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想过我会见到列宁
文筱敏
仿佛时空穿梭，七月的一个早晨，突然就站在莫斯科红场边上了。风有点儿清冷，许多的年代吹过去了，然而许多的年代又吹回来，在眼前往复翻动。时空的组合未免荒诞，我从未想过我会站在这一个点上，曾经，曾经，这一切多么遥远，二十一世纪比天堂遥远，莫斯科更比天堂遥远。
先是看到无名烈士墓，在红墙下面，长明的火焰，图片一样经典的卫兵。据说这个“国家一号岗”原来守卫的是列宁墓，现在拐了个弯，站到了这里。铁栅另一侧排队的人们就是去往列宁墓的，免费，但要过一道安检。列宁墓到底是个敏感的地方，是否要把它迁出红场，近年来时有议论。据说有人向它扔过炸弹，还有人向那红色花岗岩开过枪，它会触动各种情感，情感也可能去往不同的极端。安检门旁穿制服的妇女僵着脸，襟上别了一枚镰刀斧头徽章，示意我打开单肩包的拉链。我的心提了一下又放回来，今天已经是2012年了，那个党已经是在野党了。公正地说，那个徽章的图案确实好看。
墓身的影子隔开了阳光，然后是黑色的大理石台阶，随之就走到了地底下。绝对的黑暗和些微的人造灯光，不得不承认特别设计的灯光可以创造超自然的世界。列宁出现了。我当然认识他，在二十世纪的整整一百年里，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几乎半个世界都在他的影子下面。我从没想过我会见到他，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过去多时了，已经成为历史书上的抽象符号，想不到时间行进到了二十一世纪，他还在现实世界之中。没必要考究这是不是他本人，有多大部分是他本人，他是唯物主义者，在他的主义统治之下我也成了唯物主义者，在唯物主义那里，生和死的界线是很明白的。把他制作得栩栩如生，是为了模糊那条界线。毕竟有几个唯物主义者是彻底的呢？他们宣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们聚成一党，曾经令无数人深为畏惧，他们自己就真的毫无畏惧？如果是真的，他们就不必为自己制造一个不朽的神了。列宁跟众多列宁主义者们或有区别，恐怕他真的无所畏惧，他深信自己掌握着全人类唯一的真理，此外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真理。他躺在这里已经将近九十年了，据照料他的人的说法，他还可以靠现代技术继续再躺一百年。一百年这样的时间单位属于超人，没什么可讨论的。我看见的列宁是合上了眼睛，却依然显现不容商榷的坚定，他不说话，把极其擅长演讲的天赋收在红旗底下，把那只随时会像砍刀一样劈向前方的手放在红旗上面。他等着接见更多来自全世界的人。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它徘徊到了俄罗斯，又徘徊到了中国，成为历史的起点。幽灵当然有光，飘逸，炽烈，在黝黑的冬夜尤其诱人，何况是饥寒交迫的人们。幽灵擦过我们的眼睑，鼓荡我们的魂魄，把我们裹挟于其中。这个幽灵的物质构成很久以来都是魔法师的秘密，而我只是迷醉，其不可知的部分，我用自己的幻觉和想象补充。我用了几乎半生来拆解这些幻觉和想象，到我看见列宁的时候，已经没有想象了，尽管我承认有些神话的确很难消失。
从幽暗的墓室出来方才展望著名的红场，天蓝得令人眩晕，举目可见教堂的尖顶和圆顶，金穹顶有刺目的光，七彩穹顶有童话的奇幻。列宁墓与它们的造型不同，是阶梯状的三个立方体，依次垒叠向上，没有一条弧线，也没有一条斜线。它看上去是具有现代性的另一座教堂，与古代的教堂对峙着，其教义具有宗教的基本特征：强烈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从它刚刚掌握权力便开始凸显，封禁异议的报刊从1917年开始，图书馆的大清除也紧接着开始，与此同时，教堂也纷纷被关闭了，红场上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也不例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了唯一合法的信仰，它不屑于与旁的观念或信仰对话，它直接禁止所有的“异端邪说”，因为它认为自己是科学的，是终极真理。如我这样生于终极真理国度的人，别无选择地是天生的信徒，我们普遍不具备一个常识：信仰和科学是两回事。信仰是不能讨论的，那里面只有布道者和膜拜者，只需要忠诚和牺牲，而科学要的是批判者和发现者，必得置身于各种各样的质疑之中。
穿婚纱的年轻人在红场上拍照，他们以教堂为背景，以红墙和钟楼为背景，以既古老又时尚的古姆商厦为背景，红墙前面那个红色的立方体上几个巨大的字母他们当然知道——列宁，只是在他们念的历史教科书里，“十月革命”已经改为“十月政变”了。这个改变了整个俄罗斯，决定了几代人命运的事件，固然是一个武装夺取政权的事件。它不是从沙皇手中夺取政权，沙皇已经在几个月前的二月革命中倒掉了，其时执掌政权的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政府，它正准备短期内过渡到全民选举的立宪会议，它包括几乎所有参与推翻帝制的党派，经过几番更迭，到十月时其构成已主要是社会主义者。说这样一个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是为了证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么？那么这个“资本主义”阶段也短得太笑话了，得胜者书写的历史所以要给临时政府那样的定义，更重要的是为了证明他们武装夺权的合法性，一个党推翻多党联合的临时政府，似乎需要一个理由，有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推翻它的行动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我们熟悉极了的一句中文经典。其实那一声炮响传到我们耳中已经转过了好几道手，有关列宁和十月革命，我和我们那两三代中国人大半是从《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这两部红色经典了解的，那是1937年在斯大林领导下制作的电影，目的之一是对大清洗的结果有个自圆其说的交代。它告诉我们斯大林和列宁亲密极了，1917年的列宁刚从国外回到彼得堡就与斯大林单独密谈武装起义，1918年列宁遇刺时，是斯大林在前线的捷报使列宁起死回生。毫无疑问我们都相信那样的历史，因为根本没有其他参照物。列宁不容置疑地说着中国话，极富激情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那个凭此获得了斯大林奖金的导演后来说：“那时人人害怕被捕。”它们的编剧几年后果然也被捕了。数十年后我们到了冬宫还想寻找一下当年攻打冬宫的路线，那场戏拍得怪好看，却得知攻打冬宫的情节是虚构的，是斯大林特别指示添加的，它把手中几乎没有兵力的临时政府虚构成强大顽固的堡垒，当然并不仅仅是为了愉悦观众而已。
更有戏剧效果的其实是我们看不到的下一幕，发生在两部影片的时间交叉点上，它的焦点是立宪会议。用高尔基的话来说，“俄国的优秀人士为立宪会议的思想所鼓舞已经几乎有一百年了”，这样一个将容纳各个派别自由表达的全民选举的权力机构，是所有革命者，也包括列宁的党为之奋斗的梦想。夺取了权力的布尔什维克主持了选举，然而他们不满意选举的结果，于是他们“用武力更正票箱”，断然驱散了立宪会议。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决定性一击，至此夺权的事情才算是大功告成。我们不容易看到“资产阶级的作家们”如何记录这个事件，但多年以后总算能看到“无产阶级作家”的记录，原来高尔基当时非常激愤，他写下《从1月9日到1月5日》一文，把1918年1月5日布尔什维克向为保护立宪会议而游行的人们开枪，比之为1905年1月9日沙皇的军队向和平请愿的人们开枪，“就这样，1月5日，彼得格勒的工人，手无寸铁的工人遭到了枪杀。开枪时没有要开枪的警告，而且是埋伏在暗处，从篱障的缝隙中，像真正的杀手那样开的枪。”这样的画面在两部经典中连影子都没有。P1－3
序言随笔的门槛
文耿立
随笔，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词汇，也有着丰富的写作的实践，但她的现代意涵却并不为从事随笔写作的人所知。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写作往往是一种信息的操作与表达，有多少精神性的过滤是可怀疑的
随笔最大的品质是什么？我以为，就是精神的自由，叙述的自由，表达的自由，这绝不是形式的随意，而是这种文体对精神自由的依赖乃至信仰。随笔的美，就表现在她写作姿态的自由和语言的自由上。
1983年，瑞士文学批评家让·斯塔罗宾斯基获得了该年度的“欧洲随笔奖”，他为此做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可以定义随笔吗？”，提出“随笔是最自由的文体”，“随笔的条件和赌注是精神的自由”。
我以为：随笔的第一道门槛非精神自由莫属。
在汉语的词源来看，随笔的意思是随手，随便，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本意也是“随即笔录，因其先后，无复诠次”，随笔本意是率意。
其实自由在我们这个国度一直是缺失的选项，庄子的逍遥和嵇康或刘伶式的精神自在，独善其身是自由的表现么？那不是自由，而是遁世，在所谓的丑恶和虚假面前掩面而走绕道而行，表现出的大智若愚的和光同尘，这不是自由，而是“犬儒”。自由落实到俗世只能是行动中的和人群中的自由。就如王怡所说：自由应该是在人群中去厘清个体权利和公共空间的畛域，在行动中去活出一种具有公共价值的个人道德生活。
随笔在人们的心目中，常被认为是一种赋闲的问题，谈天说地，花鸟虫鱼，知识堆砌、琐碎、轻俏、如吃软饭的动物。说白了，那是我们的精神的禁锢和不敢冒险，逃避自由之故，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精神谱系里，知识者是异类，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境地，阉割、迫害，从祖龙的焚书到文革的焚书、从祖龙的坑儒到血雨腥风的反右，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被打断了，精神格局急剧萎缩。因为禁锢，知识分子的意识和潜意识受到了毒化，当他们再拿起笔写东西时，他们的词语学会了妥协和所谓的避害趋利。这样的文字就阻止了自由思想。语言是思想的现实，所谓的形为心役，精神的奴役必然导致文字的卑下污浊。其实语言的组织并不仅仅依赖外部的语法规则，她依靠的是精神内部的法则，任何一种语言的生命都取决于一个人的精神内部的直感。
鲁迅先生在翻译日人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发现厨川白村对英语：Essay也没有相应的日语词汇，索性不译，只指出“Essay”词源是法兰西的essayr（试），试笔之意。对这个词的翻译当时中国也没有相应的名字，译名很乱，小品文、美文、随笔、散文等，鲁迅先生可能也遇到这个问题，于是又照着日文原样，保留下来。这样没有规定恰是一种宽泛的理解，一说就俗的意义恐怕就在这里。但鲁迅先生的这段翻译确是把握住随笔的精髓，自由，任性而谈，鲁迅关于。Essay的翻译说：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l·（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过去的追怀，想谈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是这一类的文章。”
鲁迅这一段译语对现代随笔自由天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在《三闲集一怎么写》中说小品文的创作“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无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我们从中可窥到鲁迅对随笔创作的自由的肯定，用“大可以随便的”来斩断人们身上的各式各样的枷锁。不管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让人们痛则大叫，怒则大骂，乐则大笑，这就是自由的极致。但因为多数人因精神空间的狭窄，已经习惯了带着镣铐的舞步，真让他“大可以随便的”随性而舞，他可能手足无措，真正的随笔大家确实是从心灵到技巧“大可以随便的”。他们不是循规蹈矩的规规小儒，他们蔑视章法技巧，他们就是章法技巧。苏轼所说的文章的“随物赋形”，是贴近随笔的品质的。
但是反观现代，由于精神的萎缩，现代的自由理念只是在知识者的子宫划过，从未着床，即使着床，也被打压惊吓流产。缺少自由信念和普世价值支撑的中国知识分子，于是在随笔文字里表现的就只能是缺席、装聋作哑、指桑骂槐、自宫自摸自慰。就如老托尔斯泰所不屑的那样“只是一些散发着懒散气息的作品，其目的是取悦同类的懒散……它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因为它漠视人们的幸福。”于是随笔就成了没有精神自由的灵魂的作弊偷懒，于是成了优雅的小品，散步的美文。于是难免单薄，于是难免无尊严。
洪堡特针对西方的诗歌和essay（随笔、散文）说：“诗歌只能够在生活的个别时刻和精神的个别状态之下萌生，散文则时时处处陪伴着人，在人的精神活动的所有表现形式中出现。散文与每个思想、每一感觉相维系。在一种语言里，散文利用自身的准确性、明晰性、灵活性、生动性以及和谐悦耳的语言，一方面能够从每一个角度出发充分自由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则获得了一种精微的感觉，从而能够在每一个场合决定自由发展的适当程度。有了这样一种散文，精神就能够得到同样自由、从容和健康的发展”
我们参照欧美的随笔类文字，他们的精神空间，是无远弗届，我想无论文字也好，做人也好，最本质的东西，一定是个体的自由。他们在暴政面前，拍案而起，他们对人权尊严的维护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们为正义呐喊，为自由而歌。他们的灵魂是自由的，他们的文字，是那么饱满的精神的酣畅、自由与辽远；你看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梭罗的《瓦尔登湖》、托尔斯泰的《我不能沉默》、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但是在这片土地上，从来没有过自由的精神空间，人们对自己写出来的文字不确定感到后怕，对深文周纳充满恐惧。一次次的文字狱，使人们开始学乖，开始丧失精神的诚实和语言的诚实。于是，思想的尊严被交出，自由被交出，在无关痛痒的文字里寻找逃避的空间，是非被搁置，正义被悬置，奴性开始繁殖，那一次次的焚书目的达到了，统治者筑建的铁屋子，使一代代人自由的精神窒息在里面，于是我们的随笔文字中，欧美随笔的丰饶与个性没有了，于是则“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于是就虚伪、顺应、愚昧和装傻。
随笔的第二道门槛，就是少些风月，多些用世，少些逍遥，多些骨头。从中国随笔的来源起，中国的随笔的DNA里流淌的是性灵之辞，多是笔记、书评、花草虫鱼，花边八卦。即使掺杂一些杂文的火气，也是一种谩骂和小家子的挖苦讥讽，少的是宽容，少的是人性的深，我们的随笔很少触及一些人世的真问题，那些饥荒与死亡，那些人类的苦难，那些底层的绝望和无奈，在这些问题前，我们的随笔是缺席，是勾销了。那些人类的苦难与不幸在我们的随笔里得不到说明，写作者内心的罪感是被写作者放逐了。
在娱乐的时代，随笔何为？是继续在书斋里凌空蹈虚娱乐至死？还是对当下发声？把公民社会构建、思想启蒙、公义与民生纳入随笔的心灵和视野，离世间的烟火气近些再近些，有一份社会担当，随笔更需要生活的现场，随笔更需要对生活有一种人道的抱慰，但是由于作者的胸襟和内存，随笔总是走入“赋闲”的轨道，这是传统文人和传统随笔的老套子老调子，是互相模拟的心理定势。所以随笔有一个向现代性转向的问题，随笔在典雅、赋闲里沉溺太久，应该接一下地气，可是在一些随笔家的笔下，要求的是文字的把玩，是情趣，是飘逸，是幽默，我不一味反对这些，而是这些东西在随笔的队伍里的比例再少些，我知道《二十四诗品一典雅》是这类人的写照：“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日可读。”这样的画面也曾是多年前欣赏的，也常把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看作人的至高境界，但后来想这样风雅，其实是可疑的。印象里的王冕既“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筑茅庐三间，题为“梅花屋”，这也够风雅的。但他在元大都，也与那些官人勾肩搭背。大小官员们蜂拥而来求他的书画，送来的画布堆积如山，他泼墨挥毫，千花万蕊，俄顷即成。
随笔要多些沉潜，不做看客，不撒谎，不回避峻急的问题，不自欺。记得有一句被人引烂的话：“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就是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以“审美旁观”的姿态对待人类的苦难与罪恶是野蛮的。在当代的中国，如果连当下中国一些重大的时代话题都回避，缺少社会担当，回避难度，惧怕深度，这不是随笔的本意，也不是艺术的本体。随笔也需要精神的历险，也需要对现实的批判，写了当下也是写了历史，回避了当下，也是回避了历史，里尔克下有首诗作《严重的时刻》，可为我们思考随笔的当下和现代性提供思考的维度：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你的随笔文字只要不固执与赋闲，不固执地以所谓的以审美态度同时代广场保持距离，里尔克的诗句必然震动你。震动你的是什么呢？是诗里写出的现实。现实中发生了什么？是你自己也参与其中却被你有意遮蔽了，隐而不彰的。当下不是隐而不彰的“他者”，我们身在其中，我们不能随便扔掉这现实里的“哭”、“笑”、“走”、“死”一走了之。随笔要有忧心，要有悲悯，要有人世的关怀，不做审美距离中的看客，拒绝审美的沉醉和冷漠，随笔与美有关，随笔也与真有关。这是随笔的诗学最重要的问题。距离真相近点再近点，也是随笔的高度，也是随笔的勇气，这比炫耀才华更难。
我以为，随笔的第三个门槛，就是智性的天空。让·斯塔罗宾斯基把随笔概括为：现代随笔是最自由的文体，也是最有可能表达批评之美的文体。他说：“从一种选择其对象、创造其语言和方法的自由出发，随笔最好是善于把科学和诗结合起来。它应该同时是对他者语言的理解和它自己的语言的创造，是对传达的意义的倾听和存在于现实深处的意外联系的建立。随笔阅读世界，也让世界阅读自己，它要求同时进行大胆的阐释和冒险。它越是意识到话语的影响力，就越有影响……它因此而有着诸多不可能的苛求，几乎不能完全满足。还是让我们把这些苛求提出来吧，让我们在精神上有一个指导的命令：随笔应该不断地注意作品和事件对我们的问题所给予的准确回答。它不论何时都不应该不对语言的明晰和美忠诚。最后，此其时矣，随笔应该解开缆绳，试着自己成为一件作品，获得自己的、谦逊的权威。”
现代随笔，最重要的是唤起我们理性的到场，她的智慧，不仅让你在轻松或者幽默或者激愤中有感官的淋漓，她要唤起读者的理性，唤起对话的冲动，让人思索。 科学和诗的结合，存在于现实深处的意外联系，大胆的阐释，随笔应该不断地注意作品和事件对我们的问题所给予的准确回答。我以为，这些是随笔的现代品质的最重要的意涵，这是智性的追求和感知的深化，把审美和审智结合起来，孙绍振先生提出审智一说：从美学上说，把情感和感觉的研究归结为“审美”，是不够严谨的。比较深刻的文学作品，不光是情感和感觉的，都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理念的。大艺术家都是思想家。不论是屈原还是陶渊明，不论是古希腊悲剧还是安徒生的童话，都渗透着作家生命的甚至是政治的理念。应该把与情感联系在一起的理念结合起来。智慧理性的追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形成潮流，加谬甚至宣称，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哲学的图解。对这种倾向，孙绍振先生把它叫做“审智”。
在随笔里，智性的文字不是晦涩的学历式的纯粹的智性抽象。随笔的文字不许是活泼的有温度的感性的，这样的文字是肉做的，你思想的轨迹，是附着在感觉感受过程里的，感受的血液要有智性被审视的因子。孙绍振先生说：它往往要从纷纭的感觉世界作原生性的命名，衍生出多层次的纷纭的内涵，作感觉的颠覆，在逻辑上作无理而有理的转化，激活读者为习惯所钝化了的感受和思绪；在几近遗忘了的感觉的深层，揭示出人类文化历史的和精神流程。
我们可以追溯一下随笔在西方的源头，进行一下所谓的词源的考古。
随笔，在法文中是一个名词（unessai），原义为实验、试验、检验、试用、考验、分析、尝试等，转义为短评、评论、论文、随笔、漫笔、小品文；蒙田把他的著作取名为Essais，意义是什么呢？蒙田在“试验”什么？他在什么场地上“试验”？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对于蒙田来说，试验的场地首先是抵抗他的世界：这是世界提供给他、供他掌握的客观事物，这是在他身上发挥作用的命运。”他试验着、称量着他的世界，物质的精神的，蒙田的试验和称量是“一种徒手的平衡，一种加工，一种触摸”。蒙田的手永远不闲着，“用手思想”是他的格言，永远要把“沉思”生活和“塑造”生活结合起来。注意“用手思想”这个词汇，这是从感觉的掘进，直到理性；精神、感觉和身体的紧密结合乃是随笔的本质内涵。随笔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或者它的“宪章”，乃是蒙田的两句话：“我探询，我无知。”探寻是建立在感性之上的，是思，是理性的路径。让·斯塔罗宾斯基指出：“唯有自由的人或摆脱了舒服的人，才能够探索和无知。奴役的制度禁止探索和无知，或者至少迫使这种状态转入地下。这种制度企图到处都建立起一种无懈可击、确信无疑的话语的统治，这与随笔无缘。”
海德格尔对梵高的《农鞋》的解读，我以为是现代随笔的典范：“如果我们只是一般地想象一双鞋，或者简单地瞪视那仅仅摆在画面上、空空如也、无人使用的一双鞋，我们就决不会发现在其真理处，器具的器具性存在究竟是什么……但是——从这双穿旧的农鞋里边黑絮絮的沿口，可以窥见劳动步履的艰辛。在这双农鞋粗陋不堪、窒息生命的沉重里，凝结着那遗落在阴风猖獗、广袤无垠、单调永恒的旷野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与滞缓。鞋皮上沾满了湿润又肥沃的泥土。夜幕低垂，荒野小径的孤独寂寥，在这鞋底下悄然流逝。这双鞋啊！激荡着大地沉默的呼唤，炫耀着成熟谷物无言的馈赠，以及冬天田野休耕之寂寥中不加解释的自我拒绝。这双鞋啊！它浸透了农人渴求温饱，无怨无艾的惆怅，和战胜困苦时无语的欢忭；同时，也隐含了分娩阵痛时的颤抖和死亡威胁下的恐惧。”现代随笔，是诗与思的合一，小说靠近的是人物的塑造，故事的跌宕；诗歌靠近的是意象与节奏，现代随笔要自觉的担当起审智的义务。我说：随笔的第一要素应该是审智，有人会说：那审美不是随笔的特征么？我说思想的深邃就是美。能发现事物的秘密和灵魂的秘密，就是美，这决定着随笔的深度，一篇随笔的高度往往和作者的思考的高度有关，和写作技巧无关，是不是敢放弃世俗的羁绊，有没有对精神诉求的担当、对永恒命题的执拗的追求。中国的随笔写作者，聪明人多，没有西方作家身上的那种终极的关怀和终极的追求，他们有时往往一生就关注一件事。
一个随笔写作者应当是一个思想家，有思想的随笔文字才是独立的有干货的，那样才能撼动人，而思想是和心灵关联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随笔。写作到了一定境界，技巧退去，最后比的就是一个人的精神的高度、思想的高度，是胸襟。如果一个人的文字再漂亮，起承转合、谋篇布局无法挑剔，却还是没有摇撼人的好东西，那原因就是这个人的格局问题，胸襟问题，思想问题了。
随笔是从生活中来的，在网络时代，谁都可以进入，关键是你能给随笔带来什么赋予什么。我们要尊重常识，要合乎人情，但切记，没有思想的参与的文字，是松垮的没精神的死文字。
《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3）》由耿立主编。
《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3）》精选2013年全国各地报刊和网站中的优秀随笔佳作，内容涉及古今中外，以现代的眼光来分析、探讨、辩证、澄清、纠正，展现智慧与理性的分量。最大程度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多样化，保证了作品的创新价值，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以灵活自由的格式、真情流露的语言描绘现实世界。
耿立主编的《中国随笔年度佳作（2013）》精选2013年全国各地报刊和网站中的优秀随笔佳作，内容涉及古今中外，以现代的眼光来分析、探讨、辩证、澄清、纠正，展现智慧与理性的分量。最大程度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以灵活自由的格式、真情流露的语言描绘现实世界。追忆先人，述说职业，感悟自然，赞美人性，感触历史，思考现实。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笔触遍及生活中的各个领域，极力追寻生活表面下的暗藏理念。本书包含《记住那一湾文脉》、《伪古典伪贵族伪平民化》、《舌尖上的陷落》、《赵氏孤儿大变脸》等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