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当老板呀。那他原来干啥哩?”
人家说:
“千啥呀,原来是在九都蹬那三轮车子帮人送货哩。”
送货竟送出个车队来,蹬三轮车竟蹬成一个老板儿。人家没说自家孩娃原是在九都城里做过贼,偷车子几次被送回过柏树乡,人家说孩娃吃苦呢,原是城里的三轮车夫哩。虽然这车夫和老板儿那天壤的别处让人有着疑,可毕竟红亮亮穿了绸衣的楼房却是货真真的摆在面前了,容不得你有半点怀疑那楼房是假的,是柴草搭的架,是红烧糊-的面。景况就是这样儿,三年间椿树村已经不是原来的村落了,其中的奥妙儿深刻呢,也又浅又显呢;复杂哩,也简简单单哩。仔细问,你几天几夜问不出个圆全来,简单去说也就那么几句话。可你是来椿树村里掏取真经哟,哪能简简单单几句就了哦,于是着,又要问啥儿.柳乡长却在最前急呼呼招着大家了,说怏一点,快一点,到了槐花家里了,到了槐花家里了。
槐花家就闪亮亮地出现在人们跟前了。
就像一座新式儿的庙院出现在了村落正中央,一亩地,坐西向东竖着一栋三层的楼,楼房的砖都是半青半灰的仿古色,窗子都是如木雕一样的钢花儿,钢花中还不时地镶着一些红铜和黄铜,像花叶里边的花蕊样。院墙呢,因为有铁艺,就成了城里公园的围墙了,墙下又都种了花,种了草,虽然是冬季,可那本就长不高的地龙柏和卧塔松。还有本就四季碧翠的冬青树、越冬草,就在那黄苍苍的冬日里缀下了许多蓝绿色。院落里,院落的地上好人家才用水泥和烧砖铺了的,可槐花家的院落地却用了深红的方瓷砖,那瓷砖光亮把脚,说不光是从外国用船运回的,说途道上那砖还转乘过飞机呢。全乡的村干部们拥进槐花家里就都杲住了,在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下,满是了一张张愕愕着的脸,愕了半晌儿,竟都没有一人能够说出话儿来,只有一声又一声地“哎哟”“哎呀”“天呀”的被嗓子压住的惊叹儿,像这季节的落下的枯叶样飘儿飘儿从半空旋下来。有人弯腰去那地上爱惜惜地摸着砖,一脸正经地说:“老天呀,比我家媳妇的脸摸着还光哩。”有人去摸着楼门和楼窗,说:“天老爷,这门窗和金銮殿的门窗样,一套得花多少钱?”有人早就进了那楼里,在一楼看了看,上二楼、三楼转了转,出来一屁股坐在楼前的台阶上,感叹说:“他娘的,你们快上去看看吧,人家一个姑娘能让日子过到天堂上,咱一个大老爷儿们却让日子在地狱里边打转转。”
就有人盯着他一张感叹的脸,问:“楼上漂亮吗?”
说:“上去看看你就知道了。”
说:“你看了就先说说嘛。”
说:“去看吧,去看了你就知道了。”
就又有一拨儿村干部拥到楼上去看了,看一会出来都是那么一句话:“比比人家,我们还不如撞墙死了呢。还不如撞墙死了呢。”再有一大拨儿拥到楼上去,看了出来不说去撞墙死了的话,却连连跺着脚,说:“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后边却是没有话儿了。还有一大拨儿拥上去,出来不跺脚儿不说话,径直挤过人群子,穿过青砖和铁艺的大院落,到村街上蹲在地上抽着纸烟,勾着头,像有一样东西压在他们的头顶上,把他们的脸色压得憋成铁青了。有人看他们的脸色成了重青色,便追在他们的屁股后面问,你们几个都是老村长,看了就说说感受嘛,说说感受嘛,说说感受怕啥呀。
被逼得急了呢,就有一个老村长从嗓眼里挤出了一句话:“没啥说,我六十二岁了,让我认槐花做干娘我都愿意哩;让我们全村男的都做她干儿子,女的都做她干闺女,我这村长都保准答应哩。”
P10-11
这本集子所收入的,是一些描写农村进城打工者生活的小说。
就当代中国而言,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当代农民获得解放程度的标志,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体制下,这一切是不可能的。那时的农民被牢牢捆绑在土地上,没有迁徙的自由,也没有择业的自由,如果哪个农民私自外出居留,就是“盲流”,要被收容遣返;如果哪个农民胆敢私自出卖自己的劳动,就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受到严厉惩处;甚至遇到大饥荒,也不准外出逃荒、讨饭。从电影《焦裕禄》、著名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以及大量回忆材料和社会学、经济学研究专著,都可以看到大饥荒到来时干部在车站、路口堵截逃荒人群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那可怜的农民父老兄弟,今天终于可以进城自寻活路,是这个社会多么了不起的进步呵!
这种进步之可喜可贺,也许西方人难以理解,但中国读者是应该理解的。
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当下中国的各种媒体常常报道“三农问题”。关于问题的成因,虽然有的理论家可以解释得滴水不漏,一路走来都是辉煌,它所遗留的一切也就必然有了所谓历史的合理性。但实际上“三农问题”,是某种强制留给农村和农民的后果。事实很清楚,人为因素在中国的城乡二元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历史进程中,中国人遇到了一场运动,如今那场运动虽然已经停止,其标志性成果“人民公社”也已被取消,但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不得不让农民继续背负,也让一代又一代有志改革的领导人颇为头疼。
仔细想来,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大军——无产阶级,其中大部分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农村进城打工者。他们与当代打工者的不同在于:当年的他们既可以当农民,也可以当工人或商人,既可以选择住在城市做城市人,也可以选择回到乡村做乡下人。那些在城市住下来的。就成了工人阶级或别的什么阶级,成了市民;那些选择回乡的,就成了贫下中农或地主富农,仍然是农民。20世纪50年代之后,情况变了,人们的职业和阶级身份都被固化,国家以各种方式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他们失掉了择业的自由,也失掉了迁徙的自由。由此开始,城乡、工农之间被画上了一条鸿沟。城市人被送到乡下,意味着一种惩罚;农村人能够进城工作,是一种难得的幸运,而这一切,都不是人们能够自主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给农民松绑,不再要求“以粮为纲”,而允许他们从事非农业生产,但农民却仍然不能随意留在城里,当时倡导的出路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打工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潮流。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改革再次发动并加速,市场经济得以发展,先发展的城市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流动,政府则从承认到鼓励,政策一步步放宽,铺平了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之路。由于半个多世纪造成的差别,务工远比务农报酬丰厚,城市远比农村生活优越,当捆绑的绳索松开,谁不向往美好生活?所以,成群的农村劳动力放下锄头,抛妻别子,背井离乡,怀抱梦想拥入城市,企望淘得一桶金,给父母治病,供子女上学,甚至改变自己的命运。二十多年来,这支队伍不断壮大,时至今日,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近2.63亿人,外出农民工约1.63亿人。(国家统计局《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已经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他们已经是今日中国城市生活和建设的重要支撑者。当下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异常迅速,配合着房价的持续上升,一座座高楼在拔地而起,比雨后春笋还要繁茂,尽管建起来的房子未必有人居住,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鬼城”,但它显示着发展和繁荣,支撑着持续增长的GDP,如果农村劳动力同时撤出,那轰轰烈烈的建筑工地将成为什么情景?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很繁华,市民生活也相对比较舒适,但众所周知,每到春节期间,北京等地的保姆和勤杂工的工资都会大幅度增长,使得一些但在去县里的路上,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不去汇报,先回去给槐花立碑。他说: “我作为柏树乡的一乡之长,没别的报答槐花姑娘哩,我只能给槐花姑娘竖这么一块碑。”那碑上刻的是“学习槐花好榜样”!这个乡长,让人恨也恨不起来,让人爱也爱不起来,却让人感动。作家似乎不动声色,却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内心,他的无奈,止不住要为他流泪。中国乡间真有这样的干部,不择手段,什么都要管,要改变农民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就是所谓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至于强制,至于逼良为娼,似乎是不需要考虑的。阎连科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苦笑。
白连春的《抢劫》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他打了整整一年工,一分钱工钱也没有拿到,无法生存,开始计划抢劫。最初,他想抢劫的是他为之打工的老板,但老板来去坐车,一个司机,两个保镖,一般人近不了身。那么抢谁呢?想了几天,发现老人好抢。说来也巧,他想抢劫,就遇到了一个善良的老人,在大年夜把他带回了家里。老人孤身一人在家,却对他毫无戒备,像母亲对儿子一样关怀备至。准备抢劫的青年面对一个善良的老太太,尤其是在抽屉里发现钱之后,那种把钱揣到怀里又放回抽屉,放回抽屉又揣回怀里,反反复复的过程,生动地再现了青年内心深处善与恶的较量。小说就在这种较量中结束,没有写出结果。这更真实,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答案的确仍属未知,要做出选择,还需要时间。
在尤凤伟的《替妹妹柳枝报仇》中,柳条咬牙切齿要找到欺负他妹妹的恶棍,为她报仇,因为妹妹进城打工,却成了老板的婚外女人。在居留城市寻找报仇机会的日子里,因为送水,他发现有一个男人同时生活在两个家庭,给一老一少两个女人做着丈夫。他要主持公道,先是找了年长的女人,女人说一切她都知道,不要他来管;然后他去找年轻的女人,她同样一切都知道,这种身份是她自愿的。最后,柳条终于放弃为妹妹报仇,回家去了。小说写的,是当下中国已经司空见惯的事,二奶也罢,三奶四奶也罢,都是自愿的,不涉婚姻,重婚罪也扯不上。人们当然可以从道德等方面对“柳枝”进行说教,但我想,在说教之前,如果不先给予她们想要的一切,一切都是白费,而且苍白而又空洞。
面对此类作品,有批评家热衷于从中寻找“无产者写作” “新左翼文学”或实在不新鲜的左翼因素,以弘扬“左翼文学”或“普罗文艺”的遗产。我读商昌宝选编的这部以“农民工”为主题的小说集,却觉得它的确是“打工文学”中的一部分,也是“底层文学”中的一个板块,却没有看到“左翼文学”传统的多少痕迹。因为左翼文学最突出的标志,就是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而且斗争不能是为工薪为利益的小斗争,而是着眼于远大目标。这一切,当代作家都离得很远很远。此中长短得失,无须我来多说,还是读者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更为可靠。
2013年12月 天津
商昌宝编著的《接吻长安街(小说视界中的农民工)/小说眼看中国丛书》12篇中短篇小说,组成了丰富的农民工生存图。
《接吻长安街(小说视界中的农民工)/小说眼看中国丛书》改变了已往我们心目中的农民工形象。其中,既有坚忍不拔的农民工形象,如《扁担》中的金堂,因双腿被截肢,不得不靠双手“走”了几千里地回到老家;也有具有浪漫气息的农民工形象,如《接吻长安街》中的“我”的愿望——在长安街与女友接吻,在众工友的帮助下,客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如愿以偿;还有面对金钱的诱惑而苦苦挣扎的农民工形象,如白连春的《抢劫》,详细刻画了“他”面对大额金钱时,内心的激烈斗争,最终给我们留下了悬念。
《接吻长安街(小说视界中的农民工)/小说眼看中国丛书》中的农民工形象或色彩艳丽、或灰暗无光、或光彩刺目,种种色彩组成了农民工任务形象画廊。
商昌宝编著的《接吻长安街(小说视界中的农民工)/小说眼看中国丛书》首次把农民工题材的中短篇小说编选成册出版。每一篇小说都塑造了不同的农民工形象。作家层次多样化,既有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王十月,也有老牌名家阎连科,还有新兴作家李师江等。小说侧重点各不相同,展示的农民工生存境遇也不同,避免了小说集的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