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五岁的王越被父母送到天津著名的耀华学校读书。当时因为年龄小，所以要进行入学考试。面试的情景，王越至今记忆犹新。那天早晨，王越正正规规地穿好长衫，然后和母亲坐黄包车到耀华学校，老师让母亲在门口等候，考试完毕会把王越送出来。一位姓耿的女教师对王越进行了测试：
耿老师拿了支铅笔让我写自己的名字，她站在旁边非常和蔼地看着我写，“王”字笔画简单，我自然写得很好，“越”字笔画比较多，我写起来磕磕绊绊，不太流畅。我写完后恭恭敬敬地交给耿老师，耿老师说。笔画多的字你都会写，很棒，我们录取你了。然后耿老师还问了我的出生地。最后又问：“你为什么想到耀华来？”我的回答是耀华学校比较好。
小的时候，王越对于耀华学校的理解可能仅仅是从父母口中得来的“耀华是个好学校”，长大之后，才更深刻地理解了父母为自己选择耀华学校的原因。一是“耀华”取“光耀中华”之意，名声好，是全体中国人的愿望，也融入了父亲深深的爱国情结，尤其是在日军即将大举入侵的局势下；二是耀华学校地处当时英租界内，生活相对稳定，受日本军队的干扰较少。学校离家不远，天气好的时候，可以自己走路上学，天气不太好的时候，就坐黄包车上学。当然，耀华的学费也相当高，所以招收的学生基本是租界内高级职员的孩子。
耀华学校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王越就读耀华时期，钱伟长先生曾在学校的高中部任教，学校的很多老师是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毕业生，也有国外留学归来的教员。学校教学设备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齐全先进，学校成立之初，就从德国购买了实验仪器设备，包括生物切片机、电报机、打字机等。新中国成立前在耀华学校的毕业生中，现在已有13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当时的耀华学校与南开中学一起基本代表了那个时期天津最高的中小学教育水平。
1937年王越入学时，学校新招了三个班，两个男生班，一个女生班。王越分在男乙班。本来在这个师资优良的名校里，王越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奠定未来科研的基础。然而事与愿违，整个国家的局势向越来越坏的方向发展。
卢沟桥事变后，天津市南开中学校舍被日寇飞机炸毁，所幸耀华学校因坐落在英租界而幸免于难。赵天麟校长主动在耀华学校设特别班，以收容、安排被迫停课而失学、失业的南开中学师生。因此，耀华学校为了收留更多的学生，而改为上、下午两班制，以供两校师生交替使用。
天津被日军占领后，赵校长面对日寇的威胁、利诱，坚贞不屈，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因为赵校长抵制占领当局推行的“亲善”教育，拒绝日军武装入校参观，让日军极为恼火。日军在侵占我国领土、疯狂掠夺资源的同时，还大力推行文化侵略和奴化教育，强迫沦陷区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必须将原来用的教材更换为宣传“中日亲善”、美化侵华罪行的奴化教材。尽管耀华学校地处英租界也未能幸免。赵校长不畏强权，带头坚决抵御文化侵略，抵制使用日本奴化中国学生的课本，因此遭到刺杀。王越追忆：耀华学校在天津墙子河桥下，下了桥就是我们学校大门。墙子河是海河的一个支流，后来因为污染厉害，就把它填掉了。赵天麟校长是杰出的教育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我当时还很小，但是记忆还挺深刻，快上课之前，校门口人很多，赵校长每天早晨风雨无阻地站在学校的大门口迎接教师和学生。学校管得很严。学生必须在第一遍预备铃声前到教室，预备铃声过后，校门就关了，要等两节课之间的时间，校门才开，迟到的学生才能进去。赵校长当过北洋大学的校长。据我所知，北洋大学不在租界里，在天津的丁字沽一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北洋大学、南开大学的师生都内迁了。P11－13
王越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
他善于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勇于提出不同学术见解；他善于从哲学高度思考问题，将工程研究经验升华为技术科学理沦。他总结长期从事军用信息技术研究的经验，通过进一步探索，提出系统理沦与人工系统设计学方法论，提出信息系统的安全与对抗理论体系，提出多活性代理信息系统的理论体系。
王越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工程教育家。
熟悉王越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心系教育，爱才、惜才，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如今，他虽年届八十高龄，但仍坚守三尺讲台，主讲本科生课程。——胡海岩院士
1993年春天，王越院士出任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而我也恰恰在这一年进入北京理工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所以在开学典礼上就目睹了这位当时兵器行业唯一一位院士的风采。此后有几次与王院士的见面也都是他坐在主席台上作报告，而我则怀揣着对他的仰慕，倾听他对年轻人未来发展的指导。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王越在北京理工大学的第一位博士生孙厚军教授，从与他的交流中我便在脑海中积累了一些关于王院士的关键词：过目不忘、严谨、一丝不苟、敢于担当、幽默、平易近人……尽管我很仰视这位学术大师，但是因为专业的不同，我从未想过会有机会近距离与他面对面交流。
2010年春天，中国科协牵头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正式启动，经过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苏青社长与王越院士几次深度交谈之后，王院士同意接受我们的访谈，由此我也有了这样一个走近大师、了解大师的机会。2010年5月，我第一次踏进王院士办公室时，他正埋头推导公式，一步一步地推导，字迹非常工整。刚开始跟王院士交谈，还是有些惴惴不安，但很快紧张情绪就被王院士平和而又略带幽默的语言驱散。
随着访谈的深入，我对他逐渐有了一个全面、细致的了解。他在过去60余年始终关注着雷达，在西安的近40年中他的工作就是进行雷达设计、生产；在北京理工大学的20年，他则是作为战略科学家，指导雷达设计、培养雷达研制人才，将雷达系统理论逐渐发展到复杂信息系统。作为全国教学名师的他，现在仍然乐此不疲地给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上课。课是一讲就是三节50分钟的大课，上课时，王院士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着装正规，站在讲台上，让学生真正领略大师的风范，上课中他从不休息，甚至连脚步都不挪动一下。此外他还承担着较多的社会工作，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建言献策。
尽管王院士公务繁忙，各种会议繁多，但是每次约定好的访谈时间，他都会准时或提前一点到达。访谈过程中，他也时常会带来一些不同时期的佐证资料，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雷达设计理论的手稿、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证，等等。给我们看完后，他时常会说，哪一件你们需要可以拿走。其实我知道王院士的早期科研工作基本涉密，他自己能保存的研究资料很少，仅存的一些手稿都是他1993年从西安带到北京的，但是他还是很慷慨地把那些珍贵的资料捐赠给了采集工程。
在访谈的日子里，我时常被王越院士的科学精神和豁达所感动，所以决定为王院士写一部传记，让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和未来的学者能够了解王院士的学术成长之路，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一些借鉴。我也曾和采集小组成员一起探讨过王院士身上所承载的那种特殊的气质，学者的气质，大师的气质，好像都不完整，最终我把他的那种理直气壮地坚持真理，在关键时刻勇于承担重任的精神，归结为“贵族”气质。但是真正要把王院士的这种“贵族”气质、思维方式细致入微地表达出来却不是一件易事。在传记的写作过程中，我时常会被一些历史细节所困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也时常与先生电话交流，先生总是很耐心地给我讲述他所知道的一切，使我能在一次次“卡壳”之后又继续写下去。所以这本传记最终能够完成，离不开王院士的大力配合和真诚帮助。
王越院士是一位非常谦和而严谨的科学家，他执着50余年只为心中的一个梦想——让祖国的天空没有盲区，这也是将本传记定名为“没有盲区的天空”的由来。但在书名选定上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王院士审阅稿件时看到书名，他显得有些惴惴不安，坚持说：“我只是为国家的空中防御做了一点研究工作，没有盲区的天空是一个复杂的巨大工程，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即使这样也未必能够很快实现。以《没有盲区的天空》为题，似乎有些夸大我个人的工作，因此，我建议将书名修改为《我在空中防御中做的一些工作》或者是《为了没有盲区的天空》。”经我和出版社再三解释，“《没有盲区的天空》与《为了没有盲区的天空》的寓意一样。”王院士才勉强同意这个书名。
写作过程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张藜研究员对本书的结构、史料利用和处理方面多次给予悉心指导，并对导言部分进行了指导和修改。
在结题验收会议上，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樊洪业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剑研究员以及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副部长纳翔对本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在书稿的修改过程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王传超老师对本书倾注了很大精力，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本书得以避免若干失误。
在书稿修改过程中，原206所所长包万正研究员和张冠杰研究员对本书涉及雷达专业的技术问题进行细致审读，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使本书得以避免若干失误。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采集小组成员多次对撰写思路和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探讨。苏青社长曾跟随王院士5年，他对王院士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所以他每次参加采集小组的讨论，都会带给我们一些灵感和启迪。苏青社长还无私地把自己保存的王越先生的手稿等捐献给采集工程，并对本书终稿做了细致审读。采集小组韩露、王晓山、陈雁、高健等老师经常同我一起分析并解决传记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本书除第六章1—7节由韩露老师执笔外，其余部分由吕瑞花完成，统稿吕瑞花。
在此谨向以上诸位表示衷心感谢。成书仓促，兼之笔者能力所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真诚期待大家批评指正。 吕瑞花
2013年10月
2010年春天，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苏青，向我转达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一份文件，希望能对我进行口述访谈，让我谈一谈我国火控雷达的发展以及我在火控雷达发展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虽然我在中国空中防御事业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觉得这些工作是几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单纯来做我个人的访谈，我怕夸大我个人的工作。后来我考虑到参加我国火控雷达研制的大部分老同志已经陆续辞世，还有一些老同志身体欠佳已经讲不了，所以我感觉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来讲一讲中国火控雷达的发展历史，为今后研究中国火控雷达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份内容翔实的史料。
随着工作的开展，吕瑞花博士提出要聘请专业拍摄人员进行访谈全过程的录像，我提出不要宣传报道我。后来吕瑞花博士向我解释了拍摄的原因是记录我的口述作为史料保存，由此我不再拘谨，尽可能地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历史事实讲述出来。随着访谈工作的结束，采集小组约我写点东西，作为书的序言，我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谈一谈中国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
年轻时，我很欣赏西方的科学技术，因为它在很多地方都很先进、很超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个中国人，新中国的变化教育了我，使我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我渐渐认识到中国文化有很多独特精髓的部分，特别是中国的辩证哲学使我受益匪浅。例如，举全国之力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成功后只很少量装备并宣布决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对有核武器国家不首先使用，完全不同于其他有核武器的国家；又如“永不称霸”思想和决策都带有“与众不同”令人“奇妙叫绝”之感！在这里我结合自己的学术成长谈谈我对老子思想的两点理解。
一是，在《道德经》中，老子是这样阐释事物规律之道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三是一个最小多数，代表新生事物诞生，三生万物。有了三就可以演变出现在的大干世界，繁衍出更大的整体，更大的人类社会，同时，所有存在的有形事物均来自无形存在。这是非常精彩的辩证哲学思想，精练而概括。
二是“反者道之动”的理论。老子讲：“反者道之动”。意思是说凡事物的发展都是向着自己的对立方向而运动的。追求对立面的发展，促成和谐。科学研究工作不仅仅有成功，更多的是无数次失败和心底磨砺之后的一次次崛起，如何乐观面对困难，不断激励自己，保持前进的动力，有时仅靠兴趣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些人文的精神来激励。我就是以“反者道之动”作为我追求的目标和行动的策动力，转化成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我愿用我学术成长的几个关键点来说明“反者道之动”的道理。1964年，我和团队一起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歼击机机载火控雷达。1965年1月参加了全国青联大会，和很多同志一起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是一项殊荣。然而，不久我就得知，我研制的歼击机空载火控雷达在直接对付美制的P2V7低空侦察机时没有发挥作用。P2V7有4个发动机，有雷达预警，当探测到我们的歼击机时，就关闭两个喷气发动机，以速度急降形成小转弯半径甩脱我歼击机攻击。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内心极度惶恐不安。毛主席接见了我，这是很高的荣誉，然而我在短时间却不能解决歼击机机载火控雷达的技术问题。后来靠部队改变对抗技术，用歼击机把敌机驱赶到高炮区域，用高射炮打下了P2V7低空侦察机。所以，有时候仅靠技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没有智慧的介入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另一个例子是，1978年，我因为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晶体管化炮瞄雷达，得了一个全国科学大会个人奖。据我所知，科学大会多数是集体奖，而我得了一个科学大会个人奖。在研制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精诚合作，共同努力，最终这个雷达比原来的电子管雷达减轻了一半左右的重量，还加入了计算反馈技术，大幅度提高角跟踪速度，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前沿的水平，得到大家很高的评价。但是，由于研究周期只有四年（1968—1972），雷达的对抗性能和可靠性方面并不是很理想，1973年设计定型，1974年生产了一些后，便停产了，没有大批生产。这些“遗憾”又驱动我按“反者道之动”开始了下一代雷达系统的研制。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研制成功大批量装备部队的新一代装备。没有“反者道之动”鞭策我，我不可能获得今天的一些成功。1993年，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原兵器工业部）领导张俊九和我进行了一次保密谈话，内容是关于让我来担任北京理工大学的校长，要求除了我的妻子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讲（因涉及她的工作生活）。谈话后张俊九给了我三天的思考时间。经过慎重考虑后，我决定接受新安排。在206所，我是所长，又是兵器领域的第一个学部委员（院士），具有权威性，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会阻碍研究所和年轻人发展，所以我又选择了“反者道之动”。当时很多老朋友、老同事都劝我，说你已不是年轻人了，不要离开熟悉的206所到复杂困难的新环境工作。到北京理工大学后，我与学校其他领导和广大教职工精诚合作，才算完成了国家交给我的任务。为了不脱离教学科研第一线，我坚持上专业基础课，坚持开展信息领域应用基础科研。
采集小组以我的口述作为基础，并在充分研究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形成本传记，它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我的家庭背景和受教育情况以及在火控雷达和信息安全领域所做的研究工作，基本反映了我学术成长的经历。在此，我对采集小组全体成员以及为采集工作提供大力协助的老同事、老朋友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越是我国著名的信息与通信系统专家。1932年出生于江苏丹阳，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的雷达工程系，留苏未成。1957年分配到西安国营786厂设计所工作，参与了中国第一台火控雷达的研制，之后一生从事火控雷达的研究工作。他是中国火控雷达事业发展的见证人。1991年王越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参与中国工程院的创建，是为数不多的两院院士之一。吕瑞花、韩露编著的《没有盲区的天空（王越传）》力图还原王越的学习、科研与教学经历，对王越在我国火控雷达发展史上以及信息安全与对抗理论发展史上的学术地位和贡献作了较为清晰的阐述，并尝试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及其研究方法分析王越的科学研究方法与科学思维方式，总结他学术成长过程中的特点。
吕瑞花、韩露编著的《没有盲区的天空（王越传）》以时间为纵线，以王越学术成长的重要时间节点和阶段作为章节划分的标准，同时，又按照王越学术研究发展的思想脉络和主要贡献进行系统叙述，共分为乱世求学路、作为军人的大学生、与新中国雷达事业一起成长、“文化大革命”岁月里的科研会战、在科学的春天里、科教兴国开新篇等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