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耕读》作者方元带着这种“天然情结”，从对“清史热”的关注中学习研究，提出问题，进而努力查阅史料，勤加思考，尽自己的认识去求索答案。每有心得，便以专题短篇的形式提供出来，以求和更多的关注者、读者交流、切磋。作者着眼的是清史中的一个个点，这些点又并非孤立，而是存在于清史的整体之中。

由方元编著的《清史耕读》内容介绍：人们为何特别注目清史，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寻答案。但有一点应是共同的，清代是我国古代专制统治最后一个以皇帝为最高统治权威的历史朝代，它曾经创造了一个时代的鼎盛和辉煌，曾经达到传统社会君主专制统治历史的顶峰。同时，它又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面临世界历史发展新时代的严峻挑战，在迅猛兴起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巨潮冲击下懵然而未能自觉。《清史耕读》着眼的是清史中的一个个点，这些点又并非孤立，而是存在于清史的整体之中。

序

读史与写史

满清之“王基”

满清之“建制”

满清之“帝业”

后金始“汉化”

“汉化”而“化汉”

皇太极能文

孝庄文皇后

多尔衮评析

清初三本书

福临与栋妃

统一台湾记

康熙下江南

“最坏暴君”辨

李卫半文盲

纪晓岚世故

表必出昀手

刘塘的拜相

江南老名士

清衰始乾隆

和坤之跌倒

嘉庆帝守成

蝗虫飞大内

上惟言丛脞

曹振镛“官诀”

不知英吉利

奕诉屡倒霉

涤生读经史

丁忧练乡勇

湘勇始成军

太平军起义

两个“六条”折

“同治中兴”辨

滇马案之结

日本占琉球

崇侍郎丧地

曾少卿争土

刘铭传治台

对法宣战记

淮军之兴衰

外交唯妥协

洋务开拓者

失机“条规”起

修园种祸根

园工沾海军

清漪园改名

耗资两舰队

“朝比奈”密报

征韩为侵华

甲午“前八仙”

甲午“后八仙”

戊戌年军机

西后掣光绪

恭王阻变法

“常熟”被罢官

小站练兵始

袁世凯“告密”

慈禧再“训政”

军阀开山祖

义和团斗争

同盟会革命

黄白红蓝绿

潮过状元出

中堂·大学士

内阁·军机处

四朝定藏记

后记

参考书目

皇太极即后金国汗位的天聪九年（1635）改女真为满洲，“满”来源于女真族的语言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文字——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在蒙古文字母基础上创制的国书，即满文。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满清之名始成。至于满清政权坐拥华夏九州，则在多尔衮率八旗人关，福临在北京登基以后。

皇太极首登大清皇位，在其确定满清之名的时刻，多有雄才大略的实际作为。有人说，满清皆水，意在灭朱明之火。这是否是皇太极的初衷？只有天知道。不过，皇太极开拓清王朝那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文治武功倒是无可争辩的佐证。

安民劝农。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三十五岁的皇太极即位（被尊天聪汗），第二年改元天聪。皇太极提出的“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成为其执政宗旨。天聪三年二月，鉴于征战事频，掠夺扰民时有发生，下谕三大贝勒、诸贝勒、大臣“毋得科敛民间财物，犯者治罪”。十一月又下令：“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城堡财物者斩，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计所取倍偿之。”二贝勒阿敏屠杀永平官民，分他们的妻子给士卒。皇太极于天聪四年六月大加责怪，并命将永平归众“编为民户”，给予房舍衣食。天聪六年五月，又对诸贝勒大臣重申：“勿杀降，勿分散人妻子，勿夺人衣服财物。”天聪九年三月，皇太极下谕批评牛录章京（三百丁编一牛录；章京，这里指军职，天聪八年牛录、甲喇和固山副佐梅勒之统领官额真，均改称“章京”，近汉语“将军”）筑城苦民致农耕误时指出，以后有滥役妨农者，治其罪。崇德元年（1636）四月皇太极称帝后，下谕：“工筑之兴，有妨农务，前以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有劳民力，良非得已。兹后止葺颓坏，不复兴筑，俾民专勤南亩。”并强调：“满洲、汉人，毋或异视，讼狱差徭，务使均一。”崇德三年七月，下谕大学士希福等：“朕不尚虚文，惟务实政。今国家殷富，政在养民，凡新旧人内穷困无妻孥马匹者，或勇敢可充伍，以贫不能披甲者，许各陈诉，验实给与。”崇德八年六月，皇太极在其生命即将走近终点的日子里，仍念念不忘安民劝农，他给诸王贝勒下谕：“治生者务在节用，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尔等勿专事俘获，以私其亲，其各勤农桑，以敦本计。”

改制集权。努尔哈尔在位的天命六年二月，确定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握；天命七年三月，宣布八和硕（引申为“部落”、“旗”）贝勒“共治国政”，确定继承和更换汗位、审案断罪、议决国事、处理财产等重大问题都由八王（旗主）共同议定。皇太极即汗位初，守制如前，上朝还是他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平起平坐，国务的掌握还是其余三大贝勒“按月分直”。天聪三年正月，皇太极言“向因直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遂以减轻大家负担为由，下谕诸贝勒代理三大贝勒直月机务。时值草创，征战为上，诸王、贝勒常被分遣领军，实际上弟侄辈也不可能正常处理军国政务。这样，权力很自然地就集中到皇太极一人手中。这以后，二贝勒阿敏于天聪四年三月弃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并杀降、屠民、收金，获罪幽禁。天聪五年八月大凌河战役中，三贝勒莽古尔泰以所部兵被创，言违误之意，被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负气地说皇太极独与他为难，还抚佩刀频目皇太极。同母弟德格类贝勒怒斥其悖逆，以拳殴之。莽古尔泰不买账，抽刀出手，左右挥之，众贝勒议其“大不敬”，夺和硕贝勒，降多罗贝勒。十二月，皇太极用礼部参政言，更定元旦朝贺行礼班次。诸贝勒议“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大贝勒代善表态：“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在参议众贝勒一致支持下，天聪六年正月起，皇太极开始一人南面独坐，三大贝勒与汗并坐受朝制，终告泡汤；而诸贝勒也打破年齿次序，按旗分班，依次朝见。集权开始形成。

（2004年7月23日《姑苏晚报》）P3-5

去年岁末冬初，方元同志寄我厚厚一摞即将付梓的书稿，书名《清史耕读》，讲的都是清朝历史中的人和事。内容丰富，文字通达流畅，涉及有清一代的兴、盛、衰、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很有意义。

我和方元同志相识于上世纪“文革”浩劫期间。他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的本科学生，风华正茂。我则是中国史专业的一名中年教师，如今已是垂暮之年。1969年，方元毕业分配离校，我随后也因学校停办而调离。一别四十多年，天各一方，蓦然间收到书稿，又是读史、写史之作，着实令我惊喜不已，有老友重逢之感。

方元同志毕业后，起初也从事教育工作，做过中学教师，教书育人。后来听说调任机关工作。这次见到书稿，才知道此后又转岗干部培训，再受命进入传媒界，并成为一位颇有业绩的报人。寄我的书稿，正是他从事报业期间勤奋耕耘的“业余”硕果。这些短小精辟的文字，曾在《姑苏晚报》和《苏州日报》上不定期连续刊出。主要从2002年年底起，到2006年下半年，大约每隔十天半月，就有一篇与读者见面。后至2010年，又添若干。前后八年间，累计百篇之多，每篇千字上下，作者自称“千字文”，是其“副业”。

其实，很多新闻界的前辈先哲，都曾有精深的史学华章见诸报端。他们把自己对历史的研究、读史心得公之于世，作为传承祖国悠久历史文化、倡导学习历史不可或辞的责任。历史学讲求实事求是，新闻学重在客观公正，都必须以真实反映和记录客观存在为其根本，求真求实是两者所共有的本质要素。就此而言，二者相通，方元同志所说的“副业”，也在其“正业”之中。当然，这并非是说新闻工作者都要从事历史的研究。但我感佩媒体人关注历史研究，甚或执笔撰写历史方面的文章，这对读者大众是很有助益的。

《姑苏晚报》和《苏州日报》都是富有特色、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千字文”虽然只占报纸一角，然而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中，版面如金，两报不惜割此一角，辟出版面刊载谈论历史的专题文章，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实在鲜有其比。于此可见，两家报纸对传播祖国历史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推动学习历史的远见卓识。

清朝是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的全国统治政权的历史朝代，是我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程途中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的研究有巨大的发展，有关清史的话题也受到社会各方面广泛的关注，世纪之交更出现了“清史热”。

人们为何特别注目清史，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寻答案。但有一点应是共同的，清代是我国古代专制统治最后一个以皇帝为最高统治权威的历史朝代，它曾经创造了一个时代的鼎盛和辉煌，曾经达到传统社会君主专制统治历史的顶峰。同时，它又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面临世界历史发展新时代的严峻挑战，在迅猛兴起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巨潮冲击下懵然而未能自觉。一方面是鼎盛辉煌，一方面是蹒跚落伍。有清一代康雍乾盛世所隐藏的衰落，及至道咸之间，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军舰大炮的轰鸣声中，“天朝上国”从巅峰跌落。从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从顺治皇帝福临起到宣统末代皇帝溥仪止（1644—1911），走过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朝的统治大厦倒塌了。这其中的兴、盛、衰、亡，有许多令人自豪、令人悲愤、令人奋起、令人深思的东西太值得人们关注，认真总结。今年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一百周年，也是清朝覆亡一百周年，历史的发展滚滚向前。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古今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无法割断的密切联系和影响。清朝覆亡百年距今并不遥远。以史为鉴，人们可以从中汲取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或许就是人们为何特别关注清史的最主要原因。我想，这也应是方元同志之所以在繁忙的报业工作中挤出时间耕读清史的旨趣所归。

方元同志有厚实的史学素养。虽然长期服务于报业，却从未减弱研究历史的热情。《清史耕读》就是这种对历史的炽热情感产生的结晶。作者带着这种“天然情结”，从对“清史热”的关注中学习研究，提出问题，进而努力查阅史料，勤加思考，尽自己的认识去求索答案。每有心得，便以专题短篇的形式提供出来，以求和更多的关注者、读者交流、切磋。作者着眼的是清史中的一个个点，这些点又并非孤立，而是存在于清史的整体之中。诸如雍正是否暴君，晚清洋务运动如何兴起，和珅之贪腐，刘墉之拜相，乾隆之隐忧，嘉庆之守成，袁世凯告密，慈禧训政等等，不一而足。一题一事，一事一论。深浅不一，简短明白。点的连接，即可构成一线，可以从内在的联系中窥见历史的全貌，寻求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无疑是很可贵的探索，是《清史耕读》的鲜明特色。作者执著以求、勇于探索的精神也可见于斯。我期盼书稿尽快出版，早日和更多的读者见面，在广泛的交流切磋中使之进一步深化。这将不仅有助于推动对清史的学习了解，也将对学习历史、认识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

在读到方元同志这部书稿之前，我对连续数年发表的这些文章毫无信息，足见我之孤陋寡闻，不胜愧愧。作者要我为书稿写序，何以敢当，更感惶惶。恳辞不获，只得将读后的感受拉杂写出，忝作卷前感言，权以为序。文不尽意，尚祈作者和读者海涵。

2011年初春于北京怡思苑

这本小册子所载基本上是我为《姑苏晚报》、《苏州日报》写的千字文。这次结集，作了些充实、补正，也增添了当时未及写成的几篇。

之所以名为“耕读”，实在是一种勉学的心态。“清史”热，大概起于世纪之交，大量的影视作品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戏说之下，鱼龙混杂，真伪莫辨。我人的是人大历史系，在学苦短，又值“文革”。但对历史那种“天然”的情结，一直未能随时光流逝而泯灭。报业岗位又不容我分心干这个“副业”。何况，以老病之躯，去为“种树”。2002年底，组织上让我退居二线，这才使得我有时间去查阅资料。说是报纸一角，篇幅不大，要求不高，但要把事讲清楚，把人弄正确，并非易事。我是一面选题，一面翻书，潜心撰写，“现炒现卖”。千字文刊出后，得到了朋友的肯定和关注者的支持，以至偶尔停顿了一周半月，竟还有好心人打探：怎么不写了？

“耕读”，当然有深浅之分。清史是中国古代史中离当代最近的。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批评：“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他还把“不注重研究历史”与“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三者并提，上到“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点，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的高度，要求：“不要割断历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清史”应该在这个“昨天”和“前天”之中。限于才学和闻识，我也只能“浅耕”一番，罗列了这百来篇，尽管很努力，翻遍了自己所能见到的著作和资料。一般来说，当时出一篇千字文，少则三五天，多则十来天也是有的，主要是史料怕不准，认识怕偏颇。

清史大家戴逸先生曾转述过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跟范文澜说的一段话：“我今后退居二线，管的事少了，想多读一点清史的书。”（李梦超：《走过人大》，第424页）毛泽东这样的学问家都持此种态度，遑论我等。“清史”是座宝藏。我也许仅站在门外拣拾了几块碎片，恐怕连“耕”也谈不上。之所以出这个集子，直接的考虑是回应朋友和关注者的好意，或许能为旁人触发点思考、提供点线索。而对本人，也算是个小小的交待：至少我曾经上过心，用过功。如果夕阳下信手拿来，斜靠翻翻，想点遗憾，不亦乐乎。

由衷感激王汝丰教授高龄拨冗为集子写序，这对后学是一种荣耀。王老师是在我等“臭老九”“落难”时送咱离校的。我至今仍珍藏着他写予的赠言。“不负师恩”正是在下写清史耕读千字文意在报答的原动力所在。

由衷感激同窗李梦超编审，他在我急需时雪中送炭，从北京人大寄来了一套《清史编年》，感激苏州太仓市委台办郭学平主任托人从台北带进一套《清史稿校注》。没有这两套基本的可恃资料，我也无从“耕读”。在“耕读”资料上给予我帮助的还有同窗黄庆来和孙福恩。

还要感谢当时《姑苏晚报》副刊部主任陈雪春、责任编辑李婷，《苏州日报》副刊部主任徐宁、倪晓英，责任编辑高琪，评论部主任蒋晓波等。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千字文也发不出来。

这次结集出版，得到了上海文汇出版社陈雪春副总编和文汇出版社长三角机构编辑部濮敏伟主任的关心、支持，责任编辑、责任校对、装帧设计等都付出了辛劳，在此一并致谢。

方元

二○一○年十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