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编著的《安妮日记》是安妮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残酷迫害，同家人一起藏身于“后屋”时假托给好友吉蒂写信的形式而写就的。日记从1942年6月12目写到1944年8月1日，真实地记述了安妮的忧虑、欢乐、爱情以及对自由的渴望。二战以来，欧美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其中不乏众口交誉的传世名作。然而，若论印行版本、读者数量以及影响深远，都比不上一个默默无闻的犹太小姑娘的作品《安妮日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其中不乏众口赞誉的传世之作。然而，若论印行版本、读者数量以及影响的深远，都比不上一个默默无闻的犹太小姑娘的作品，那就是：安妮·弗兰克编著的《安妮日记》。《安妮日记》是安妮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残酷迫害，同家人一起逃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藏身于一幢楼房的“后屋”时，假托给好友吉蒂写信的形式而写就的。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真实地记述了安妮的忧虑、欢乐、爱情以及对自由的渴望。虽然，年仅十四岁的安妮最终未能逃脱纳粹的魔爪，死于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但是战争结束后，幸免于难的安妮父亲奥托·弗兰克将日记整理出版，实现了女儿“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后也继续活着”的遗愿。

星期日下午，我举行生日庆祝会。同学们都很喜欢林丁丁①。我得到两枚胸针、一张书签和两本书。俱乐部送给我一本很棒的书《荷兰民间传说与传奇》，可是她们错给了我第二册，于是我用另外两本书换来第一册。海伦妮阿姨还带来一副拼图游戏，施特凡妮阿姨送我一枚胸针，莱尼阿姨送的是一本很棒的书：《黛丝山中度假记》。

今天早晨我躺在浴缸里想，我要是有一条像林丁丁那样的狗就好了。我也叫它林丁丁，上学时总带着它，把它放在门房那儿，天气好时就放在自行车棚里。

我想再谈一谈学校和班上的一些情况，先从几名同学说起。

贝蒂·布鲁门达尔样子有点寒酸，我想她家也真是如此。她学习成绩很好，但那是因为她很用功，而不是因为她多聪明。她是一个相当文静的姑娘。

贾奎琳·范马森被认为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还从未有过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先以为贾奎琳会是，但情况并非常如此。

D．Q．非常神经质，忘性很大，老是被罚做作业。她脾气很好，尤其是对G．Z．。

E．s．话太多，叫人厌烦。她问人事情的时候，老爱抓住别人的头发或纽扣。听说E．S．受不了我，可是我不在乎，因为我也不很喜欢她。

汉妮·梅兹乐呵呵的，讨人喜欢，只是说话嗓门大，在街上玩的时候很幼稚。很可惜，她有个叫贝皮的朋友，人又脏又粗，对她有不好的影响。

关于J．R．，真可以大书特书。她是个狂妄自大、嘀嘀咕咕、令人讨厌、装作大人、别有用心的姑娘。是她蒙蔽了贾奎琳，真不幸。她动不动就哭，非常娇气。J．R．小姐老是自以为是。她非常有钱，有很多漂亮衣服，只不过她穿起来显得老气。她自以为很漂亮，其实恰恰相反。J．R．和我谁都受不了谁。

伊尔丝·瓦格纳是个性格开朗的好姑娘，可是很认真，会为一件事哀叹半天。伊尔丝很喜欢我。她也很聪明，就是懒。

汉妮莉·戈斯拉，在学校里大家叫她莉丝。她有点怪，通常很害羞，在家里却很调皮。你对她说什么，她都会一五一十地向她母亲照搬。但她想什么就说什么，尤其是近来我很欣赏她。  南妮·范普拉格一西加是个聪明的小姑娘。我觉得她很可爱。她很聪明。关于她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艾菲·德容，我觉得很不错。她才十二岁，却已风度翩翩，俨然像个淑女。她对我的方式，就好像我是个小娃娃。她很乐意帮助别人，因此我也喜欢她。

G．z．是我们班上最漂亮的女孩。她的脸蛋很好看，但学习成绩相当差。我看她会留级，不过我当然不会这样对她说。

我们十二名女生中最后一个就是我，坐在G．z．旁边。

关于男生，能说的可多了，或者也可说并不多。

毛里斯·科斯特是我的许多爱慕者中的一个，不过他是个相当令人讨厌的男孩。

萨利·施普林格是个作风不很正派的男孩，谣传说他曾经有过性行为。尽管如此，我认为他很不错，因为他很风趣。

艾米尔·波尼维特是G．z．的爱慕者，可她并不喜欢他。他这个人死气沉沉。

罗布。科恩也爱上过我，可我现在再也受不了他了。他虚伪，爱说谎，爱哭，疯疯癫癫，令人讨厌，还自以为很了不起。

马克斯·范德维尔德是个来自梅登不立克的乡下孩子，用玛戈特的话来说，人还说得过去。

赫尔曼·库普曼也很流气，跟那个好色的约皮·德贝尔一模一样。

列奥·勃鲁姆是约皮·德贝尔的知心朋友，也沾染了流氓习气。

阿尔贝特·德梅斯基塔是从蒙特梭里中学转来的，跳了一级。他很聪明。

列奥·斯拉格也是从同一个中学转来的，但不是那么聪明。

鲁·斯托培尔蒙是个来自阿尔梅洛的野小子，他是后来才插班的。

c．N．专做不该做的事。

杰克·科瑟诺和帕姆坐我们后面，我们(G和我)常常笑得直不起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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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就其内容和艺术手法而言，都不乏众口交誉的传世名作，如德国作家雷马克的《流亡曲》和《凯旋门》，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和《死者青春常在》，海姆的《人质》和《今日十字军》，美国作家马尔兹的《十字奖章与箭矢》，等等。然而，从印行版本、读者数量以及影响的深远程度而言，都比不上一个默默无闻的犹太小姑娘的作品：安妮·弗兰克的日记。

安妮·弗兰克1929年6月12日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父亲奥托·弗兰克是一名德籍犹太商人。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弗兰克一家便离开德国，流亡到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占领了荷兰。德国法西斯也在荷兰用残酷手段迫害犹太人。为了逃避生离死别的命运，弗兰克全家便佯传失踪，躲进一座楼房的后部，即所谓“后屋”。除了她们一家四口——父亲、母亲、姐姐和安妮——以外，还有她父亲公司的职员范丹先生一家三口——范丹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彼得——和一个名叫杜赛尔的牙科医生一起避难。

八个犹太人在后屋生活，必须保持绝对安静，因为楼下的办公室和库房白天都有人工作。他们在这种名副其实的暗无天日的情况下生活了两年多。小安妮就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

1942年6月12日是安妮的十三岁生日。在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簿。从这一天起，安妮开始写日记。日、记除了开头那一小部分外，都是写于后屋，是以书信形式假托写给女友吉蒂的。安妮把自己的忧虑、欢乐、爱情和失望全都倾诉在日记中，这本日记成了她的知心好友和莫大安慰。 

安妮是一个聪明、善良、纯洁、敏感和热情的少女，上进心很强，学习努力，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她的爱好和兴趣十分广泛，涉猎的范围遍及许多方面。即使在那前途渺茫、生命时刻都有危险的绝望处境中，她也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日记洋溢着这个超常少女的颖慧与才华。她以与女友谈心的形式，探索人生的意义。她对生活的洞察超越了后屋那个弹丸之地，也超越了她所处的战争年代。她冷眼观察周围这一群普通人。记下了她对成年人的看法以及对各种问题的思考。不难理解，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狭小的天地里，没有必需的生活空间和活动余地，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自然会受到损害。安妮正是通过对父母子女之间的矛盾，对后屋避难者之间的种种纠葛的描写，从侧面反映了法西斯统治下人性的扭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方面，安妮能对自己一分为二，无情地剖析自己，纠正自己的偏颇。此外，日记还记下了她心中的爱情萌芽和她对待爱情的严肃态度。

日记从1942年6月12日写到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盖世太保冲进后屋，八个犹太人连同他们的朋友科夫伊斯和克拉勒都被逮捕，送到阿姆斯特丹的盖世太保总部。他们被监禁了几个星期。科夫伊斯因病保出就医，克拉勒被送到荷兰的一个集中营里。弗兰克一家、范丹一家和杜赛尔被送到维斯特博克去。9月3日，这八个犹太人坐在装着一千名犹太人的最后一艘轮船上离开了荷兰，后来又被装上一列货车，经过德国境内，最后到了波兰的奥斯威辛。在站台上，男人和女人分开了。奥托·弗兰克就是在那里和他家人生离死别的。1944年10月，安妮、玛戈特和范丹太太被挑选出来，送到德国的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去。弗兰克太太独自一人留下。她精神恍惚，拒绝进食，1945年1月6日终于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死去。范丹先生在毒气室被毒死。杜赛尔被押回德国，死于诺恩加梅集中营。

1944年8月4日，上午十点到十点半之间，一辆汽车停在普林森运河街二百六十三号门前。从车上走下的是身着制服的纳粹党卫队中士卡尔．约瑟夫‘西尔伯鲍尔和至少三名身穿便衣但携带武器的荷兰警察。肯定有人通风报信，库房工人范马伦有很大的嫌疑。但是，两次刑事调查均未取得在法律上足以提出起诉的结果。

“绿衣警察”逮捕了所有八名藏匿者以及两名帮助者库格勒和克莱曼——但没有逮捕米普‘吉斯和伊丽莎白(贝普)·沃斯库吉尔——并且把所有贵重物品和尚存的钱全都搜走。

库格勒和克莱曼被捕后当天被送到Amstelveensweg路拘留所，一个月后被转到阿姆斯特丹Weteringschans路拘留所。1944年9月1 1日，他们未经审讯，被解往阿姆斯夫特警察中继营。克莱曼由于健康原因在1944年9月18 Et获释。1959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去世。库格勒到1945年3月28日也即在被送往德国强迫劳动之前不久才逃脱。1955年他移民加拿大，1981年在多伦多去世。伊丽莎白(贝普)。维杰克·沃斯库吉尔1983年在阿姆斯特丹去世。米普‘吉斯一桑特洛席茨和她丈夫还住在阿姆斯特丹。

八个犹太人被捕后在阿姆斯特丹Weteringschans拘留所关了四天，之后被转往维斯特博克荷兰“犹太人中继营”，1944年9月3日随同从那儿被送往东部毁灭营的最后一批人被解送，三天后抵达波兰奥斯威辛。

赫尔曼。范佩尔斯(范丹)，据荷兰红十字会(事后)查明，在到达的当天即1944年9月6日就在奥斯威辛被毒气毒死。但根据奥托·弗兰克的证词，他是在几周后即1944年10月或11月，就在毒气室停用前不久被毒死。

奥古斯塔‘范佩尔斯(范丹)被从奥斯威辛解往贝尔根一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1945年4月9日再解往特兰西恩市，后来显然又转送到别处。她的死亡日期不得而知。

彼得·范佩尔斯(范丹)于1945年1月16日被从奥斯威辛解往毛特豪森(奥地利)，1945年5月5日在那里丧生，离解放只有三天。

弗里茨·普费弗尔(阿尔贝特·杜赛尔)1944年12月20日死于诺恩加梅集中营；他是被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或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送到那里去的。

埃迪特·弗兰克1945年1月6日在奥斯威辛比尔克瑙妇女集中营死于饥饿与劳累。

玛戈特和安妮在10月底被解往吕内堡草原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1944～1945年冬，那里由于卫生条件特差，爆发了伤寒，夺走数千名囚犯的生命，玛戈特也在其中，数日后安妮·弗兰克也未能幸免。她的死亡日期一定在2月底和3月初之问。两个少女的尸体大概被埋在贝尔根一贝尔森的乱葬岗子里。1945年4月12日，这个集中营被英军解放。

在八名藏匿者之中，只有奥托·弗兰克一人活着离开集中营。奥斯威辛被俄军解放后，他乘船经由奥德萨去马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