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杰编著的《河南有个台湾村》以邓州台湾村的历史渊源为基础，广泛查阅资料，以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的形式讲述了邓州台湾村和台湾高山族亲分离36年后骨血相融的真实故事。全书文笔流畅，以小见大，点面结合，考据细致，体现了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浓浓亲情。

《河南有个台湾村》由报告文学作家郭文杰创作，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河南有个台湾村》图文并茂，再现了三百多年前台湾阿里山等地一批少数民族青年参加清朝军队并奉调屯垦河南省邓州市后，由军转民，繁衍生息的过程，描述了这些村民寻祖根、续亲脉所经历的曲折历程，特别记述了近年来两岸族人和民众间相互交流、相互帮助支持的重大活动，展现了两岸民间源远流长的交流交往和民众割不断的情缘。

引子

一 荷兰人侵占宝岛

二 郑成功收复台湾

三 右武威歧视“番兵”

四 “番少年”心归黄廷

五 黄廷公心向大统

六 骠骑将随公归清

七 守承诺马走人随

八 布安尼千里寻夫

九 慕义伯屯垦邓州

十 陈阿让越海祭祖

十一 陈道平修撰“家乘”

十二 天玺河南访“台湾”

十三 大海捞针寻故亲

十四 寻亲路上“生死线”

十五 阿里山上中华情

十六 三百年后终相融

十七 根脉相连一家人

十八 两岸互动续亲情

欣喜之后的沉思

后记

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元宵。

南明延平王郑成功拒不归顺清朝，起兵北征，结果溃败于南京，退守厦门，抗争于一隅。此时他伫立郡王府眺望着圆月下的大海，心浪翻滚，气血难平。

郑成功，福建南安人。其父郑芝龙曾官居大明总兵。清初，清军南征至福建，经招抚郑芝龙遂投降清廷，入京后封三等子爵。而郑成功则拒不投降，始据南澳，后攻数城，决意反清复明。此次虽北征失败，但他决心镇守金、厦(金门、厦门)，再谋大举。此刻他的炯炯目光穿越浪谷，透过海雾，直视台湾宝岛。

他读过《后汉书》《三国志》，知道台湾当时被称为“夷洲”。东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曾记载：三国孙吴政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带领万人东渡至台湾。《隋书》也记载，台湾当时称为“流求”，隋朝也曾有官员带领沿海居民去台湾开发、定居。他还从《宋史》《元史》中得知：宋朝曾派兵驻守澎湖，将台湾、澎湖地区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元朝时在澎湖设“巡检司”，统管澎湖和流求(台湾)。明代中期，恢复了一度废止的“巡检司”，并增设游兵防备倭寇。明朝后期改称“台鹰”，由大陆赴台湾的开发者与日俱增。他早年还从父亲那儿听说，“红夷”——荷兰殖民者无理侵占台湾的许多史事：

1604年8月，荷兰武装船队无端进攻澎湖列岛。当地垦民，渔民奋起反抗，木棍、长矛无力抵挡西洋人的火器、利舰，澎湖最终陷落。

1622年7月，荷兰人破城袭舍，毁田占地，强行在澎湖的风柜尾等地修建城堡、工事。贪婪的荷兰人抢走中国人_佝数百艘各类渔船，强迫岛民为其修筑城堡、炮台等工事。在苦役中，上千人饿死累死，数万人被掠往爪哇岛去做苦工。

1624年，荷兰武装船队又攻占台湾，为掩盖其侵略行径，他们假意说要借用“一张牛皮大的地方”停泊歇脚。善良的台湾岛民信以为真，就同意让其停靠上岸。

P5-6

台湾，这个美丽的宝岛，也像祖国的其他地区一样，是祖国辽阔疆域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祖国伟岸身躯的一部分，是自古与中华大家庭血脉相连的地方。虽然曾经有过乱离，有海峡的间隔，但是，两岸中华儿女骨肉情深，血缘难断，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

历史从远古走来，历史也会在眼前展开。在我最初听郭文杰先生说河南省邓州市有个由台湾高山族后裔聚居生活的“台湾村”的时候，我就感到十分新奇和激动。我认为这样的对象值得深入了解和关注，是报告文学写作很好的题材。果然，在郭文杰数次深入当地实际采访和查阅相关资料之后，一部体现了严谨的历史追溯和动情的文学表达的报告文学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因为这部《河南有个“台湾村”》(原以《血缘难断“台湾村”》为名，在《中国作家》纪实版2011年第1期发表)的出现，台湾的历史，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交融、共生历史以一种新的内容和形式再度展现出来，成为了一个历史的现实传奇。

有关邓州市“台湾村”的出现和形成的历史渊源，郭文杰的作品己经用真实的历史资料和家族流传故事等进行了生动形象的叙述，我不必再作解说。但是，我以为这样已经成为历史的现实存在的事实，是人们了解两岸历史、回顾和接续民族血缘联系的非常重要的媒介，是地处两岸的高山族同胞追溯血缘、再续亲情的很好契机。事实上，这样的联系和互动已经开始，这样的联系和互动必将继续。看到两岸高山族同胞相聚时的那些激动欢乐的情景，真使人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快慰和喜悦。历史在经历了一番曲折后，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

2009年，我正参与一所民办高校的筹建工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我去采访河南省邓州市“台湾村”，完成一篇报告文学的写作任务。

我一时觉得很新奇。我身在河南，咋从没听说过南阳邓州有个“台湾村”呢?当时我虽难以抽身，但这一特殊的社会信息却深深吸引了我。我便和同事商量，调整工时，急缓酌处，两面兼顾，择日即驱车启程。一连数日，离焦作，奔郑州，赴南阳，去邓州，探访“台湾村”，拜会吴天玺；接着又出入档案馆、图书馆，阅史书、翻报刊、读县志、看家谱；对网上信息、纸质资料、族人回忆、民间传说等实行全方位搜集、研究、分析，从大背景到小事件，从大脉络到小细节，尽力推敲核对，探求源起，理清去脉，让被历史淹没了300多年的台湾高山族跨海征战、流动迁徙、屯垦中原的人生轨迹清晰起来。

原本想写一篇万字以内的短篇报告文学，尽快将邓州“台湾村”和台湾少数民族邹族族亲300多年后骨血相融的传奇故事用文学的形式宣传出去。但是，在构思提纲时，采访所得的生动故事、鲜活人物却一直在我脑子里破土重生、轮番出现，让我辗转反侧、心绪难平；特别是两岸本族长老、族长、头人至今尚无一人能清楚地说出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根根梢梢，这更唤起了我这次采写行动的人文之心和社会责任感。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以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的形式为他们撰录出一部真实、清楚并具有可读性的“史记”，把这个家家叙说、口口相传的“史话”归纳起来，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