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立主编的《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3）》精选2013年全国各地文学报刊和网站中的文史作品佳作，文章形式不拘一格，口述实录、亲历往事、知识分子心史等写法层出不穷。历史包罗万象，本书旨在提供一些历史的碎片，为20世纪史的研究者提供参考的文本，以便历史学家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并且不断增加的历史构件进行鉴别、筛选，从而达到多角度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本书包括《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我说，人应该是像你这样》等文学作品。

《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3）》由耿立主编。

《中国文史精品年度佳作（2013）》精选2013年全国各地报刊中优秀的文史精品佳作，内容涉及古今中外，讲究思想、趣味、探秘。单篇来看也许不是历史，但合起来看，或许就是历史的某一维度，为历史保存记忆。形式多样，包括口述实录、亲历往事、知识分子心史等等。本书充分展现了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史实，从清朝末年到建国以后，从文人学者到革命党人。精益求精，探讨历史真相；抽丝剥茧，解读历史事件；追本溯源，回忆历史人物；升华主题，重拾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

书生的骨头

大汉头颅

长平：无法消失的伤口

洪秀全的权力人格缺少什么

暗杀与黑杀

不幸成了王佳芝

被侮辱被损害的灵魂

“伍豪之剑”：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特科

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张伯驹的“文革”交代

我说，人应该是像你这样

直面直隶总督署

乱世名士牟宜之

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

巴黎为什么没烧?

在“写作组”的日子

从小妇人说起

谁染霜林醉

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

钱钟书是“御用翻译”吗

陈布雷：真正的志向是以“言论报国”

l789年的法国：无从改革而后革命

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汇》序

四次血案幕后：蒋介石的智与不智

历史瘦弱的背影：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梁漱溟：寻心灵之安顿与致天下之太平

战争与饥荒：还原真实的一九四二

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学贯中西的安徽人刘文典在1928年11月29日下午顶撞蒋介石的时候，他从肺腑里发出了无法按捺的愤怒。在他的眼睛里，蒋介石只是一个不懂教育的军阀，他的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三军司令的领袖权威在安徽大学的校园里并不是一张自由的通行证。大学不是衙门，演讲可以、训话不行的软性盾牌极大地伤害了一个国家领袖的自尊心，因此，那天下午见面的时候，蒋主席就给了代理校长刘文典一个下马威。

“你就是刘文典吗？”看到礼帽长衫毫无惧色、昂首阔步走进来的书生，蒋介石明知故问，心中隐忍的怒气一下就点燃了。

蒋介石安坐在椅子上没有欠身，他的傲慢失礼瞬间就激怒了刘文典。

“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的称呼，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直呼的！”

从未遭过如此顶撞的蒋介石显然缺少应对不利局面的准备，他恼怒地拍击桌子，吼道：“你这个学霸！”

刘文典没有被对方的威怒吓倒，他愤怒地回击道：“如果你说我是学霸，那你就是军阀！”

有关一个书生顶撞国家最高领袖的描述，坊问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有一种说法，蒋介石气极之下，打了刘文典几个耳光，而刘文典则飞起一脚，踢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这个说法强调了事件的戏剧性，最为人津津乐道。所有的版本虽有情节和场景的差异，但一介文弱书生无视国家元首的尊严和权威，维护大学教育的规律，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却是共同的本质。所以这个事件成为了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傲骨的一个经典。

这个时候的刘文典，还没有与日后成为他终生偶像的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教授结缘，但是，他已经用独特的个性把自己独立和自由的傲骨放置在中国学术祭坛的最高点上了，他不怕以流血甚至牺牲来维护大学的尊严和独立。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当即下令扣押了刘文典。即使刘文典身陷囹圄，安徽大学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权，立即释放刘文典的口号浪潮般地传到了耳里，蒋介石仍然愤怒不已。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说：“我也办过教育，我的学生有十几万人。如果有一个刘叔雅这样的人，我会下令就地枪决！”

“枪决”，这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极端词语，如今是和司法、审判紧密相连的一个因果，但是，在一个尸横遍野、战争频繁的乱世中，尤其是在军人执掌政权决定个人命运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个书生的生命犹如地上的一只蚂蚁，任何一只脚掌都可以将他碾得粉身碎骨。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安庆市公安局长王绍曾带人押走了胆大包天的刘文典，将他关在省政府的“后乐轩”里。八十多年后，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刘文典当时的心情，也无法从当时的新闻中寻找到记录当事人内心活动的任何蛛丝马迹。只是听到过化险为夷之后，刘文典同他的好友冯友兰回忆当年的一段话。刘文典说，当失去自由的一刻，他就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

用个人的生命换取人类社会的理想，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字背后的鲜血，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种悲壮的情怀。因此，当“杀身成仁”四个字出现在1928年的报刊上时，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我们还依稀遥望得到被囚禁在斗室中的刘文典的怒容，他那多天没有修剪的黑髭荆棘一般地竖立起来，这是一种不屈的自然反应。刘文典丝毫没有动摇拒绝蒋介石训话的决心，在一个独立和自由的大学校园里，演讲是一种学术方式，是文人的说教，训话却是一种强制手段，是军人的命令。刘文典非常明白演讲和训话的本质区别，所以，他用“演讲”这个温和的动词彻底激起了蒋介石的愤怒。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典礼上训话，他的直白让每一个受训的人终生难忘。“你们赶快地去死，你们死了，你们的灵魂见了先总理，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安慰。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们的子女，就是我的子女。”

顶撞蒋介石事件并没有因刘文典失去自由而平息，书生的愤怒在报纸上持续发酵。蔡元培致电蒋介石质问：“文人学士，理当优待。今先生拘叔雅，敢问何由？”胡适更是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在下令释放刘文典的时候，蒋介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一个星期的时间，国家领袖就收回了自己的成命，更令其难以理解的是，刘文典不肯被释放，他要蒋介石还他一个清白。刘文典说：“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

书生意气，是要靠骨头来支撑的！

一个浑身傲骨、目无权力的书生，他的内心却是柔软的，他的心中有无法动摇的偶像。

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课堂上，刘文典不止一次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指头，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刘文典说的陈先生，即是因顶撞蒋介石而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来到清华园任教之后认识的陈寅恪教授。如果不是这次惊险的遭遇，刘文典也许将会失去同陈寅恪结缘的机会。

岳南先生所著《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有与此相关的记载：“刘氏出狱后，根据蒋介石‘必须滚出安徽’的释放条件，受罗家伦之聘来到清华出任国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同事兼上司，也成为在国学领域唯一可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尽管如此，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如果不是碰到陈寅恪，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刘文典绝对就会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当他后来在西南联大得知学校要晋升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为副教授时，顿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该拿四块。可我不会给他四毛钱！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在一个讲究学历、学位、著作，论资排辈的大学里，只读过小学的年轻小说家当然没有同刘文典争辩的资本，沈从文的沉默和回避也许就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了。沈从文不可能不知道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校园里顶撞国家最高领袖的出格行为，因此，一个弱势的大学教师显然是无法抵挡刘文典的锋芒了。

在许多次斗争中，刘文典总是胜利的一方。面对沈从文的落荒而逃，刘文典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清华园中和以后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对陈寅恪的敬佩不仅仅来自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陈寅恪独立和自由的人格魅力，更是令刘文典五体投地的根源。P1－3

序言站在历史的那一边

文一耿立

在中国，世俗和时间之外，还有更高的意义和权威存在么？在人之上，是否有个高于个人的神性，一直不是十分的明晰。但是有一个独异的现象，国人敬畏历史，相信历史的神圣和绝对的权威以及不可悖谬。

何谓历史？历史何谓？英国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并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

是的，历史是有记忆的，并且历史最重要的是有最后的审判：千秋公论。于是，历史成了中国的一种不思宗教的宗教情怀和价值尺度。

我要说的是，再狂妄的人也高不过历史，地上的万国和意识形态，也高不过历史，但是有时强权、国家的崇拜和意识形态的崇拜，却一再羞辱历史，他们打扮着自己在历史中的身份，恶的漂白。

电影《窃听风暴》中冷血无比的基尔德·维斯莱尔，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们的言行。他二十四小时监听一位剧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当维斯莱尔准备汇报剧作家将秘密给西德写稿的消息时，他上司偶然谈论起被监控的四种人的理论。他说，你窃听的这个人属于第三种，叫历史性人物。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不然你会被记在历史当中。于是貌似强大的政权在历史面前的虚弱就出来了。历史的定位给维斯莱尔带来了一个提醒，于是他悄悄收起了报告，决定站在历史那一边。

电影《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开头：1802年3月，正是法兰西与英、俄、西班牙等国在亚眠磋商和约的时期。这天，拿破仑浴后照例要量量身高。他矮矮的身材，健壮的体魄，深邃的眼睛，显得特别精悍。“啦啦！我有多高？”拿破仑一边哼着歌，一边问他的侍从康斯坦。康斯坦淡淡地说：“老样子，一米六八。”拿破仑有些急躁了：“看准些，蠢东西！嗯……”“高了五厘米……”康斯坦连忙答道，可当他发现拿破仑是踮着脚量身高的时候，不觉笑了，“啊，老是耍花招。”拿破仑像是命令，又像是恳求地说：“康斯坦，将来你要是写回忆录，给我加五厘米，嗯，一米七三。嘘！天底下只有你知道我真有多高。”

这个电影镜头，使我不得不说：历史只承认被记录下的东西，于是历史难免被要挟被涂改被强权玷辱，于是《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皇帝史，与百姓何干？什么是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我本人是经常意识到有必要降低胜利者宣传的必要性。”此话验之拿破仑与仆人康斯坦的对话，确实是揭示了一种历史存在。

拿破仑的仆人康斯坦是诚实的，也许他在心中有历史的敬畏，他的回忆录里说拿破仑“身高5尺2寸3分”，这相当于1米685，也就是168．5公分。法国当时的顾贺高将军在1815年9月8日亲自量过拿破仑的身高，而且记在日记里——“5尺2寸半”，相当于1米692，也就是169．2公分。拿破仑去世后，安托马奇医生验尸时候量的高度是5法尺2法寸4法分。但历史处处有歧路，后来人们将法尺当成英尺去换算，结果造成了拿破仑身高只有l米57左右的讹传，并且人们相信了，这个巨人个子虽矮，但影响却长。

人是根据记载来复原历史的，但记录是有选择和遗漏的，史料也不能包办一切，但史料记载，却是我们复原的基础。历史曾发生过的，也许没有记录，对记录的我们都能认可么？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那这就要凭记载者对历史的敬畏和良知了。但把历史的真寄托在写作者身上，也是危险的。但人却没有更好的办法。在中国，民间有个人记录的传统，这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补充。

历史是可以作假的，也是可以装扮的，但每每这个朝代过去了，历史才可能复原出原貌，于是人们对历史的公正也就充满了期待，比如岳飞冤死二十一年之后，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而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九十九年。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明将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在西方，迟来的正义不算是正义，在中国，这却是一种期待，一种价值。

吴思先生在《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里曾写到一个故事：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吴思先生说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对死者的慰安。

历史是一种力量，历史是一种社会价值。这种力量可以塑造人，阅读历史，不仅仅是得到知识，重要的是陶冶，是熏陶，是修正一些野蛮，是褒扬高贵，是赞赏正义、鞭笞不义；历史可以深邃人的心灵，为心灵增容，提升人的境界，与古人对话，尚友古代的志士仁人，从他们的血脉里唤醒自己。从这点来说，无疑历史也是一种启蒙。

历史的社会价值是一种标杆，历史规范人，使人类不敢为所欲为，胡作非为。  2011年12月6日纪念国际人权日上希拉里有个演讲《请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我喜欢这句话，所谓的“站在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就是受到历史的肯定的那一边。她是从人的权利而说的，但她表达了一种历史的社会价值，什么是历史肯定的？“权利不是政府赋予，而是所有的人与生俱来的。无论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无论我们的领导人是谁，也无论我们是什么人，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是人，因此我们享有权利。因为我们享有权利，政府就必须保护我们的权利。”

希拉里所谓“历史的正确的一边”，应该是孟子所说：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应该是普世的，但历史很多的时候，百姓如蝼蚁，辗转沟壑。“人相食”，这时的百姓的运命可知。但“你我要上史书的”，用历史来提醒，用对历史的敬畏，用千秋公论来提醒：我们要选择历史正确的一边。

我们要明白，人和国家和政府一样，都是会犯错误的，有时会站到历史的错误的一边。比如1992年11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为17世纪被教廷审判的伽利略平反，不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又致函教皇科学院，为达尔文摘掉“异端”罪名。

1997年，希拉里的丈夫、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为士兵艾迪·卡特平反，并向其遗属颁发了一枚迟到的勋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军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立下战功，后被误控有变节行为，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郁而终，年仅四十七岁。良知终于战胜了偏见和谬误，美国政府终低头向艾迪·卡特亡魂道歉。

我想起了左拉的遭遇，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法国《震旦报》上发表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题为《我控诉》，他以一个作家的良知，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向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政府控告“国家犯罪”，替一位犹太血统的小人物呼叶正义。

1894年，三十五岁的陆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受诬向德国人出卖情报，被军事法庭判终身监禁。一年后，与此案有关的间谍被擒，证实德雷福斯清白。然而，为了所谓的尊严，其实是自大的军方心里的排犹意识，他们觉得国家绝不能向一个小人物低下高贵的头颅。由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祟，最后竟然荒唐到间谍获释，而德雷福斯“为了国家利益”——继续当替罪羊。

面对历史的如此荒谬，左拉拍案而起，用如椽之笔连续发表《告青年书》、《告法国书》，向世人揭露军方的谎言，痛斥司法机器被民族主义绑架，成为狭隘的帮凶，左拉称这是“最黑暗的国家犯罪”。《我控诉》是良知的代言，是正义的呼吁，是为历史的正确张目，于是整个法兰西朝野震动，所有法国报刊也都开始了站队：良知人站在左拉身后，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颛顼的军方利用权力谩骂，甚至恐吓暗杀左拉。  左拉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左拉觉得这是社会良知，也是知识分子的使命。知识分子应该是敢于向强权、向不义和罪恶说“不”的一群，如果顾及自己的一己之私，对强权、不义和罪恶保持沉默，甚至如草遇风俯仰，那是一种对历史良知的背叛。然而，令人悲愤的一幕又出现了，这年的7月，军方以“诬陷罪”起诉左拉。左拉在友人的陪伴下出庭，他说：“上下两院、文武两制、无数报刊都可能反对我。帮助我的，只有思想，只有真实和正义的理想……然而将来，法国将会因为我挽救了她的名誉而感谢我！”

最后左拉被判罪名成立，流亡海外。

然而，历史的纠错行为终于站在了左拉这边，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后第四年，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军方败诉。法院和政府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茨威格说：“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他。”是的，每一个文字都意味着选择，因为文字也是有方向感有态度的，也会选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