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编著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修订本)》是一部关于民国和当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名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修订本)》分六辑，前四辑：天凉好个冬、毕竟是书生、无奈的群体、谁在思考。1999年文化艺术版《逝去的年代》的第五辑是“《观察》研究”，考虑到谢泳先生已在2005年出版了专著《储安平与<观察>》，故删去此辑，由谢泳先生新增两辑：“第五辑书生私见：旧史料与新观点” 和“第六辑知识分子的抉择：离开的与留下的”。这两辑采撷自谢泳先生近几年所撰之尚未结集出版的知识分子研究文章，约14万字。可以说，本书是一本全新的著作。

谢泳编著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修订本)》讲述了：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可以说，《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修订本)》是一本全新的著作。

第一辑 天凉好个冬

 ——《普及吴祖光)

 晚年冯友兰

 晚年费孝通

 寂寞钱端升

 安福三才子

 天凉好个冬

 普及吴祖光

 陈寅恪与周扬

 张东荪这个人

 吴晗的悲剧

 过去的教授

 遥想教授当年

 常风先生

 冯雪峰的悲剧

第二辑 毕竟是书生

 ——《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杨树达的屈辱

 叶企孙饶毓泰的死

 汤用彤的顾虑

 汤用彤写序

 陈垣的转变

 顾颉刚的恐惧

 晚年贺麟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失望的王芸生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尹达的学术道路

 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钱锺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第三辑 无奈的群体

 ——《再说张东荪》

 再说张东荪

 胡适与冯友兰

 怎样评价傅斯年

 吴世昌的选择

 令人困惑的梁思成

 晚年曹禺

 由王瑶想到陈旭麓

 舒芜：回到起点

 范文澜的无奈

 谁给了周扬压力

 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无奈的群体

 以小见大

 三个教授的命运

第四辑 谁在思考

 ——《做人的底线》

 过去的大学生辩论

 为什么怀旧

 钱锺书与西南联大

 反认故乡是他乡

 自欺欺人

 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

 论战的规则

 做人的底线

 学者的道德

 胡适的学生

 金岳霖的名言

 北大往事

 有意味的百分比

 电视与学术明星

 1959：谁在思考

 西南联大与中国大学教育

 鲁迅、郁达夫日记的比较阅读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

第五辑 书生私见：旧史料与新观点

 ——《历史教员的责任》

 当明引不当暗袭

 陈寅恪谈学术规范

 如何理解档案解密

 学术批评要与人为善

 知青的最后辉煌

 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历史教员的责任

 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

 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

 危机时代中的西南联大

 老北大和老清华的外聘教授

 恢复高考与阶层流动

 张芝联译《英国大学》

 关于《沁园春·雪》的两条史料

 陈寅恪诗的标题问题

 几则读书札记（七则）

第六辑 知识分子的抉择：离开的与留下的

 ——《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

 胡适的直觉

 胡适关心黄晖

 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倾向

 怎样理解舒芜

 储安平与季羡林

 给储安平的一封信

 二钱与陈衍之关系

 钱锺书的“代笔”之作

 钱锺书的科举观

 关于金礼仁

 费孝通的一封信

 清华精神与北大传统

 李拓之译《英译唐诗选》序言

 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

 学部委员中为什么没有法学家

 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

重版后记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从有关冯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1991年3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7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出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写过信，但最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看今日冯先生的执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巳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目，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月1日。”可当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年前先到印度访问，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士学位，冯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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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这本书印出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它还能有再印的机会。本书原就是一册当时写作的合集。那时，雄飞兄事业正在兴盛期，他想到要我来编辑一册小书，多是出于友情。他对此书不在意，我也不在意。说实话，我当时更在意的是它能带来多少稿费。

此书最初编辑时，我想把感觉多少还有些史料价值的文章都编进去，但结果并不如此。有些文章，出版方面通不过，我也只好妥协。

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的《(观察)研究》主体部分能收入此书，是雄飞兄尽了很大努力才达到的结果，我要特别感谢他。当年雄飞兄主持“黑马文丛”的时候，参与者多是少壮青年，我虽然也忝列其中，但已不是青年，更不属“黑马”。当时这批丛书作者曾有一个在全国巡回演讲的系列活动，一度还被人称为是“踏雪寻梅”，虽然雄飞兄多次相邀，但我每次都婉言谢绝，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而是我人届中年，对浪漫活动早失兴趣。如今“黑马文丛”作者早已星散四处，还能和雄飞兄偶尔举杯的，大概我算一个。

2007年，我到厦门教书，偶然遇到一些好读书的学生，他们多数表示对这册小书留有印象，这令我稍感欣慰。如果这册小书能让有些青年对文史研究产生兴趣，或者因此对正统的历史有些怀疑，那我则是喜出望外了。

感谢德良兄一直催促我重版此书，没有他的热情，我不会再有兴趣做这件事。更感谢建刚、红梅夫妇，他们为此书的编辑做了大量工作。

因为《(观察)研究》后来已单独出版，此次重印将这部分完整撤下，另补充了一些还未结集的新文章。书名依旧，但应当算本新书了。这是我特别要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