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时代牢记老师们的教诲：记者是杂家。读书真杂，还爱做梦。时而梦想当小说家，早年见闻是第一手素材；时而梦想当历史学家，新闻是史料。多年后重温旧梦，更能理解王国维的诗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作者李怀宇)介绍了李欧梵；陈平原；何莫邪；刘荒田；吴中杰李辉；刘绪贻；吴灏；吴宏一；潘耀明；蔡澜；陶杰等人的故事。

《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作者李怀宇)介绍了李欧梵；陈平原；何莫邪；刘荒田；吴中杰李辉；刘绪贻；吴灏等人的故事。

《思想人(当代文化二十家)》收录了《乡愁是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大学是追求和维护真理的地方》；《文学有家国之悲与身世之感》等故事。

自序

余英时

开启共和之梦

金耀基

中国现代化文明的转型

李欧梵

我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

陈平原

时代转折成就人才

何莫邪

我是世界公民

刘荒田

乡愁是对中国文化的依恋

吴中杰

反思历史人物的命运

李辉

重现惊心动魄的历史

刘绪贻

大学是追求和维护真理的地方

吴灏

绘画与文学就像两姐妹

吴宏一

文学有家国之悲与身世之感

潘耀明

自由是文化之魂

蔡澜

我的正业是玩

陶杰

人格分裂是我的本事

也斯

尝试为中国诗人重新定位

夏伯嘉

追索中国与西方的对话

董启章

整个世界都是小说

杨锦麟

不断寻找新的事业气场

梁文道

我只在乎是否尽到责任

周保松

探求自由和平等

李欧梵先生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伟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这位教授开课全凭兴趣，并不专属于某一个系，在香港中文大学可谓史无前例，幸亏当时校长金耀基一力促成。年已古稀，李欧梵依然不失“狐狸”本色。

英国思想家伯林的名著《刺猬与狐狸》，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的汉学界是看不起现代文学的，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后来者比我更好的是王德威，我太高兴了，提早退休，到了香港。”

最近，李欧梵看到老朋友张错在接受访问时说：学术江湖传闻李欧梵要回来进入中国的文化主流，因为在海外总是没有办法进人美国的文化主流。李欧梵笑道：“其实两个主流我都不要做，我从来不相信主流这回事。我并不限于我的专业，在香港扮演一个杂学的角色。也可以说不三不四，但背后的推动力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人文主义。我们已经生活在后现代的社会，我不排斥商业，不排斥通俗，不排斥科技，可是经过演变之后，我要做人文的反思，重新抓住占典文学的英魂。”

在李欧梵看来，学院以外的人往往羡慕学院以内的人，而学院里面的人包括他都羡慕学院以外的人。所以，他常常逃出来。“像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在学院里面得到满足，我是一半留在学院里，一半留在学院外。我的书背后都是学院的理论，可是我用深入浅出的文笔写出来，学院外的人爱看，学院里的人很少看。’’他认为今天香港大专学院的一个危机就是过分的专业化，以量化计算名次。他举例，哈佛大学能容纳一个专门教藏语和蒙语的学者，即使只有一两个学生也没有关系，但如果在香港，早就被解雇了。在学院之内，李欧梵常常问：“香港有钱穆的新亚时代，有唐君毅、牟宗三的新儒家时代，他们都是大师，现在有哪个大师？有多少香港的学者提出一个以亚洲或者香港为本位的理论，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应该反省，原因就是太过专业化了，不敢想大问题，不敢像余英时先生那样，在研究专题的背后是‘通’的。”

李欧梵感慨，也许自己老了，也许受余英时先生的影响，正在思考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鬼”：“现在是全球化、商业化的时代，特别在香港，我觉得中国文学都变成‘鬼魂’了。我们要抓住‘鬼魂’，需要一些创造性，一些想象。”当听说余英时先生在研究唐代的禅宗与诗人，李欧梵顿感兴奋，笑着分享自己研究志怪神鬼传统的心得。

畅谈中，宾主意外地碰撞出“江湖”的火花。李欧梵说：“金庸已经白成一个世界了。有人批评他修改自己的作品，我是蛮尊敬他的，因为这是他的世界，他能创造出这个世界，已经不得了。我专门说：他为整个华人世界创造出武侠世界，现在学位都不要拿，什么都不需要了。”我说：“中国人到了晚年，心中难免缠绕着不朽的情结，不得不要往前跨一步，但是这一步跨出去，是进一步还是退一步就很难说了。其实，他的小说已经足以不朽了。”

我提起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第四部《文学江湖》，可证文坛是一个江湖，大学也是一个江湖。李欧梵有感而发：“上海文坛也是个江湖，可是当年上海的文坛跟现在不太一样了，上海的文坛是个小圈子，互相斗来斗去的，鲁迅不是骂梁实秋吗？可是我在上海访问的很多人说，他们私下还有某种交情，甚至于鲁迅会先说‘我明天就攻击你了’。比如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左派坐一桌，右派坐一桌，还打打招呼。表面上论战很凶，至少一部分人私下还保持某种风度。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为了人身攻击而学术，不是为了论战的本身，而是为了出名，或者为了把某个人打倒，那就捉辫子。”联系到自己当年在美国任教的经验，李欧梵说：“美国学界派系的斗争基本是广义的学术斗争，往往是一本书出来，我不同意就拼命批评，书的作者就回应，于是我们两个就斗来斗去，可是斗的时候，私下里还是朋友。像夏志清和普实克一右一左，普实克有长文批评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可是，两人一见面就握握手，不伤和气。”

从朋友处听说，夏志清先生现在纽约家里常常看老电影。李欧梵说，美国有老电影的屏道，他以前在美国生活时也常看。他常常跟夏志清比赛老电影的知识，每次都输给夏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夏志清和刘别谦》，跟夏先生唱和。刘别谦是一个德国导演，夏先生最喜欢看，我担心他眼睛不好，不然的话，我还要把我的刘别谦的电影送给他。”P29-31

读书时代牢记老师们的教诲：记者是杂家。读书真杂，还爱做梦。时而梦想当小说家，早年见闻是第一手素材；时而梦想当历史学家，新闻是史料。多年后重温旧梦，更能理解王国维的诗句：“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从事媒体工作，我常想起“工夫在诗外”的古训。采访过许多人物以后，我有时静下来细想：以前读过的杂书，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我的访问生涯。心仪的作者，古人只能神往，今人则可欣然拜访，而言语投机的受访者。更有长久的交游。也许，这是当记者得天独厚的好处。不过，我常感自己的短处是杂读而无所成，在求知路上难以精专而后贯通。当网络发达以后，只要输入一个关键词就跳出无数的信息，采访前的准备变得相当方便。然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茫茫的信息海洋里，探求“思想”有时竟如海底捞针。因此，在越来越无纸化的时代，我不合时宜地觉得一卷在手仍是快事。只是在房价越来越高的都市，藏书已成烦心事。

我出道以来亲历新媒体风起云涌。“跟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是江湖常态。不管形式如何创新，我始终相信媒体是“公器”，寻找真相的传统不能断，关心弱小的道义不可绝。而有幸目睹势利关头的人生百态，我不免对人性感到悲观。有一次看到胡适写的条幅“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我莫名感动，这不正是当年立志从事媒体工作的理想吗？这一天理使我重新乐观起来。

如果以我出生的1976年为界，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来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物质生活的巨变更是我童年时所不敢想象。而我们的思想究竟比一百年前进步了多少呢？我们时代的思想者如何思考“世界之中国”的国运与民生，是我念兹在兹的问题。因此，本书将余英时和金耀基二位先生对辛亥百年的思考作为开头两篇，略有破题之意。而诸位先生的生活与思想，可视为同一时代的多元答卷。

现代都市虽有诸多便利，但我偶尔会惘然若失：身边的朋友好像越来越忙。从容地聊天渐渐成了一种奢望。偏偏多年的经验使我相信：聊天中常常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而聊天的空间往往蕴藏着一种莫名的“气场”。王羲之《兰亭集序》和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的良辰美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陈之藩《剑河倒影》和金耀基《海德堡语丝》的赏心乐事，则是西方大学自南风气的典范。时代如此巨变，人生如此奔波，道义如此艰难，真不知几时回去，做个闲人，看云昕雨。我一相情愿地将访谈当作聊天。忙里偷闲一席谈，已是难得的因缘。希望这本书成为一个独特的载体，将天南海北的畅谈汇聚成一股温润之气。

李怀宇序于悠然居

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