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画传》以文字和图片结合的形式展现了中国一代领导人陈云的光辉一生，完整展现了一代新中国杰出革命者和建设者的人生轨迹、成长历程和毕生贡献。本书收入了从大量的历史图片中精选出来的八百余幅图片，和陈云的一些手迹和其他有关档案资料，以及编者和陈云同志亲属编撰的十五余万文字，史料真实，内容丰富，可供党史研究者和普通读者阅读。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陈云画传》图文并茂。收入的八百余幅图片，是从大量的历史图片中精选出来的，加上陈云的一些手迹和其他有关档案资料，以及编者和陈云同志亲属编撰的十五余万文字，全景式生动地展现了陈云光辉的一生。

家世

聪颖少年

商务印书馆学徒

投身职工运动

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领导小蒸农民暴动

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

中央特科负责人

和鲁迅见面

在中央苏区

长征中

特殊使命

新疆岁月

中央组织部部长

提高党员质量

干部队伍建设

延安的学习热潮

主持边区财经工作

在中共七大上

建立北满根据地

坚持南满斗争

主持东北财经工作

接收沈阳

中财委主任

平抑物价

统一财经

调整工商业

建设国营经济

促进城乡交流

国民经济重点建设

抗美援朝财经方针

主持编制“一五”计划

统购统销决策

私营工商业改造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构想

兼任商业部部长

改进经济管理体制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面对“大跃进”的高指标

重视经济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在调查研究之年

把农业作为头等大事抓

谋划国民经济调整

在“文革”逆境中

对外经济工作新思路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

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

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

中央纪委书记

推动平反冤假错案

科学评价毛泽东

主持国民经济调整

宝钢建设

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

探索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预见

重视科学技术的自主发展

对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思考

宏观控制与微观搞活相结合

推动对外经济交流

关心和支持经济特区建设

执政党党风问题的论断

严肃党纪

党性教育

干部队伍建设的战略构想

民主集中制问题的思考

“两个文明一起抓”

关注教育和文化事业

中顾委主任

晚年思考

读书报、听评弹、练书法

鞠躬尽瘁

聪颖少年

幼年失去父母的陈云，养成了沉着、文静、内向的性格。1913年，陈云到了读书年龄，舅父母把他送到私塾接受启蒙教育。

私塾在上塘街，距离舅父家不过三四百米。塾师刘敏安不但教学生《三字经》、《百家姓》，教写毛笔字，还深入浅出地教学生怎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陈云记忆力强，接受知识快，深受塾师的喜欢。

1914年，陈云进入练塘镇贻善小学读书。他入学时，学校分四个年级，共有三十多名学生。陈云直接进了三年级。

陈云仿佛走进了一个新天地。对这所新式学校开设的语文、数学、手工、体育等课程，他都感到新奇。他听课认真，作业完成得很好，成绩优秀。

1916年，陈云从贻善小学初小毕业，因舅父家境困难，没能力供他继续升学，只好辍学在家，帮助舅父母照看刚出生的表弟和料理店里生意，充当小伙计。半年后，在舅母一位亲戚的资助下，陈云进入青浦县乙种商业学校(校址在今青浦第二中学校园内)读书。因经济困难，一个多月后，不得不再次辍学。在商业学校读书的时间虽然短暂，但陈云基本掌握了珠算，还初步学会了写账。

在陈云舅父小夜酒店的常客中，有一位名叫杜枢(字衡伯)的文化人，此时正受聘担任练塘镇公立颜安小学校长。杜枢在小酒店里常常看到陈云跑前跑后帮忙做事，交谈中又发现陈云聪敏好学，谈吐流利，记忆力强，很是欣赏，便和廖文光商量保荐陈云免费入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陈云因而得以重返校园，继续学业。

在颜安小学，陈云遇到了对他人生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班主任老师张行恭。张行恭为人热情，思想进步，文学造诣颇深，在课堂上常讲社会变革，讲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故事，使陈云思想逐渐开阔起来。

受舅父的影响，陈云自幼喜欢听评弹和丝竹。舅父家东边、混堂浜西侧，有个开设于清朝末年的畅园书场。民国初年，在畅园书场旁又造了一个名叫“长春园”的新书场，有一百多个座位。如果买不起票，可以站在墙边上免费听书，人称“戤壁书”。开始是舅父带陈云去，后来陈云有空时常一个人去。时间长了，不知不觉在听书中积累了许多知识。《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等传统评弹节目的故事，使他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培养了是非观念。由此，也养成了他终生对评弹的爱好。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颜安小学进步师生也积极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在张行恭老师的带领下，陈云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救国十人团”和“学生救国储金会”，号召同学们省下一枚枚铜板，凑起来买纸张、做小旗、印传单，组织同学们在镇上和西乡明因寺、小蒸、泖口等地进行演讲，表演短剧，高呼“睡狮快醒”、“不当东亚病夫”、“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经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陈云懂得了许多国家大事，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此时的他虽然年少，但已显露出超过同龄孩子的胆识、勇毅和才能。

1919年夏，陈云以优异的成绩从颜安小学毕业。家境不允许他继续升学，他只得在家中帮舅父母做“杂务”。正当陈云为前途渺茫而愁闷时，张行恭老师帮助他迈出了人生的重要一步。

1919年秋季开学后，张行恭到各个毕业生家里走访，得知陈云的处境后，表示愿意在就业方面提供帮助。他给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担任文具、仪器柜主任的二弟张子宏写信，嘱他帮自己的这位优秀学生找个工作。大约个把月后，张行恭接到张子宏的回信，答应让陈云去上海应聘。

1919年12月8日(农历十月十七日)，陈云背着简单的行装，随张行恭搭乘一条小船，离开练塘经松江前往上海。12月中旬，到达位于棋盘街的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今河南中路二百十一号)。张子宏引荐他去见发行所所长。所长嫌陈云长得瘦小，碍于张子宏情面，决定先试用三个月。就这样，陈云在发行所文具柜当了一名学徒。

来到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又进了当时国内外有名的商务印书馆，陈云眼前的天地大大开阔了。学徒生活对陈云来说充满了乐趣。按照当时的规矩，学徒必须拜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为师。作为推荐人又是部门负责人的张子宏，理所当然地成了陈云的师傅。发行所有的同事见陈云身材矮小，还够不上柜台，无法站在柜台后办事，便对他能否胜任工作产生了疑虑。张子宏对陈云很有信心。他为陈云特制了一条一尺多高的木凳，垫在脚下，使他能够自如地接待顾客。张子宏还指定文具柜的头柜在业务方面对陈云进行指导，在生活上给予照顾。

学徒期间，陈云勤学好问，很快就成为业务能手。在当年的同事眼里，“凡是文具柜里的粗细事务，接待顾客，整理货物，他都能担当，而且都很熟悉，获得了大家的赞扬”。当了两年学徒后，店方根据他的工作能力，提前一年将他升为店员(学徒期一般是三年)。1925年6月，陈云又被调去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北四川路增设的虹口分店做文具柜店员。

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期间，陈云利用这里图书特别丰富的有利条件，如饥似渴地读书，接受新知识。他还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到商务印书馆为提高职工业务水平设立的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了三年，学习英语、书法以及书刊出版、印刷等方面的知识。

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上海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聚集地。五四运动之后，在张元济等进步人士的推动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介绍、宣传马列主义的图书。正是在这里，陈云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并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列主义。

这期间，除了努力工作、勤奋读书外，陈云还一改以往文弱、沉静的性格，从各方面锻炼自己，业余生活安排得很丰富。他每天早晨六点起床，去闸北公园锻炼身体，尝试各种球类活动。他还抽空去打靶，有时则拉着朋友去听评弹。他买了二胡、笛子，一有时间就练习拉胡琴、吹笛子，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就到楼顶的晒台上去练习。

P6-12

光辉的一生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章练塘镇(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舅父抚养长大。他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参加就读小学组织的罢课和宣传活动。这年冬天，他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力升学，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来当店员。在那里他接触并接受革命的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投身于工人运动。1925年，他参加五卅运动；同年8月任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全馆职工的大罢工斗争，随后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他参加上海工人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而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云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江苏领导农民暴动和工人运动。他常常用这样一首打油诗勉励战友：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这年5月，在担负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任务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党的地下斗争遭遇严重危险的紧急时刻，他出任中央特科书记，重建党中央的情报、保卫系统。9月，他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1932年3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1月，陈云离开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继续参加党中央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在领导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他到福建汀州等地深入调查研究，根据苏区实际，纠正了搬用白区斗争经验和苏联经验的“左”的错误做法，引导工人着力发展经济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任白区工作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夏，他负责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需生产。在长征中，他作为中央代表，率领红五军团执行艰巨的后卫任务。在遵义会议上，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他撰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并到部队传达。这个提纲是在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关头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红军进入云南后，他任渡河司令部政委，同司令员刘伯承一道，指挥部队用几只小船顺利北渡金沙江。1935年6月，他遵照中央的决定离开长征队伍，只身穿越千里白区，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经雅安、重庆到达上海，作为中央代表领导恢复和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同年9月，他受命由上海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向西北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他化名“廉臣”，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1936年3月起先后在法国、苏联和中国出版发行，第一次向世界宣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随后，他进列宁学校学习，并在东方大学任教。1937年4月，他回国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他和滕代远到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李先念等率领的西路军余部四百多人进入迪化。之后，他组织部队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并组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航空队。

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用很大精力从事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方面的工作，包括组织建设、培养使用干部、党员教育、群众工作以及秘密工作等。他先后发表了《论干部政策》、《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学会领导方法》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干部政策应该是“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党员的成分，要大量吸收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要与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抢夺知识分子；巩固党、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需要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作为在根据地当权的党，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大后方和敌后的党组织要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民众斗争手段应该灵活；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最重要的是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对任何问题都应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

1944年3月，陈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为了克服财政经济上的严重困难，陈云提出生产第一分配第二、收入第一支出第二的财政工作方针。他严格区分财政与金融贸易的界限，强化食盐出口和棉花进口等关键物资的管理，并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活跃贸易、稳定边币和驱逐法币等方面采取有效办法，使边区金融物价趋于稳定，经济实力大大增强。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1945年5月，陈云在中共七大发言指出：共产党员不能把个人的作用看得过了头，看得太大。讲功劳，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才是个人。对待错误和看问题，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6月，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云参加领导创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1945年9月，他到达沈阳，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1月初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他用大量时间进行调查研究，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为保卫四平失利后东北局撤往松花江北提供了比较巩固的立足地。1946年6月，他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7月为东北局起草《东北的形势和任务》(“七七决议”)明确提出，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关键的工作方针，对敌作战不重于城市和要地一时的得失，力求消灭敌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10月，在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进攻南满解放区的危难时刻，陈云自告奋勇前往南满，担任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在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下江南”的配合下，他同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坚持南满根据地，为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48年1月，陈云回到哈尔滨继续参加东北局的领导工作，兼任东北军区副政委，后又兼任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他主持采取放宽粮食流通限制等措施，稳定了市场物价。他提出的企业职员与工人都是旧企业雇佣劳动者的观点，为处理好新接收企业职员与工人的关系提供了指导。东北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迅速恢复生机，为全国解放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11月，沈阳解放后，他兼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领导完成接收沈阳这个大城市的任务，创造了接管工业城市的成功经验。

1949年5月，陈云到达北平(今北京)。7月，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主张、工作方针和重大措施。

在经济恢复时期，陈云领导中财委灵活运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发展生产，统一贸易，打击投机，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使不断暴涨的物价趋于稳定，结束了长达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1950年3月，他为中共中央、政务院起草《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组织领导统一财经工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毛泽东赞扬稳定物价、统一财经斗争的胜利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陈云提出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最后才是其他各种经济和文化支出的财经方针，以保证国民经济在支持战争的同时得到顺利恢复，并为大规模经济建设作好准备。

1953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陈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主持编制和参与领导，成功实施中国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为中国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保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他提出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等主张。1953年10月以后，根据他的建议，国家先后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这一重大决策既保障了工业化必需的积累，又维持了市场稳定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于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发言，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们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其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这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要发挥市场作用的最早最明确的论述。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57年1月兼任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为解决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一些问题，他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决定。他指出：现在集权太多，分权太少。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集权不能过分，但职权下放以后，也要注意地方可能发生的不顾全局的倾向。

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陈云多次表示不赞成高指标。1959年5月，他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对当时关系经济全局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减少过高指标可能带来的损失。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他提出进口粮食、对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以回笼货币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关系全局的正确意见。1962年2月，他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提出国民经济需要三五年恢复期、对基本建设规模实行“伤筋动骨”的削减、增加高价商品回笼货币、增加粮食进口和鱼类及豆类等食品供给、减轻粮食高产区征购压力以提高生产积极性等意见和办法，对统一全党思想、落实经济调整方针、引导国民经济走出困境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尽快实现农业增产以度过困难时期，他支持并提出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建议。“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错误的批判，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1969年，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的一个工厂“蹲点”，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1973年至1974年，他受周恩来委托，在就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大势已定，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这些思想、观点，对外贸和引进工作突破“左”的思想束缚，起到了促进作用。

1976年，陈云积极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和坚决支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主张正确认识和重新评价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他积极支持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评，9月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11月至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率先提出应解决平反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件等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主张经济工作必须注意实事求是，工业引进项目必须循序渐进，增加进口粮食以稳定农业和农村等。这些意见和主张，为纠正“左”的错误，促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他为带领全党进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制定和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正确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成功地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云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他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根据他的建议，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增加了建国前二十八年的部分，全面反映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重要思想。他指导中央纪委平反了刘少奇案件、潘汉年案件等一大批冤假错案，推进了全面拨乱反正工作。

陈云十分关心新时期党的建设。1979年1月，他在中央纪委一次全会上指明，党的纪检机关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他指导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实行民主集中制、建设好的党风的要求落实在党内法规中。1980年，他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要抓紧搞，永远搞。1982年1月，他提出要从严处理经济犯罪，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活动。1984年10月，他在一份批示中强调：纪检工作应该研究新情况，适应新情况。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1984年10月20日，他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

根据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陈云提出要立即着手大力培养和选拔成千上万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1980年2月，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做好党的领导干部交接班的工作，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是中央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1981年5月，他撰写《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提出成千上万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建议，促进新时期干部新老合作与交替迈出重大步伐。1983年，他提出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使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的一项战略任务。

陈云1979年3月至1980年3月兼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79年7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经济工作。他赞成李先念关于在计划经济中发挥市场调节的“大补充”作用的意见。他在1979年3月写的提纲《计划与市场问题》中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些意见和观点对新时期突破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针对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他和李先念联名写信给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依照按比例发展原则调整国民经济。中央根据这一建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他通过调查研究，合理安排宝钢等重大建设项目的续建和停缓建工作。他指示计划机关研究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关系，认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是经济工作的大方针。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作《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明确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他充分肯定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同时指出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集中就会乱套，必要的国家干预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他强调要改革，但改革步子要稳，要“摸着石头过河”。他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提醒在看到“无工不富”的时候，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个历史经验。他赞成翻两番要分两步走，只能翻好，不能翻乱。80年代初，他把国民经济体制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中共十二大采纳。1984年9月，他写信给国务院领导人，肯定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概括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陈云在中共十三大退出中央委员会，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他多次与中央负责人谈话，嘱咐要把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坚持实事求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反对动乱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地为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全力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对一些重大问题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1992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他赞成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共十四大以后，他过着离休的生活，仍时刻关心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1994年春节前夕，他在上海发表谈话，指出：要解决经济发展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首先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他强调，全国上下都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

1995年4月10日，陈云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紧密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堪称楷模。他始终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注重实践，实事求是，严谨细致，多谋善断，创造性地领导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陈云的思想和崇高风范，是他留给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陈云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1995年，江泽民在《陈云文选》(——三卷)、《陈云》画册出版发行暨纪念陈云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说：在陈云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2005年，胡锦涛在陈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光辉的一生又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他说：陈云同志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充分表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胆略和高超政治智慧，形成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陈云以毕生精力和卓越才智，投身于现代中国伟大历史创造活动，谱写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画卷，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建立了卓著功勋，他的光辉业绩、深邃思想和崇高风范是矗立在各族人民心中的不朽丰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编撰出版了这部《陈云画传》。

《陈云画传》图文并茂。收入的八百余幅图片，是从大量的历史图片中精选出来的，加上陈云的一些手迹和其他有关档案资料，以及编者和陈云同志亲属编撰的十五余万文字，全景式生动地展现了陈云光辉的一生。

《陈云画传》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央档案馆、上海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无锡市博物馆、江西于都县博物馆、中共浙江嘉善县委党史研究室、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哈尔滨商业大学商业文化馆等单位，提供了不少照片和有关资料。国家开发银行政策研究室以及辽宁、黑龙江、陕西等分行，帮助收集、拍摄了部分珍贵的文献资料和历史照片。陈云子女陈伟力、陈元、陈伟华、陈伟兰、陈方及其他亲属提供了许多珍藏的照片。我们谨表示诚挚的感谢！

《陈云画传》中个别照片摄影作者的姓名若有遗漏，在此深表歉意。

编撰工作中的疏漏及其他不足之处，尚希专家、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