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所探讨的，是这种主观意义上的文化如何影响到各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进步或未能取得进步，其成败有多大，又是怎样形成的。因此，多数论文是将文化聚焦为一个独立的或说明性的变量，即自变量。然而，如果说文化因素确实影响人类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关心作为一个非独立因素即因变量的文化，这就是探讨莫伊尼汉指出的第二个真理：政治行动或其他行动如何能改变或消除文化对于进步的障碍？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会使文化改变，但这一道理无助于我们达到上述的目的，即消除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经受重大刨伤之后也可能相应地改变其文化。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灾难经历，使这两个世界上最军国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和平主义的国家。同样，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走向经济改革、经济稳定和政治民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惨痛地经历过粗暴的军事独裁、战争失败以及超高通货膨胀。

“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有着多重的含义，常常用来指社会的“高文化”，也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习俗、象征、制度及人际关系等。

关于文化的地位，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指出：“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兔于沉沦。”佛朗西斯·福山阐释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文化财产在促进民主制度方面的关键作用，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强调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与政治表现、经济表现之间存在强有力的联系，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则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

塞缪尔·亨廷顿和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的《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探讨了价值观与进步之间的联系、价值观的普遍性和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研究了地理与文化、文化与制度以及文化与变革的内在关系，回答了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影响问题，并制定了未来促进文化变革的发展规划。一起来翻阅《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吧！

编者序言

前言

文化的作用

本书撰稿人简介

绪论 文化为什么重要

第一部分 文化与经济发展

 第1章 文化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第2章 态度，价值观，信念以及繁荣的微观经济学

 第3章 对新的经济发展社会学的几点看法

 第4章 经济发展的文化分类

 第5章 拉丁美洲：文化与精英行为

 第6章 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

第二部分 文化与政治发展

 第7章 文化与民主

 第8章 社会资本

 第9章 腐败，文化及市场

第三部分 人类学家的辩论

 第10章 传统信念与习俗：是否有一些比另一些好?

 第11章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文化，儿童及进步

 第12章 道义地图，“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及新福音传道者

第四部分 文化与性别

 第13章 文化，性别和人权

 第14章 拉丁美洲的文化，制度与男女不平等

第五部分 文化与美国少数民族

 第15章 认真对待文化：架构及非洲裔美国人实例

 第16章 解构文化

第六部分 亚洲危机

 第17章 法律，家族联系及亚洲经商方式

 第18章 “亚洲价值观”：从狄纳莫到多米诺?

 第19章 多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

第七部分 促进变革

 第20章 改变国民的心态：致富过程中的各种因素

 第21章 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

 第22章 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变革

译后记

国家统一的象征是现成的；民族自豪感的理想明确。这省却了不少动荡。革命就像内战一样，会打乱国家的秩序和安定。明治维新期间也出现过不满和不同政见，往往还表现为暴力。旧体制的最后几年和新体制的最初几年沾染过暗杀、农民暴动和反动势力叛乱的血迹。尽管如此，日本的过渡仍比法国和俄国的政治变革顺利得多。其原因有二：新政权在道义上站得很稳；反对维新的人虽然感到失落和权益受侵犯，也还是有所顾忌，怕给外敌人侵提供由头和机会。帝国主义蠢蠢欲动，国内分裂就会招致他们的干涉。不妨参看一下帝国主义在别的地方的行径：印度正是因为国内互相争斗和彼此玩弄阴谋诡计，才真正将欧洲势力招引了进去；同样，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就陷入了屈辱境地。

日本这个社会原本是从来不接纳外人的，一些西方人留驻日本，引来了不少麻烦。日本有一些强横的年轻人不止一次地向狂妄自大的外国人挑衅，袭击他们，想让他们明白谁是主人。谁是主人呢？面对西方列强提出的惩办歹徒和赔偿损失的要求，幕府当局只能闪烁其辞，敷衍了事。这样，不论在外国人面前还是在日本爱国者的心目中。都丢了脸。

欧美列强一而再地耀武扬威，激起了日本民愤。日本人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一运动的领导者是日本最南端和最西部两个藩①的藩主，他们曾彼此为敌。这时却联合起来反对幕府。他们胜利了；他们也失败了。这就是这场维新运动的又一自相矛盾之处。这些藩主以为他们是在复古，结果却是被拖进了明天，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之中，因为这是通向打败蛮夷的唯一道路。你们西方人有枪炮，好吧，有一天我们也会有的。

日本人以他们特有的毅力和体制着手现代化。他们作好了准备——治理有效的传统，百姓的高识字率，紧密的家庭结构，职业道德和自律精神，民族认同感和固有的民族优越感。

这是核心之所在：日本人知道自己的优越性。正因为如此，他们也能够认识到别人的优越性。他们一方面沿用德川幕府时期的做法聘用西方专家和技术人员，同时又派遣自己的专业人员出国，让他们带回在欧美时的所见所闻。这样积累起来的知识使他们得以对比各家的长短优劣，择其精粹。例如。他们最初学习的军事榜样是法国军队，但是法国在1870—1871年战争中被普鲁士打败以后，日本人就相信从德国军队那里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在法规的制订和实施方面，他们学习的对象也是由法国转到德国。

日本没有放过任何学习机会。1871年10月，日本派出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其中包括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人，到美国和欧洲，参观工厂和炼铁厂，造船厂和兵工厂，铁路和运河。差不多两年以后，他们于1873年9月回国，满载着学到的知识和要求改革的“火一般的激情”。

日本这些领导人的亲身经历把一切都改变了。在英国的时候，大久保坐在火车上陷于痛苦的沉思，他说在离开日本之前，他本以为该做的事都已经做到了：天皇收回了帝国权力，封建割据已由中央政府所代替。现在他才明白还有艰巨的任务在前头。日本跟“世界上更先进的强国”无法相比。尤其是英国给他上了自强的一课。它曾经与日本一样是个小岛国，但是它系统地实施了自强的政策。在英国商船队逐渐壮大而称霸全球方面，航海法起了关键的作用。英国曾坚持贸易保护政策，直到它取得工业领先地位以后，才转而主张自由贸易。（分析得不坏。亚当·斯密若地下有知，也不会不同意的。）

诚然，日本没有17世纪的英国所享有的控制关税和商贸的自主权。但是德国的榜样更有意义。德国和日本一样，不久前才艰难地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德国也像日本一样，从那样一个经济劣势的起点发展起来，可是瞧它走得有多远！大久保遇到的德国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勤劳、节俭、“朴实”，就像日本的平民。他还发现德国领导人是现实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全神贯注于壮大国家的实力。他们是19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大久保回日本后，就把德国的经验当做日本政府办事的指针。P53-54

20世纪90年代初，我碰巧浏览了加纳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经济统计数据，惊讶地发现两国当时的经济水平何其相似：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致相等。在经济构成方面，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的出口是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它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拥有一些跨国公司，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他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发展快慢相差如此悬殊，能作何解释呢？无疑，这当中有多种因素，然而在我看来，文化应是一重要原因。韩国人珍视节俭、投资、勤奋、教育、组织和纪律。加纳人的价值观则有所不同。简而言之，文化在起作用。

另一些学者在90年代初也得出同样的结论。这反映出一个重大的事态发展，即社会科学界重新对文化大感兴趣。早先，在40年代和50年代，曾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当时有关的学者包括玛格丽特·米德，鲁思·本尼迪克特，戴维·麦克莱兰，爱德华·班菲尔德，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尔巴，卢西恩·派伊和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等人。这批学者著述甚丰。然而，在其后的60年代和70年代，学术界对文化的研究一度显著减少。到了80年代，对文化这一变数的兴趣开始回升。此时，最引人注目和最有争议的一部早期著作，是劳伦斯·哈里森——一位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官员——撰写的《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事例》，1985年由哈佛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出版。此书以彼此对应的个案研究表明，在多数拉美国家，文化成为发展的一大障碍。哈里森的分析引起了经济学界、欧美拉美问题专家和拉美知识分子的一场抗议风暴。可是，几年之后，这几个方面的人士大都开始看到他的论断有道理。

这时，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转向文化因素，用它解释各国的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军事战略、种族和民族群体的行为以及国与国之间的联合和对抗。为本书撰文的学者当中，多数人都在这一文化复兴中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取得了成就。而引起的反应之一是出现了贬低文化作用的反动向，它象征性地和明显地表现在《经济学家》周刊1996年12月刊载的一篇文章里，这篇文章以高度怀疑的态度评论了弗朗西斯·福山、劳伦斯·哈里森、罗伯特·卡普兰、西摩·马丁·利普塞特、罗伯特·普特兰、托马斯·索厄尔以及鄙人的近著。就这样，在学术界展开了一场论战，一方认为文化是影响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另一方则坚持一些普遍适用的解释。例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是决定因素，有些政治学家主张“理性选择”论，有些国际关系学者主张新现实主义。读者会发现本书中也包含若干此类观点，因为本书有意要收纳与书名主旨不同的意见。

关于文化在人世间的地位，最明智的说法或许就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两句话：“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开明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政治可以改变文化，使文化免于沉沦。”为了探讨莫伊尼汉所说的这两条真理的正确，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在劳伦斯·哈里森的主持下，组织了这一研究课题，本书即是主要的但并非唯一的研究成果。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因素对经济和政治发展能影响到何种程度？如果确有影响，又该如何消除或改变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障碍，以促进进步？

为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有必要界定我们所讨论的名词的含义。本书副题中的“人类进步”是指走向经济发展和物质福利、社会一经济公正及政治民主。而“文化”一词，在不同的学科中和不同的背景之下，自然有着多重的含义。它常常用来指一个社会的知识、音乐、艺术和文学成品，即社会的“高文化”。有些人类学家，尤其是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文化具有“深厚意蕴”，用它来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它的价值观、习俗、象征、体制及人际关系等等。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本书所探讨的，是这种主观意义上的文化如何影响到各个社会在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方面取得进步或未能取得进步，其成败有多大，又是怎样形成的。因此，多数论文是将文化聚焦为一个独立的或说明性的变量，即自变量。然而，如果说文化因素确实影响人类进步，有时又阻碍这一进步，那么，我们也就关心作为一个非独立因素即因变量的文化，这就是探讨莫伊尼汉指出的第二个真理：政治行动或其他行动如何能改变或消除文化对于进步的障碍？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会使文化改变，但这一道理无助于我们达到上述的目的，即消除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经受重大刨伤之后也可能相应地改变其文化。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灾难经历，使这两个世界上最军国主义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和平主义的国家。同样，马里亚诺·格龙多纳在他的文章中指出，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走向经济改革、经济稳定和政治民主，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惨痛地经历过粗暴的军事独裁、战争失败以及超高通货膨胀。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一国的政治领导者能否促进文化变革，以取代灾难。在某些情况下政治领导者可以做到这一点，新加坡即是一例。正如本书中由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和加布里埃尔·萨曼·伦兹合写的一章所强调指出的那样，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以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低。儒学社会大都居于中间。但有一个儒学社会，即新加坡，却是与丹麦、瑞典、芬兰和新西兰一样，并列为世界上腐败问题最轻的国家。这一反常现象的原因显然就在于李光耀决心使新加坡成为尽可能无腐败的国家，而且成功了。这正是“政治改变了文化，使之免于沉沦”。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李光耀不再当政以后，无腐败的新加坡能保持多久？政治能永远使社会“免于沉沦”吗？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如何能使文化变得更有利于进步，这是我们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探讨的中心问题。

“文化价值观与人类进步”研究课题以及本书首先应归功于劳伦斯·哈里森，是他的想法、毅力和献身精神的成果。他构思了这一课题，列出了要涵盖的题材，延聘了各专题小组的成员，编辑了他们的文稿，并为了做到这一切而筹措了经费。哈佛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很高兴地参加这一活动并充当它的主办单位。因为这一活动与该学会的业务直接相关。该学会自从1986年成立以来，已经为相当大一批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为期两年的奖学金，让他们把自己在本学科的出色学识与他们对某一个非西方大国或地区的语言、文化、社会状况、体制和政治等方面的专门知识结合起来。该学会的一些学友如今已任教于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高等院校。负责该学会工作的，是哈佛大学一些资深学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这些学者都是研究外国问题的第一流专家。三年前，该学会决定在原有经验的基础上扩大研究范围，从研究各单个社会和文化，进而研究世界各主要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同异及相互作用。1997年，该学会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探讨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精英对世界政治潮流和理想社会秩序的特点的见解。本书探讨各种不同的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可以说是该学会的第二个研究成果。

1992年，在研究文化与发展二者关系的一部著作中，罗伯特·克利加德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文化如此重要，人们研究文化又已百年有余，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周全的理论和切实的指导方针，而且没有在研究文化的人及制定、管理发展政策的人之间建立密切的专业的联系？”本书以及我们这些人希望进一步开展的工作的中心目的，正是要逐步建立这样的理论，推敲出这样的指导方针，推动学者与实干者之间的这种联系，从而促使文化状况有利于增进人类的进步。

译完此书，总的感觉是：此书值得一读。

先看书名：《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当然重要，自不待言。但此书所说的文化，是指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因此有了副题：《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引出此书的主旨。撰稿人中的许多人——但远非全部——声称当今人类的进步，即“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实有赖于像现代西方社会那样的文化价值观；有人进一步解释，是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价值观，或再进一步，说是“盎格鲁一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价值观。据这些人说，舍此类文化价值观即无“进步”可言；即使有的地方，如东亚，一度呈现“经济奇迹”，到头来也还得陷入“危机”。亚、非、拉美，直至东欧、南欧，概莫能外。谁不按西方模式实现文化变革，谁就得落后，贫穷。

如此说来，此书似乎不过是兜售西方价值观的那一套陈词滥调，或者，如书中一位唱反调的撰稿人所言，不过是“第一世界”的“自吹自擂”而已，那么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有。请首先看看此书撰稿人的名单：差不多全是当今的学术名流，例如《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著者亨廷顿，《国富国穷》一书的著者兰德斯，“竞争优势”理论的首创者波特，在苏联刚解体后就迫不及待推出了一部《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的美籍日本人福山，以及～大批治学严谨或者不那么严谨的作家和教授。除了个别文章像是卖弄学问、存心不让一般读者看懂以外，绝大部分的文章还是写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他们的观点，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文章并不浅薄，某些文章甚至还是可供思考的。

更有意思的是，书中22篇文章，加上前言和绪论，绝非同一腔调。原来，此书实际上是哈佛大学国际与地区问题学会1999年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的文稿汇编。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哈里森虽然给会议——随后也为此书——定了基调，但仍有意邀请了一些持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士与会。从这本书中就可以听到，有高调，也有低调，还有变调直至反调，挺热闹。例如，说“文化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有人说，当今世界上有贫富强弱、“先进”与“落后”之分，用帝国主义论、殖民主义论、“依附论”等都说不通了，“唯一能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在于文化；也有人——其中包括本书两主编之一的亨廷顿——说文化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还有人说比文化更重要的是自然条件、历史因素和社会制度。有人含蓄地甚至是赤裸裸地声称，只有基督教新教文化的地区才最发达，最“民主”，最“自由”，似乎还最少腐败；也有人说各种文化皆有优劣，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对人类进步市场享有垄断地位”。有人说必须有稳定的西方式的“民主化”才能有持续的经济发展；但也有人说必须从经济发展人手，才会有随之而来的社会进步。有人说经济全球化势必带来文化上的全球趋同，甚至说“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代名词；但也有人认为各种文化会彼此交融，但特点不会消失，华裔教授杜维明就专文论证了“现代性”的“多样性”。如此这般的意见分歧，大大小小或明或暗，不一而足。人类学家施韦德与三位“第三世界”名流打笔仗，一直打到了文末的注释之中。这不就有点看头？

书中有些文章颇有分量。比如说，工商管理学泰斗波特专论经济文化如何影响经济进步，而不谈政治。他一如既往，强调繁荣的源泉在于竞争优势，竞争力之本在于生产率，创造竞争优势不仅要靠宏观经济条件，更需具备必要的微观经济因素。他早在1983年就创办了国际咨询机构“博德公司”（Monitor compatny），该公司两员干将费尔班克斯和林赛在此书中分别撰文，生动介绍了他们在拉美和非洲的活动，论述了如何转变心态以创造财富，强调自我反省和自我矫正，自立兴业和创新。书中有的文章学术性强而显得有点枯涩难懂，但细读之后也会发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社会学家格莱泽的《解构文化》一文的中心思想是主张对各种文化的特点作具体分析，反对泛泛评论。

再说说此书的头一篇文章：它是兰德斯的《国富国穷》一书若干段落的摘录。读过该书原文版或者中译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的读者都知道，兰德斯分析世界各国500年来的荣辱盛衰时，谈到了从“大自然的不平等”和历史机遇直到民族心态和习俗等各种各样的因素。这里为适应全书的主题，他只说文化的作用，但仍指出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经济与文化相互有影响，强调脱贫致富归根结底靠振奋精神，自强，实干。尤其要指出的是，他这里的文章第二段谈到中同时，添加了原书中所没有的话，说中国现今的快速经济发展正在把这条“龙”从第三世界“推向第一世界”。

此书之中，谈到中国之处尚有不少。尽管有一些已经让我们听得耳朵起老茧子的攻击之词，如“集权主义”、“一党专政”等，但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谁也无法否认。在谈论“亚洲危机”时，有人对于以中国“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亚洲价值观”大发议论，简直把这说成是“危机”、“衰退”的祸根。可是，为什么中国昂然挺胸度过了“亚洲危机”，而且在如今“第一世界”也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中国依然生机盎然，继续保持着充沛旺盛的活力？不是早就有人宣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历史已告“终结”吗？为什么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却正在创造出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新历史篇章？对于这样的问题，此书中无人回答，看来也无人能回答。

其实，即使不谈什么“儒学文化”的优劣长短，看看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历经苦难之中的思索和觉醒以及再思索和再觉醒，看看从五四运动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再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面光辉旗帜的出现，中国的文化恰恰是展现出不断解放思想、自我变革和自我完善的壮丽画卷。当前，在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要继续认清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在此时，我们要继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一本论述“文化与人类进步”的书，多多少少，从正面或反面，会有一些有用的东西。

最后，说一句并非故作谦虚状的大实话：译者才疏学浅，尽管费了牛劲，也难译出好文章。译文中肯定有一些错谬之处，祈多指正。

译者程克雄

2001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