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轨电车很快就到了维多利亚大街。
这条街有四五百米的一段上两侧全是早期越南移民开的店铺，所以被称做“越南街”。
越南街当时是墨尔本最大的亚洲食品集散地，非常热闹。光顾这里的既有讲越南话、广东话的，也有讲国语的。
罗涛很容易就找到了那家叫做“勇记”的河粉店。河粉店不大，也就六七张桌子，人坐得满满的，后来的人要站在门口排队。因为罗涛是一个人，漂亮的老板娘就招呼罗涛在一个中国人模样的人对面坐下。
越南河粉店的服务员清一色的越南仔，有的穿T恤衫，有的就是普通衬衣挽着袖管。一个个看上去脏兮兮的，胡子老长。服务员撒脚如飞地忙着，不时从里间捧出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海碗。罗涛一看，心说：“我的妈呀，都快赶上脸盆了！”
不一会儿，一盘鲜豆芽和一盘像薄荷似的叫不出名的草被摆上了桌面，紧接着一大碗热腾腾的河粉被端了上来，河粉的表面上还覆盖着一层挂着血红色，半生不熟的牛肉片。看着这些东西和桌子上的调料，罗涛不知该如何下手。他盯着对面正吃得满头大汗的大陆模样的人的碗，想看看人家是怎么吃的。
正巧对面这个人也抬头看他，看他那询问的眼神，就问：“你不会吃吧？”
“是呀，我第一次来，这生豆芽和这叶子怎么吃呀？”
“就直接把叶子掰下来，和生豆芽一起往热汤里一拌，然后拿这个鲜柠檬往碗里挤点水，再放点海鲜酱和甜辣酱就更好吃了。”对方地道的北京腔让罗涛亲切得差点拥抱他。
“你尝尝怎么样？不够咸再加点海鲜酱。这点鲜辣椒末儿你得先拿臭虾油泡上，等会儿沾牛肉片吃。吃得讲究的，到最后再加一块钱，要一碗鲜肉汁，兑在汤里慢慢品。”对面人边说边帮他调制河粉。
罗涛尝了一口调好的汤，方知传言不虚，那汤真是好喝无比。罗涛感激地看了对方一眼：“听口音您也是北京人吧？”
“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你来了多久了？”
“我刚来，您早来了吧？”
“我八七年就来了，我来的时候，这街上还很难见到中国人呢。别您、您的，我现在听见这口儿就起鸡皮疙瘩——你怎么称呼呀？”
“我叫罗涛。”
“罗涛？”对面人的眼睛突然放出了惊异的光，“你妈是不是在外贸部工作？”
“是呀，你是……”
“嘿，我是孙军呀！”
一听“孙军”两个字，罗涛刚刚好起来的心情顿时又阴云密布起来。他厌恶这两个字，他诅咒这两个字，他甚至希望永远从记忆里抹掉这两个字。可这两个字偏偏就撞到了脑门上！
其实在这个艰难时刻，孙军是唯一能拉他一把的人。
罗涛和孙军不认识，但罗涛的妈妈恰巧是孙军叔叔的顶头上司。一听说罗涛要去澳洲，孙家就大包大揽地把孙军的地址电话给了他。
到了墨尔本以后，罗涛第一时间就跟这个孙军联系。但是这个人是写信也不回，电话也不接。孙军的冷漠让初到的罗涛颇有几分“伶仃洋里叹伶仃”的感觉。他狠狠地把写着孙军名字的那张纸扔进了纸篓。
孙军没注意到罗涛的感情变化，把手从桌子的那一边伸了过来，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颇有几分埋怨地说：“到了你怎么不跟我联系呀？”
孙军的这种态度让罗涛十分意外。他选词择句地说：“信写了两封，你或许没收到？我给你打电话，接电话的老是一个洋妞叽里呱啦地说一顿，我也听不懂。”
“没见你的信呀——别提电话的事了，都快把我气死了！跟我一起‘契’（音谢，即英文的share分租）房子的那小子，国际长途欠费一千多，招呼都没打就搬走了。因为我是承租人，结果电话局把我送到法庭上了，电话也掐了。”
“法庭怎么判的？”
“这还能怎么判呢，法官也不是傻子。他一看电话号码全是打到印度尼西亚的，当然知道不是我打的。法院没让我买单。但是他们支持电话局的主张，说我是承租人，在澳洲分租是违法行为，我有义务向警方提供破案线索。妈的，我连那小子真名叫什么都不知道，我能提供什么线索呀。这事就先这么撂着了。你现在在哪儿住呢？”
“我住阿玛岱尔，学校给付了三个月的房租。”
“搬家！那地方太贵。”这个叫孙军的家伙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我有一个哥们儿住在圣秋达，屋里有空地儿，房钱特便宜，门口有‘串姆’（有轨电车，这是墨尔本的标志。通常人们认为串姆所到之处都是“泛城区”），没几站就到市中心，连车票钱都省了。那儿中国人特多，工作的消息也多。你就先搬那儿去。”
“行，我明天过去看看？”
“还明天干什么呀，阿玛岱尔离这儿没多远，你吃完我就帮你搬去。”
孙军的热情豪爽把罗涛多目的怨恨一扫而光。罗涛坐着孙军那辆破破烂烂的本田思域，沿着公路穿过桠偌河，直奔阿玛岱尔。
孙军这辆破车，坐垫里的弹簧都快露出来了，罗涛从车上跳下来，一边揉着被座位里弹簧硌得生疼的屁股，一边说：“我今天早上还给你发了一封信，没准儿现在还在那儿睡觉呢。”说着就往马路对面不远处的一个绿箱子走，看样子是想把那封信给掏出来。
“等等！你把信扔哪儿了？”
“就对面那个邮箱啊。”
“哈哈哈，哈哈哈……”孙军蹲在草地上笑得直流眼泪。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