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在行进中不时受到彝民的袭击，有的同志负了伤。第一先遣队工兵连进入深山后，武器和工具全部被彝民抢走，衣服全被扒光。消息传来，各部队普遍产生了急躁情绪，都来向毛主席和红军总部请示怎么办。毛主席指示说：“一定要尊重彝族同胞，不准打枪，不准伤害彝族群众。”又说，“早晨，刘伯承总参谋长带领的先遣队已进入彝族区。他是四川人，又带了翻译。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成友好。”
毛泽东又亲自对战士们进行教育，他说：“四川的彝族人和贵州的苗族人都一样，他们都是受白军压迫最厉害的民族，所以他们也最痛恨白军。可是他们对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尊重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弟兄，要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白军的压迫。”毛主席又说，“我们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都是四川人，他们最了解彝族人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
毛泽东要求部队准备一些酒、绸缎、衣服、枪支等，作为礼物送给彝族同胞。还要求每个指战员也给彝族同胞准备一件小礼物。
毛主席还亲自对彝族上层人士进行争取说服工作，请来当地彝族头人沽基达涅，与他进行亲切交谈，详细询问彝族区各方面的情况。沽基达涅详细说明这一带的地理民情，从冕宁到大渡河各个彝族家支及其头人沽基小叶丹、沽基洛莫子、罗洪作一、罗洪点都等人情况。毛泽东对他具体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主张，沽基达涅很快理解红军的主张并表示同情。毛泽东给他赠送一份礼品，并委托他与彝族家支四位头人联系，把红军的礼品分别转送给这四个彝族首领。屹
先遣队于22日进入彝区。在红军过额瓦垭口时，发现树林中有成群结队的彝人出没，并发出呼啸，企图阻止红军前进。部队被迫缩短行军距离。走到彝海子时，突然从后面额瓦方向传来枪声，也涌出成百上千的彝人，手舞大刀长矛和棍棒，高声吼叫着向红军冲来。红军坚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决不打枪，于是部队停止前进，通过翻译向他们喊话，因此，没有发生冲突。
5月23日，部队向彝族同胞聚居的山林进发。这时，正值春天，曲折的山路两旁，山青草绿，林木葱茏，各种野花竞相怒放，景色十分秀丽。但是，部队指战员们对此却无心观赏留恋，大家只是一个劲地急速向前走。
“呜嗬！”“呜嗬！”……
猛然间发出响彻山谷的呼喊，彝族同胞成群结队地拿着大刀、土枪、长矛、棍棒挡住了去路。部队只好停下来，许多彝民密密麻麻地把部队围了起来。工作队队长萧华通过翻译，大声地向他们说明情况，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彝族人民的兄弟，是专门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红军不是来抢劫彝民同胞的，只是借道北上，并不在此长驻。彝族同胞们似乎对这番话不太理解，更不相信，仍然挥舞着手中的武器，高声喊叫着不让部队通过。
正在这时，先遣队的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一股彝民在一些人的唆使下，袭击了王耀南带领的工兵连。由于工兵连没有什么武器，刘伯承总参谋长又下了死命令：不准向彝族同胞开枪。所以许多架桥器材和物品被一哄而上的彝民抢光了，有的战士身上的衣服也被扒去了。所幸的是，彝族同胞只是抢了武器和东西，并没有伤害人。
消息不断传到先遣队的指挥部，一些人非常着急，感到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处境十分危险，停在这里实际上是坐以待毙。个别同志提出，不行就干脆用武力解决，强行通过。刘伯承知道，动用武力解决，对于红军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仅靠先遣队就可以打开一条通路。但是，他心里更清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绝不容许这样做。特别是他想起毛泽东临别前的嘱托：“过彝族区，一定要尊重彝族同胞，不能打枪，不能伤害彝族兄弟。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去与彝族达成友好。”毛泽东的这些话，使刘伯承坚定了执行好民族政策的信心。他告诉周围的同志，不要着急，彝族群众主要是对我们不了解，只要他们了解了我们，不但不会打我们，而且还会帮助我们通过这个地区。安抚了周围同志的急躁情绪以后，刘伯承又叫人立刻通知工作队和部队，要坚决执行好党的民族政策，耐心做好宣传工作，决不允许开枪伤害一个彝胞。
经翻译向彝胞喊话、做宣传解释工作仍不见效果，忽然从山谷垭口处有几个人骑马奔来，翻译认得为首的是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的四叔果基约达。翻译上前联系，说红军首长要同他谈话。果基约达欣然同意了，当即挥散了集聚的人群。工作队队长萧华同果基约达就地坐下，进行交谈，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并不打扰彝人同胞，红军刘司令统率大队人马路过此地，只是借路北上。并根据彝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刘司令愿与彝族头人结为兄弟。起初，果基约达有些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红军的军纪十分严明，并不像地方军阀那样恶狠狠地涌进堡子烧杀抢掠，便消除了怀疑，接受了结盟的提议。
小叶丹全名为果基小叶丹，果基或音译为古鸡、古基，小叶丹或音译为小约旦。彝族实行父子联名制，按这一习俗，小叶丹的全名应为果基·木吉·叶丹。果基为家支名称，木吉为父名，叶丹为本名。为了与同名的叶丹相区别，于是加上“小”字。按照彝族习俗，在一般情况下称呼“果基叶丹”即可，但是在某种场合，为表示庄严和郑重，就必须称呼父子联名的全称。
小叶丹出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果基家族系凉山彝族传说中的两个始祖之一的曲涅之后裔，是凉山地区最大的家支之一。所谓“家支”，是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下的一种父系血缘集团组织，内部严禁通婚。在当时，凉山彝族地区有100多个互不隶属、各有固定地域的黑彝家支，实际上起着地方政权的作用。家支内有大小头人，按习惯处理内外事务。
果基家族世居于凉山腹地之中的普雄一带(今越西县境)，直到19世纪末，其先人才辗转迁徙到冕宁县彝海乡白沙村。
果基小叶丹兄弟共6人，他排行第四，自幼就性情倔强、豪爽，青年时代即善交际、讲义气。由于处在贵族地位，耳濡目染，在中年时已熟悉本民族的习惯法与典故，能言善辩，成为当地彝族的政治代表、重大事件的裁决者之一。他不仅在本家族内颇有声望和号召力，就是在冕宁一带也是有影响的头人，被视为“善于辞令的尊者”。
萧华率红军来到果基的地盘时，“果基”与“罗洪”两个家族正发生械斗。小叶丹是“果基”家的领袖，他欣然答应与红军结盟。P28-30
当我对《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这部书稿进行最后的修改润色，并交给出版社审阅时，既感到欣慰，又满怀感激之情。
我之所以感到欣慰，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部书稿终于得以完成，可以告慰天宝、扎喜旺徐、陈明义、李觉等老红军、老前辈、老首长的英灵，他们生前的嘱托终于完成了；我也可以有个交代，至少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和嘱托。
我之所以满怀感激之情，是因为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得到很多同志和朋友的热情帮助，也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而连接我们友谊的纽带，就是万里长征，就是雪山草地，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他们帮助我经历了一次精神上的长征，心灵得到一次洗礼，思想得到一次升华。在这漫长的写作过程中，关心我，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的人很多很多，我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那将是一张很长很长的名单。我只好将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永远地铭记在心，并作为我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源泉。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特别地提出：
衷心感谢至今健在的三位老红军：百岁老红军张天伟(西南民族学院第一任教育长)、李中权(长征时任丹巴藏民独立师政治委员)、胡宗林(长征时曾12次翻越夹金山，为红军运粮)，衷心祝愿他们健康长寿！
感谢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成都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四川省民委、四川民族出版社等有关部门。
感谢我的母校西南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罗布江村、校长赵心愚以及校友们。
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党组书记李冰以及作协其他领导和有关同志；感谢作家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
当这部书稿最终得以完成并能够与读者见面的时候，我要对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鼓励我的同志和朋友，说一句：谢谢！真诚地感谢你们！
感激之余，我的心情又感到特别沉重。
那么，在完稿之际，不感到高兴，为什么反而“感到特别沉重”？这是因为：
时光飞逝，十几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这部书稿尚未完成，这期间，天宝、扎喜旺徐、陈明义、李觉等老红军、老首长相继过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都没有能看到本书问世。为此，我感到非常痛心和遗憾。
由此，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记录整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藏族地区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尤其如此。人亡事息，很多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往往会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留下永久的遗憾，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降边嘉措
2011年9月19日于北京
早在16年前，1995年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在谈到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境内的情况时，原中共中央委员、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指出：
“60年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是前无古人的人间奇迹，是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红军长征在四川，是长征史诗上光辉的篇章。
“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多次在四川境内召开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局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胜利结束，历时两年。其中，在四川经历的时间达一年零八个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途经四川60％的县，在四川境内成功地实现了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和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创举和人间奇迹，都发生在四川境内。红军在四川经历了漫长的艰难转战、恶劣的斗争环境、敌我力量的生死搏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蒋介石为了追堵‘剿灭’红军和乘机打进四川、控制西南，除派‘参谋团’和数万嫡系部队入川之外，仅1935年就坐镇四川150多天，亲自扮演战场指挥官的角色。这样，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和反革命的总头目都在四川。另一方面，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主要是在懋功会师后于四川境内发生；党和红军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从长征的角度看，也主要发生在四川。红军要和雪山草地等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斗，要和数倍于己、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斗，还要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其局面之严重，矛盾之复杂，斗争之激烈，是罕有其匹的。”
谢世杰同志强调指出：“红军长征在四川，主要是转战于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的少数民族地区。党和红军在居住着几十个兄弟民族的四川I，成功地开展了民族工作，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为以后更加成熟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谢世杰同志满怀深情地说：“红军长征来到四川，在巴山蜀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唤起了四川各族人民对革命的向往和同情。全川各族人民为支援红军长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四JII儿女参加红军，数以万计的四川儿女英勇捐躯，长眠在长征路上。
“红军长征在四川，留给了四川各族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它将激励全川共产党员和各族人民，发扬长征精神，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谢世杰书记的这段话，概括地论述了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境内的过程、意义及其深远影响，对我们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
需要说明和补充的是：谢世杰同志在这里说的，红军长征“在四川境内”，大部分时间是在川西北的藏族地区，即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而不是川西平原、四川盆地。红军长征在川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即20个月，其中在阿坝和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共计18个月。甘孜州土地面积为15万平方公里，辖18县，红军走过了其中的15个县，停留达16个月。根据国务院规定，其中有7个县88个乡被命名为革命老区。
阿坝州土地面积为8.42万平方公里，辖马尔康、金川、小金、阿坝、若尔盖、红原、壤塘、汶川、理县、茂县、松潘、九寨沟(原蓝平县)、黑水等13县，红军走过了整个阿坝草原，停留达18个月之久。红原县就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走过这片土地，从若尔盖草原和松潘草原划分出来，于1960年建县而发展起来的草原新城。在筹备建县时，“红原”这个名称就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而确定的。周恩来总理解释说：“红原”，就是红军走过的草原，红色的草原，革命的草原。周总理还亲自题词：“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阿坝州13个县，其中12个县都沿用旧名称，只有“红原”县是新设置、新命名的。阿坝州有9个县114个乡镇被命名为革命老根据地。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建立的红军长征总碑园也在松潘县。负责长征总碑园建设的就是老红军战士、原18军第一参谋长、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将军和藏族老红军天宝。邓小平同志题写碑名。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红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雪山草地播下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最早的革命政权之一——大金格勒得沙苏维埃政府和甘孜苏维埃博巴政府，以及其他各级苏维埃地方政权。
当时在四川省和西康省(当时正在筹建)境内，还建立了三个省委，即：中共川陕省委、四川省委和西康省委。川陕省委书记是周纯全，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四军政委，军长是著名战将许世友，解放后均被评为开国上将；四川省委书记是傅钟，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后被评为开国上将，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西康省委书记是廖志高，解放后依然担任西康区党委书记、西康省省长，后来又担任中共西南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此外还有中共冕宁县委，由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共产党和红军无法进入大小凉山深处的彝族地区发展，只能以冕宁为中心，逐渐向腹心地区开展工作，冕宁县委实际上领导着整个大小凉山地区的工作，相当于省委机关。县委书记是冕宁县人陈野萍，解放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副书记李井泉，解放后被评为开国上将，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等职。
川陕省委是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建立的，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后，随军行动，与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总部在一起，省委机关设在理番县(即理县)；四川省委在大金县；西康省委在康定县；冕宁县委在冕宁县。这些地区都是藏族和彝族地区，国民党反动势力达不到，所以才能公开活动。
三个省委和冕宁县委在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地下组织、开展游击战和武装斗争、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打击和牵制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等地方武装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红军走出雪山草地、胜利完成长征，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川各族人民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不少优秀的四川各族儿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20世纪30年代中期，这块鲜为人知的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脚步声而闻名世界。从那以后，“雪山草地”成为川西北草原的象征，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经历了她的发展历史上最艰难、最危险的岁月，国民党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都发生在这里。为了避免党和红军的分裂，为了确定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7次政治局会议，以及中革军委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中央会议。仅此一点，也可以看到当时情况的紧急，形势的严峻，斗争的尖锐复杂。红军在这里翻越了1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走过了人迹罕至的水草地，有的部队还三过草地，历尽艰辛，书写了最悲壮也最辉煌的诗篇，最终铸造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红军长征途经雪山草地时，藏族人民为之做向导、当翻译、抬伤员、告敌情、筹粮草、备寒衣、牵军马、献牦牛，组织马帮、运输队和担架队。与此同时，不少藏族、彝族和羌族青年参加红军。有10000多名各族儿女随军北上，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亲历长征的藏族老红军天宝、扎喜旺徐、胡宗林等同志，还有陈明义、李中权、张天伟等老将军看了谢世杰书记的文章和有关资料，也有很深的感触。同时认为，现在很多人对这段历史过程了解不够、认识不够、学习不够、深入不够、宣传不够，更没有人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一部有分量的书。天宝和扎喜旺徐对我说：你是作家，又当过解放军，我们知道，你对红军、解放军有很深的感情，对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对我们红军、解放军的历史，也有所了解，这个任务，最好由你来承担。他们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全力支持。”陈明义和李觉(原18军第二参谋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也很支持他们的想法，鼓励我下功夫写好这本书。
那时，我正在写《雪山名将谭冠三》。谭冠三是我们原18军的老政委，跟着毛主席、朱总司令闹革命，参加过湘南暴动和井冈山斗争，又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参加长征，来到雪山草地。在写作这部传记的过程中，我采访了几十位老红军、老同志，他们都是谭冠三的老战友，其中有30多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包括洪学智上将(原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被评为上将，全军仅洪学智一人)、陈再道上将(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武汉军区司令员)、廖汉生中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青海省军区政委)、孙毅中将(原总参谋部顾问)、梁必业中将(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傅崇碧中将(原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王宗槐中将(原二炮副政委)、谭友林中将(原乌鲁木齐军区政委)、徐深吉中将(原空军副司令员、长征时任番民骑兵师师长)、李中权少将(原北京空军副政委、丹巴藏民骑兵师政委)、王幼平将军(原18军第一任副政委、外交部副部长)、王伟(老红军、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陈明义少将(原18军第一参谋长、后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兼西藏军区司令员)、李觉少将(原18军第二参谋长、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第一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青海原子弹研究基地总指挥)、陈子植少将(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平铸少将(原《解放军报》总编辑)、樊近真(张国华将军的夫人)、李光明(谭冠三夫人、老红军，曾三过草地)等，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所采访的内容、思考的问题、搜集的资料，远远超出写作谭冠三传记的范围，因此，我很痛快地承担了这个任务。
实际上，我与红军长征的故事，有着更久远的渊源。我出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那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红军长征时，贺龙率领的六军团就从我们县境内经过，留下了很多传奇的故事，在我的故乡撒下了革命的种子。1950年夏天，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进藏人民解放军来到我的故乡，我随即参军入伍，到拉萨，参加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当年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刘伯承司令员，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称作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率领我们进藏部队的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军长昌炳桂、副政委王幼平、第一参谋长陈明义、副参谋长陈子植、政治部主任刘振国、52师师长吴忠、53师师长金绍山、康藏公路筑路部队副司令员胥光义等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用长征精神教育进藏部队全体指战员：“继承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完成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神圣使命”，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州长天宝、副州长沙纳等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藏族老红军。他们牢记毛主席“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教导，以长征精神教育全州各族人民。在当时，把支援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胜利完成我军历史上的“第二次长征”作为全州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在他们的带领和教育下，长征精神深入人心。
1954年，组织上派我们一批藏族战士到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学习。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王维舟、教育长张天伟，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总务长黄德璋、总务处长袁孝刚、藏彝文教研室党团支部书记丹巴扎西，也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藏族老红军。他们言传身教，经常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用长征精神教育全体师生员工，办好西南民族学院。
可以说，我是在长征精神教育下成长的，对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怀着深厚感情和崇高敬意。有关长征的革命回忆录，是我最爱阅读的作品。
60年代末，在“文革”期间上级领导指示我们民族出版社翻译《毛主席诗词》，并指定我负责藏文版的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我不但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毛主席诗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且对毛主席关于长征的诗篇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感受，对长征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尽管天宝和扎喜旺徐等老红军给我讲了多次，催促了多次；陈明义、李觉等老首长一再鼓励，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动笔。但是，学习、采访和考察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令人痛心的是，这期间，十分关心、积极支持本书写作的天宝、扎喜旺徐、陈明义、李觉等老红军、老首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光阴似箭，15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2010年初，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作家协会组织部分作家进行“走进红色岁月”的采风活动，我主动报名，得到批准。去年4月，随中国作协采风团到革命圣地瑞金采访，在长征的出发地实地考察。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等作协领导对这一活动非常关心和重视，亲自为我们壮行，给予关怀和鼓励，作了重要指示，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考察回来，又听取我们的汇报，关心创作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9月，我申报大型纪实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被列为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得到支持和资助。
这样，我便开始写作《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天宝、扎喜旺徐、陈明义、李觉等老红军、老首长的嘱托得以完成，我的心愿得以实现。为党的90年华诞，为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这一光辉的节日，献上一瓣心香。
降边嘉措
2011年7月18日于北京
在中国共产党9Q年的历史上，长征是最悲壮也最辉煌的诗篇；而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过雪山草地又是最艰苦卓绝的历程。因此，人们常常用“爬雪山，过草地”来形容长征的艰难与悲壮，“爬雪山，过草地”成为长征的象征。
长征的胜利，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真正的英雄汉，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脊梁。经过长征，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长征的过程，也充分证明：国民党蒋介石腐败无能，就是不行，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当时，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着整个中国，有数百万军队，有飞机大炮，还有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动势力的援助，他们调动一百多万军队，倾全国之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是围不了，追不上，堵不住，截不断，红军剿而不灭，溃而不散，败而弥坚，眼睁睁地看着英雄的红军冲破一道又—道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嗟叹无奈！
红军走过雪山草地的过程中，在共产党和红军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感召下，广大藏族人民满腔热院地支援困难中的红军，帮助红军走过雪山草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假若没有藏族人民的积极援助，红军断难走出雪山草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将重新改写。长征的胜利，也是民族团结的胜利，是共产党和红军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胜利！
《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第一次真实地、全面地、系统地叙述了红军走过雪山草地的悲壮而又辉煌的历程，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长征那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克服，那样凶恶残暴的敌人都能战胜，那么，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民面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能战胜的敌人！
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作者降边嘉措12岁参加人民解放军，从小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在长征精神哺育下成长。
红军长征经过雪山草地，是举世闻名的长征过程中最艰苦、最悲壮、最辉煌的一段历程。《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作者降边嘉措12岁参加解放军，跟随进藏部队经历了被刘伯承元帅称之为“第二次长征”的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全过程。作者是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在长征精神鼓舞下成长的。作者怀着对这片热土深深的爱恋，对英雄的红军战士无限崇敬的感情，历时十多年，重走长征路，拜访亲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拜访曾经帮助过红军的藏族同胞，深入调查研究，遍阅文献档案，搜集到大量长期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第一手资料，精心写作，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精益求精，第一次真实地、全面地、系统地叙述了红军走过雪山草地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