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高原在江华私立铸民中学读初中一年级时，正值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之际，为了避免全面败北和彻底崩盘，国民党军队急于补充日益枯竭的兵源，因此罔顾民怨沸腾，到处捉□抓壮丁。罗崇敏的祖父、祖母不愿让儿子上战场当炮灰，他们出钱请人冒名顶替。但罗高原逃过了初一，却没能逃过十五，最终还是被迫吃了军粮。
两年后，罗高原寻机逃离了士气低落、人心惶惶的国民党军队，潜回江川老家。那时，他二十出头，血气方刚，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种种腐败黑暗的怪现状，内心激发强烈的叛逆精神。1949年10月，罗高原秘密加入中共在江川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勇敢参与“反三征”(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和“反霸清算”等一系列地下斗争。尽管如此，罗高原的努力仍然事倍功半，不足以洗白“反动家庭”的黑底，土改时期，由于罗家拥有数十亩水田和一座油坊，被当地政府划定为“地主”成分。
罗崇敏的母亲朱水凤性情淳厚，持家节俭。建国初期，各地均施行高压政策，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镇压反革命分子和肃清反革命分子乃是人民政府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政治环境和政治气候下，地主成分是一块极其沉重的耻辱牌，无论挂在谁的脖颈上，都能将他(她)勒得透不过气来。
1953年初，罗崇敏刚出生一个多月，朱水凤就被村干部从家中拖去批斗。批斗会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迟迟未见收场的迹象，在振臂如林、呼吼如雷的阵仗中，朱水凤并不恐惧，她心里惦记着儿子吃奶的事情，先是焦急，然后是焦躁。她一咬牙，豁出去了，竟然不顾会场纪律，斗胆向主持批斗会的村干部恳求甚至哀告道：
“你行个好吧，我儿存德一天没吃奶，我要去家里喂他，喂完了，再回转来，任由你们批斗，保证不误正事！”
阶级斗争不是请客吃饭，哪有商量的余地？朱水凤的恳求和哀告当即遭到村干部的痛斥，并且受到羞辱。当年，对于人性和人道的吁求，尤其是被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的人斗胆吁求人性和人道的待遇，警惕性极高、弦索绷得极紧的革命干部显然是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
三个月时，罗崇敏生了一场急病，很可能是痧症发作，脸色焦黄，嘴唇血色全无，只有进气，没有出气，身体冰凉，心跳微弱之极，以至于手扪胸口也感觉不到，家人都以为他不幸夭折了。他们痛哭一番后，将他放入猪食槽(江川乡下的风俗)，准备翌日找个地方裹床席子掩埋。到了深夜，朱水凤伤心欲碎，突然她听到啼哭声，太熟悉了，那是存德的哭声啊！这怎么可能呢？是幻听？不是，一声，两声，三声，一声比一声大，那绝对是存德的哭声。朱水凤奔过去，从猪食槽里抱起极其虚弱的罗崇敏，撩起衣襟给他喂奶，尽管奶水稀淡，那可是救命之水啊！胜过人间的任何仙药！罗崇敏死而复生，在家乡被传为奇迹。有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福究竟会是什么？当时谁也说不清楚。
孩提时，罗崇敏聪明颖秀，颇得祖母杨兴莲和母亲朱水凤的喜爱，她们经常背着他到地里劳动。三岁左右的小萝卜头自然不会太安分。有一次，罗崇敏到沟边抓鱼摸虾，一不留神，掉进沟里，全身湿透，所幸是夏天，祖母脱下他的衣服，洗干净，晾在草地上，他照样光着屁股到田里捉泥鳅，到草丛捉蚱蜢，等到衣服晒干了，祖母又乐呵呵地把他背回家。
1958年，全国土炉林立，大炼钢铁，云南也不例外。朱水凤带着大女儿罗琼花去山中炼钢，祖母在大队托儿所照顾孩子，眼睁睁地看着大片大片的稻谷全都烂在田里，没人去收割。那时，罗高原在江川县委农工部工作，很少回家，偶尔抽空到大渔村九队来看看儿子，带两封沙糕就足以令罗崇敏馋涎欲滴了。
未满七岁，1959年9月2日，罗崇敏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日子，到李家山下江城镇侯家沟村委会小学启蒙读书。他天性明敏，语文、算术、画画、唱歌、体育，门门功课都相当出色，总分常常是全年级第一名。老师都感到惊奇，罗崇敏小小年纪，读书就能过目成诵，而且有那么强烈的荣誉感，别的孩子都怕背书，都怕考试，罗崇敏却恰恰相反，他脑子里转悠的问题竟然是：“怎么还不考试？”当时学校的测验不打分数，而是把成绩分为六档，依次为火箭、飞机、火车、汽车、马车和牛车。罗崇敏太想拿“火箭”了！他有好胜心，有好强心，却没有妒忌心。他从不妒忌别人，只想凭着自己的努力超过别人，叫朝夕相处的同学心服口服。
那年月，大家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家里不开火，罗崇敏小小年纪，放学后就去生产队里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拾麦穗，拾稻穗，捡蚕豆。到了冬天，罗崇敏上山打柴，凛冽的山风一个劲地狂吹，像是锋利的刀子割脸，生痛生痛的。他想打满一筐干柴再回家，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他实在冷得受不住了，就在背风的山坡下避一避，眼睛仍一刻不停地搜寻，只要看到近处或远处的枯枝，就好比看到了宝贝，他会飞快地奔过去。朱水凤疼惜儿子，做娘的爱在心里，嘴上的钢火却丝毫不弱，她常常念叨的是一句世代相传的江川名言——“咬口生姜喝口醋”，教导罗崇敏不惧人生的苦辣辛酸。朱水凤识字不多，不会滔滔不绝、喋喋不休地讲大道理。她做人做事的准则归结起来只有十二个字——“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正是这从小就耳熟能详的十二字母训影响了罗崇敏的一生。
侯家沟小学的朱怀珍老师很喜欢也很欣赏罗崇敏，对他爱学习爱劳动的表现总是赞不绝口。她诚心诚意要自己的儿子做罗崇敏的玩伴：“只准你跟罗存德(罗崇敏原名存德，读高小时才改为崇敏)一起玩，去他家里，向他学习，不许你跟别人乱疯乱跑！”
到了1959年，农村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公共食堂已经难以为继，纷纷散伙。大跃进时期(1958—1960)“亩产上万斤”(最多时，浮夸为亩产“十二万斤”)、“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类魔幻现实主义的谎言和神话如同巨大的肥皂泡一样不戳即破了，在浮夸大树上结成的一串串苦果和恶果开始极大程度地毒害农民的生活，危及农民的生存。农村家庭开始普遍揭不开锅，粮食吃完了，挖野菜，野菜挖完了，捋树叶，甚至在不少地方发生了骇人听闻的事情——吃尸体。一些乡镇强行扣下老百姓向外求援的信件，极力屏蔽饿死人的消息，报纸上依旧是莺歌燕舞，形势一派大好。只要读一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先生洋洋八十万字的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5月版)，那种惨痛感和荒诞感就会往骨头缝里猛钻。据他精细估算，那三年多时间内，全国共计饿死大约3600万人，其中饿死的农民超过300万，史上讳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其实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祸。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