个任务。我十分高兴，很快和李秀平见了面，进行了初步交谈，并开始为她积极准备材料；首先把我的讲话录音请朋友帮忙“扒词”，变成书面材料，我又亲自审阅修改后把原先的“小字”换成了大一些的字，作为我的初稿和我走访整理的20多份文字材料一并送给她，使她尽快熟悉进入角色；在我和李秀平同志合作的300多天的日子里，我还主动陪她走访了书中涉及到的12位人和事的单位，印证了我讲的都是实话，进一步接触了丰台区城乡的地气，比如去年7月我和她到丰台区西部山区的大灰厂村和门头沟区接壤的北宫森林公园，爬越海拔350米的山峰，满头大汗爬上爬下，累得够呛！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很晚才回到城里。但是秀平同志坚持下来了，她那种对事业执着、认真、乐观和不怕困难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十分感激她为帮我执笔整理回忆录，牺牲了许多节假日休息，给她家庭生活增加了不应该的额外负担，我要再一次谢谢她和她的家人。

我发自内心对出版社的领导和吕山总编以及吴剑虹、张心萌同志还有老同学王庆功同志的热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我要谢谢老领导陈广文同志挥笔画“梅”，为回忆录锦上添花。

我的回忆录的出版是众多领导和老同事、老部下、好朋友们热心相助和支持的丰硕成果，我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李英威

2014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