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者的女儿》是尤多拉·韦尔蒂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获1973年度的普利策文学奖。小说发表那年作家已经69岁，可以说是大师真正的成熟之作。入选科尔姆·托宾“当代文库”最佳英文图书，是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最爱的二十五本书之一。

《乐观者的女儿》是一本浓缩的奇迹，它简短而隽永，值得终生玩味。

《乐观者的女儿》由尤多拉·韦尔蒂编著。

《乐观者的女儿》讲述了：

老法官迈凯尔瓦因患眼疾而需要手术，女儿劳雷尔不得不与自己一直刻意回避的继母费伊朝夕相处。父亲虽自称“乐观者”，术后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老法官的丧礼刚过，任性的费伊便扬长而去，留下劳雷尔独自一人整理遗物。在这个充满了回忆的家中，父亲和母亲的遗物把她带回过去那段美好、幸福而又残忍的时光，让她忆起父母之间真切而复杂的感情，还有自己早逝的丈夫。从回忆中汲取的力量，让她最终决定埋葬过去，像父亲一般乐观豁达。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四部

译后记

第一章

一个护士给他们拉开了门。麦凯尔瓦法官头一个走了进去，然后是他的女儿劳雷尔，妻子费伊紧随其后。几个人走进那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医生马上要在那里给他做检查。麦凯尔瓦法官已经七十一岁了，身躯高大而沉重，动作迟缓，习惯戴着系着缎带的眼镜。这时，他手里拿着眼镜，坐在比医生的凳子还要高的那把王座般的椅子上，劳雷尔侍立一边，费伊站在另一边。

劳雷尔·麦凯尔瓦·汉德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身材纤细，看上去十分文静，头发还很黑。她的衣服无论剪裁还是质料都很别致，不过，在新奥尔良，那‘套衣服还算是冬装，裙子下端有道褶儿。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显得有些睡眠不足。

费伊穿着那件缀着金纽扣的衣服，显得既瘦小又苍白，一只穿着凉鞋的脚轻轻地叩击着地板。

这是三月初的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在他们看来，新奥尔良人都来自异域他乡。

考特兰医生掐着点来到。他大步穿过房间，跟麦凯尔瓦法官和劳雷尔握了握手。还得把费伊介绍给他，费伊跟麦凯尔瓦法官结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接着，医生在凳子上坐下，脚后跟搭在凳子的横档上。他抬起脸，面带感激的专注神情，好像在新奥尔良等候麦凯尔瓦法官的是他——想给这位法官送上一份礼物，或者等着法官给他带来一份礼物。

“奈特，”劳雷尔的父亲开始说话了，“麻烦的是，我可能没有过去那么年轻了。可是，我心里已经有所准备，相信这双眼睛出了问题。”

考特兰医生，这位著名的眼科专家，一双乡下人的大手交叉起来，好像这个世界所有的时间都在他的手中。在劳雷尔看来，那些手指显得那么精致，似乎只要触碰一下手表的水晶壳面，就能把时间精确地传达给肌肤。

“这点小毛病是从乔治·华盛顿的生日那天开始的。”麦凯尔瓦法官说。

考特兰医生点了点头，好像对这点毛病而言，从那天开始倒是个好日子。“那就请给我讲讲这点小毛病。”他说。

“我已经进来了。我刚修剪了一会儿蔷薇——你知道，我退休了。我站在前廊尽头，留心张望着大街——费伊早已溜到什么地方去了。”麦凯尔瓦法官一边说一边望着费伊，露出温和的微笑，可看着却像愁眉苦脸。

“我不过是上街去了趟美容店，让米蒂斯给我卷了下头发。”费伊说。

“我看了看那棵无花果树，”麦凯尔瓦法官说，“那棵无花果树！那几个老掉牙的吓鸟器一个劲儿地放着光，那还是好多年前贝基觉得合适给系上去的！”

两人都微笑起来。他们是两代人，但却来自同一个地方。贝基就是劳雷尔的母亲。那些自家做的小小反光器，无非是些铁皮圈，七月里，根本拦不住来吃无花果的鸟儿。

“奈特，你跟我一样肯定还记得，那棵树就长在我家后院和你母亲拿来当牛棚的地方中间。可是，当我转过头朝法院那边看过去的时候，它还冲着我闪烁。”麦凯尔瓦法官继续说，“所以，我只好下结论，我开始能看见自己背后的东西了。”

费伊听了哈哈大笑——那是一种单调而又高亢的笑声，带着爱唠叨之人的嘲弄意味。

“是啊，真够烦人的。”考特兰医生坐在凳子上向前挪过来一点，说，“我们来好好看看。”

“我看过了，看不出里面长了什么东西。”费伊说，“也许是根枝丫什么的戳了你—下，亲爱的，不过，没有留下刺儿。”

“说实话，我的记忆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贝基会说我活该如此。在开花以前修剪攀藤植物，本来就不对头。”麦凯尔瓦法官依然用推心置腹的口吻继续说；医生的脸跟他的脸挨得很近。“但是，我发现贝基的那些攀藤植物几乎从不凋谢。”

“是的，”医生含糊地说，“我敢说我姐姐从贝基小姐的攀藤植物上剪来的一根枝丫，现在也还活着。”不过，当他倾过身子熄灭那些灯光的时候，神态显得非常平静。

“太暗了！”费伊轻声尖叫道，“他干吗非要上那儿去啊，在那些荆棘中搅和什么呢？就因为我离家出去了一会儿吗？”

“因为在老家那边，乔治·华盛顿的生日，那天从来都是修剪蔷薇的好日子。”医生声音柔和可亲地说，“你应该让阿黛尔去给你修剪。”

“哦，她提出来过，”麦凯尔瓦法官说，不易察觉地微微摆了摆手，好像在谢绝她似的，“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也该会点儿修剪的窍门。”

劳雷尔见过他修剪花草。双手拿着一把大剪刀，就像在跳笨重的莎拉邦舞，这边剪一枝，那边剪一条，仿佛是在向自己的舞伴鞠躬，让灌木丛也显得不知所措。

“从那以后，你还感觉到有别的不舒服吗，麦凯法官？”

“噢，看东西有点儿模糊。就像当初那点儿不舒服，那根本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所以，干吗不随它去呢？”费伊说道，“我一直这样跟他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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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多拉·韦尔蒂的声名在中国读者中的传播正好应了那句俗语：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当然这样说也不恰当，首先目前远未形成赶集之势，而且就算赶个晚集又怎么了？20世纪80年代初，韦尔蒂的部分作品就被翻译成中文，但很多读者都不是很清楚这位美国南方作家的情况。在我的心目中，20世纪美国南方文学中有四位风格各异但最值得阅读和关注的女作家：韦尔蒂、波特、麦卡勒斯和奥康纳。这四位最杰出的南方女作家中，韦尔蒂活得最长，出生于1909年，卒于2001年。韦尔蒂去世之前，已经被公认为美国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为她赢得巨大声誉且被人们铭记的多是那些著名的短篇。她也写了大量的中长篇，其中《乐观者的女儿》获1973年度的普利策文学奖。小说发表那年作家已经六十九岁，可以说是大师的真正成熟之作。

韦尔蒂从不放纵自己的才华，放肆地挥洒才华是她天生的权利，然而她总是把这个权利关在笼子里。她不过度地抒情，不过度地沉溺于心理描写，不过度地卖弄妙语，不过度地描写景物，更是戒绝浅薄的浪漫。如果词语是石子，这些石子到了她手中之后，她要么保留着原来泥土的痕迹，要么将其洗净，才肯安心地用在自己构筑的句子中。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阅读印象就是从容不迫的节制，这种节制又犹如四季的变化，到季节了就要下雨就要落叶就要天寒地冻，不会为了推动什么而等待和拖延。

韦尔蒂先后在密西西比国立女子学院和威斯康辛大学就读，潜心研究吴尔夫、叶芝、契诃夫、屠格涅夫的作品。后来，她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修了一年的广告学，1931年回到故乡密西西比的杰克逊，在自家的老宅子里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生涯。她大部分时间都在杰克逊度过，另一个伟大的作家福克纳就住在几十英里开外的地方。我想，早年闯荡过广阔天地，最后躲开浮华的喧嚣，隐居在安静的小镇写作，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许养成了她不易察觉的大气特质。她的句子洗尽铅华，克制简朴，不刻意而为，或者把刻意都藏在写作活动的幕后了。

《乐观者的女儿》是对已经逝去的父亲和母亲的追忆，这种追忆没有呼天抢地的夸张，甚至连表面的伤感都藏得很严实，可是显得非常深沉和庄重。这部小长篇的情节并不复杂，用不少篇幅写了一个成年女儿对行将辞世的年迈父亲的最后关照，以及跟父亲的辞世有关的各种恩怨爱恨纠结。曾经做过小城市长、年过七十的麦凯尔瓦法官因眼睛不适来到新奥尔良医治。主治大夫是法官早年资助求学的晚辈同乡。法官是个大男人，向来对疾病和困难持大无畏态度。手术进展顺利，但恢复过程中却出现了意外。他一只眼睛上包扎着厚重的绷带，安静地躺在床上。只跟法官做了一年半夫妻的费伊，在病床上粗暴地折腾法官，随后他就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费伊和原配夫人的女儿劳雷尔扶柩同回故乡安葬法官。葬礼结束后，小说的重心开始转入心理刻画。劳雷尔独自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待了三天，内心深处的万般思绪和联想开始如同泉涌。这部分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多，但是作家借助角色的回忆，把整个人生的丰富多彩和苦难压缩在短短的数页纸中。所以，有读者认为，推进这部小说发展的是人物而不是情节。

小说的主要人物当然是法官与前妻的女儿劳雷尔，作者对劳雷尔的刻画是在跟继母费伊的比较中呈现的，其实比较的不仅是这两个女性，还有她们背后各自的家族以及她们所代表的复杂阶层。她们年纪相仿，同为女性，但在气质和内心世界、价值观、对亲情的认知上却截然相反。劳雷尔是个单纯的中年女子，她从芝加哥到新奥尔良照顾患病的父亲，可是随之而来的是还要面对回忆的纠结、以前的熟人、过去的悲伤、现在的失落，以及势利的费伊。费伊喜怒无常，毫无优雅可言，既没有激情也没有想象力去爱。费伊娘家人则思想狭隘，这家人最擅长的就是给别人带来毫无遮拦的刺伤，他们好像就是为粗鄙和无情而生，抚慰自己心灵的似乎就是仇恨的发泄。费伊属于未来，她的目光投向未来，她的考虑无不是为自己的未来盘算，包括跟年迈的法官结婚。劳雷尔却把目光和心思都投向过去，过去比当下和未来更加鲜活和真实。在回忆中，劳雷尔外祖母一家的形象与费伊的家人又形成完全不同的比照。劳雷尔好像千方百计地要复活、唤醒过去，要从过去汲取情感的力量和慰藉。事实上，对目前孑然一身的她来说，过去就是生活的全部。作家借助劳雷尔，通过对悲伤、回忆、失落和爱这个暗淡而深邃的领域的娴熟开掘，把过去与现在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作家在小说中向读者传递了一个信息：我们普通人如何处理在生与死的博弈、孤独和隔绝中经历的困难、折磨与考验。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洗涤情感上厚厚尘垢竹过程。

这部小说不以情节推动而取胜，情节选取极为克制，篇幅不长，但要在头脑中理清它的脉络却需要耐心地阅读。整部小说的推进路径是通过劳雷尔的内心旅程来实现的。韦尔蒂要写的是表面背后的东西，她给女儿回来伺候病中的父亲、在故乡小镇处理葬礼这样日常的事件赋予非同寻常的意义，把注意力倾注到对爱、失落、生活本质，以及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和忍受的时光消逝的关心和为之深深动容的描写上。

阅读这部作品或者与之共鸣需要某种成熟。小说里的主要人物都在四十岁以上，这个年龄段的人大多阅历不浅，情感与思想有过多番历练，可以说作家采用的主要是中年与老年的视角。具备这样的视角，读者才能更加充分和准确地抓住小说的细腻和微妙之美。不过，严肃的读者，只要对纯文学怀有敬意的读者都应该把这部小说纳入自己的阅读视线，因为它描写的东西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内心。

韦尔蒂写作艺术的精湛在小说里有着毫不张扬的体现。她在传递美国南方氛围方面技巧娴熟，在浑然不觉中就让读者置身于南方氛围中了。评论家们常说，韦尔蒂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她在对话中，在用词的选择中，在制造的；中突细节中，貌似漫不经心地把人物的性格、阶层、教养呈现出来。在法官本应庄重的葬礼上，各色人等的对话充满了黑色幽默。她处理的场面不多，却非常用心。她还喜欢用隐喻。比如用乌儿来预示死亡，每当有鸟儿闯进来，就可能出现真正的死亡或者某种抽象事物的死亡。那个暴风雨之夜，鸟儿飞进劳雷尔家的老宅子，急躁不安，四处碰撞。有人分析那只鸟儿就像深陷在过去的劳雷尔，旧宅子象征着过去，劳雷尔焦急地想摆脱过去。韦尔蒂喜欢用黑色来暗示死亡。她还用揉面板来象征对丈夫、母亲和过去的眷恋。还有大山，劳雷尔的母亲好像只有回到自己的母亲住着的那座大山，生命才能获得张扬和舒展，大山成为母亲力量的源泉。她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之时，回到西弗吉尼亚州的那座大山看看成为她最强烈的渴望。

韦尔蒂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密西西比州，她有着一双聆听小镇上各色人等说话的敏锐的耳朵。她从不让自己的叙述语言沿着陈词滥调的路数走来。她对各社会阶层人物的语言、腔调、细微动作、表情的捕捉都极为精确到位。费伊的粗俗可以在顷刻间有力地粉碎劳雷尔的精致。韦尔蒂对人类精神中的荒诞、病态、愚蠢和高尚的把握都体现出分寸感。她仅凭前来吊唁的人对法官过去的回忆，就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关系，亲戚、邻居、友人、熟人的评论凝聚在短短的瞬间，有的严肃，有的可笑，有的无情，有的不敬。她把家庭历史和社会关系巧妙地结合起来进行刻画。韦尔蒂对爱与悲伤的处理也不落俗套。她让劳雷尔知道，犹如爱，悲伤是必然要经历和面对的，否则对爱的体验和理解都不会有深度和力度。处理悲伤场面的作家很多，但是深入到悲伤纠结的核心的作家却寥寥。真正写得好的悲伤就像某种东西或者力量锁住了我们的感情，却扔掉了打开它的钥匙。

对作家而言，最难掌控的恐怕是简洁，知道何时克制住不要喧哗。韦尔蒂知道如何让自己的每个词发挥恰到好处的作用。我们经常听到的是小说中人物的声音而不是作者叙述的声音。她的句子有海明威的质朴，但比海明威更有人情味，其中凝结着韦尔蒂的个人经验和情感，经得起反复阅读。韦尔蒂要处理的是逼真的生活和情感的错综变化，这个任务不知要比狂欢式的虚构难多少倍。这部小说可谓自然呈现而非讲说的典范，韦尔蒂仿佛拿着长长的剪刀伸手从生活乃至内心世界中剪裁出了这么一段，而不是煞费苦心地将它写出来。

《乐观者的女儿》是一本浓缩的奇迹，它简短而隽永，值得终生玩味。韦尔蒂是当代作家——一直都是最优秀的那种。如果说价值观念是建立在爱、事实和容忍的基础之上，那么她的小说也是如此。

——《纽约时报》

这部巅峰之作堪称完美，读起来如此简单，却寓意深刻，结构巧妙，迸发出耀眼的整体性。

——罗伯特·佩恩·沃伦，《国王的人马》作者

韦尔蒂是所有作家的典范。

——安妮·泰勒（美国当代作家）

韦尔蒂所创造的角色受时间所支配，被过去的记忆所拖曳，不愿随着潮流向前迈进，她的描述手法有时颇具喜剧性。轻描淡写所产生的动人效果证明她的创作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董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