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 行善积德
同一个月，魏征又上表奏疏说：
“我听说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大，一定要先使其根基稳固；要想让河水流得长远，一定要先疏清它的源头；要想让国家长治久安，一定要广积德行道义。源头未疏清却希望江河流得长远，根基不稳固却想要树木长得高大，德行不丰厚却想要国家安定，我虽然愚蠢无知，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陛下这么圣明！君王身为一国之主，身居天下要冲，地位如同天地一样崇高，永生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不能居安思危、用节制的美德来取代奢侈的劣习，不能积累深厚的德行，而沉溺于各种欲求不可自拔，那么就和砍掉树根还想让树木长得更高大、堵塞源头却想让江河流得长远一样荒谬了。
“通常开创功业的君王，顺承天命，没有一个不是时刻铭记前朝的教训而德行卓著的，一旦取得天下，却往往很快德行就变得衰微了。开始创业时做得非常好的实在不在少数，而能够将美德坚持到最后的却非常罕见，难道真的是创业容易而守业非常艰难吗？原来打天下时气定神闲，现在守天下时却捉襟见肘，这是为什么？天下未定时，都尽力以诚心对待臣下；而一旦赢得天下，马上就倚仗自己的权势，放纵自己的欲望，以自己的尊贵来轻视全天下的事物。诚心相待，就算异族蛮夷也会觉得是一家人，而轻视天下，就算是亲生的兄弟骨肉都会形同陌路。就算是以严刑威势强行压制下去，终究是仁义不施，臣民即便是表面上恭顺得很，内心却不可能真正信服。怨恨的大小还不是最根本的问题，人民的力量终究才是最可怕的，就像水—样，可以让船舶浮行也可以让船舶翻覆，小心谨慎是唯一的办法。马车飞驰而勒马的缰绳却已经腐朽，面对如此危险的境地，怎么可以有一丝的疏忽呢？
“统治天下的君王，如果看到自己的欲求就能想到自我节制方可知足常乐，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想到适可而止方能安定人心，担忧居高位的危险就想到要谦逊才能自知，害怕自己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容纳千百条河流一样度量宽大，乐衷于游玩打猎时就想到应该适当地给老百姓留一条生路，担心自己松懈而想到做任何事情都要善始善终、坚持不懈，担心被人蒙蔽而想到要虚心采纳听取臣下的意见，担心自己听信奸邪的谗言而想到要修正自身、远离邪恶之徒，实施赏赐恩惠就想到会不会因自己一时的喜好而使无功者受禄，而施加惩罚就想到会不会因自己一时的厌恶而使无罪者受刑。这总共十个念想。只要能弘扬上面说的这些美德，选拔人才并委托重任给他，接近贤士并听取他的意见，那么聪明人就会奉上他所有的智慧，勇士将乐于为国献力，仁人到处施加恩惠，义士也会献出他的忠诚。文臣武将互相争着为国效力，君王和臣民相安无事，这样国君自然也就可以尽情游玩、像古代的仙人一样颐养天年，不用太过劳神，天下就自然而然会得到治理。何必时时伤脑筋冥思苦想，代行臣下的职责，让自己耳目劳累不堪，违背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呢？”
唐太宗亲笔回复魏征说：
“看到你几次上书，写得确实诚恳，可以说是言尽意切。使我阅读的时候忘记了疲倦，常常不自觉读到半夜。如果不是你深切地关心国事，希望开导我的思路，怎么会向我提出这么好的谋略，指正出我的过失！我听说晋武帝从统一吴国后，就一味地追求骄纵奢侈的生活，不再关心国事。晋朝的何曾退朝后对他的儿子何劭说：‘我每次上朝看到皇上不说国家大事，却说一些没用的生活小事，就知道他不是能将功业延续给子孙后代的明君，你或许还可以免于乱世，’他指着旁边的几个孙子说，‘他们一定会在乱世中丧命。’后来他的孙子何绥果然死于乱世中的酷刑。以前的史书都称赞他有先见之明，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何曾是对国君不忠不孝，罪过很大。作为臣子，应该上朝时想着要尽忠职守，下朝后想着弥补君王的过失，帮助君王实施美政，匡正君王的过错。这样国家才会得到治理。何曾身为国家重臣，地位崇高，责任重大，应该直言不讳，以治理天下的大法辅佐君王。但他下朝后乱议朝政，上朝时却不敢谏言，如果以为这种人明智，那就大错特错了！国家危急时却不能加以扶持，还要你这个宰相干吗？你的诚恳建议，让我知道了自己的过失。我会将这份奏折放在案台上，以便时时提醒自己。希望到我晚年的时候，国家可以治理好，不让良臣盛世的欢歌只出现在远古的时代，我们君臣之间，现在就像鱼和水一样亲密无间。这么晚才回复你的中肯建议，希望你不要有什么犹豫，继续直言上谏。我将会虚心地听从你的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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