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中国古代史上子女最多的帝王，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康熙共有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女儿，作为帝王，他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但是在康熙晚年，却发生了储位斗争。而雍正即位，却有太多的疑点，诸如康熙是否被谋害，雍正是否篡位，康熙的那些儿子们是否藏有惊天的密谋，等等，一切都显得如此扑朔迷离。金满楼编著的《夺位战争（康熙和他的儿子们）》以抽丝剥茧的手法，走进康熙和他的子嗣们，逐一揭开雍正登基的重重谜团。

在康熙晚年诸皇子的储位斗争中，有太多的疑点和秘闻，如康熙是否被谋害，雍正是否篡位，康熙的那些阿哥们是否藏有惊天的密谋，等等，一切都显得如此扑朔迷离。众所周知，雍正是这场储位斗争的最终胜利者，在这场持续了十几年的斗争中，既包含了古代权力斗争中最典型的故事情节，也荟萃了最残酷无情的政治权术精华。《夺位战争（康熙和他的儿子们）》以抽丝剥茧的手法，走进康熙和他的子嗣们，逐一揭开雍正登基的重重谜团，探寻封建皇权的承续脉络，全景再现康熙末年那场血与泪的权力之争。

《夺位战争（康熙和他的儿子们）》由金满楼编著。

废太子·缘来已久

 十八阿哥死了

 皇后的死换来了太子的生

 这不过是康熙的一厢情愿

 太子党：得意得忘了体统

 太子废了，康熙病了

 皇帝做久了，江山格外的重

争储位·狼烟四起

 大阿哥出局：权力这东西的确可怕

 三阿哥：学术比政治保险

 八王党：抱团没有好下场

 外围阿哥们：躲在角落里看表演

 太子复位：我是皇帝我说了算

 再废太子：烂泥终究扶不上墙

 八阿哥：得人心，不得君心

 十四阿哥：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定权谋·戒急用忍

 雍正是怎样炼成的

 老虎发威前，不妨装成病猫

 孝、诚、和、忍：雍正夺储的四字真言

 八面玲珑：皇权路上的辩证法

 家天下讲的是综合得分

 这一切来得如此不动声色

取王杖·神鬼莫测

 千古一帝走完这一生

 雍正继位全记录

 流言满天飞：官方文件靠不住

 雍正会武术，谁也挡不住

兄弟恨·难解难分

 无情最是帝王家

 十四弟：和皇上做兄弟真的好难

 八王党：逃不过曲终人又散

 雍正的强迫症：八弟、九弟成了狗与猪

 十三弟，怡亲王：这份待遇不寻常

 其他手足：各有各的造化

尾声：小人物的结局出人意表

附表

 康熙与雍正朝宫廷大事记

 主要阿哥大事年龄对照表

 康熙后妃花名册

 康熙的儿子们

 康熙的女儿们

参考书目

后记

十八阿哥死了

康熙是古代皇帝中子嗣最多的，其嫔妃也为数不少。《清代外史》中有一则轶闻，说康熙年间某大臣张某在京为官，当时张家和另一汉人官宦世家姚氏世代通婚。据说，张某的老婆姚氏长得极其标致，其美色在京中汉官妻妾中公推第一，张某心里也颇为得意。有一年皇太后祝寿，恩准汉官命妇也同满官命妇一同进宫叩祝，张家和姚家的女眷便盛装朝服地跟随众人进宫为老太后贺寿。人宫后，皇上康熙也在那里，皇太后那天很高兴，让她们在宫里好吃好喝，随便游览，这些人玩了一天才散。

出宫后，这些女眷们仍旧乘坐原先的肩舆回家，但后来传闻说，某京卿张某的老婆，回来时衣服仍旧是原来的衣服，但人却是面目全非，根本不是原来那个人，张家和姚家也畏祸不敢声张。此后，汉官命妇人宫之例，就此停止。

康熙强夺汉官命妇的野史传闻当然不足为信，不过，康熙晚年宠爱汉女却是事实。

本来呢，清廷皇宫里的后妃基本由满洲和蒙古贵族女子把持，早在八旗人关之前，为稳定自己的后方和西北边疆，满洲已经和蒙古部落建立了以联姻为方式的战略同盟关系，因而清朝前期的皇后大多由蒙古族女子占据，譬如孝庄太后，再如顺治的“一后四妃”。

在孝庄太后的主持下，顺治的前两个皇后都是蒙古族人，但这种包办的婚姻并不幸福，顺治和她们的关系非常糟糕：前一个皇后，顺治借口她是多尔衮亲信之女而被废；后一个皇后，若不是孝庄太后侄女的话，也险些被废。因为这些事，顺治和母亲孝庄太后的关系一度也闹得很僵。

也许是因为顺治自小在宫中熟读诗书，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他不同于那些马背上打天下的祖先，因而对那些来自蒙古大草原上的王妃们没什么共同语言。这时，聪明而又文化程度较高的董鄂妃的出现却改变了顺治的生活。  董鄂妃本是顺治弟弟襄亲王的王妃，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和董鄂妃在皇宫中相遇并擦出爱情的火花，结果一发而不可收，后来襄亲王得知此事前往质问，反被顺治打了一个耳光，襄亲王因此而一气身亡。后来，董鄂妃以未亡人的身份进了皇宫，由此也遭到了整个后宫包括孝庄太后的敌视。再后来，董鄂妃为顺治生了个儿子，但儿子过早的天折也使得董鄂妃最终郁郁而终。董鄂妃死后，顺治悲痛欲绝，不到半年也随之而去（另一个说法是顺治出家）。

或许是为母族利益的考虑，孝庄太后也曾给康熙找了两个蒙古王妃，但这两个王妃都没有子嗣，史书对她们也记载不详，估计康熙和她们之间的关系比较一般。此后，爱新觉罗皇族和蒙古王公的联姻规格大为降低，大都是亲王级别的相互通婚而已。

《枝巢清官词》里说“苏浙南巡六度临，宫中从此有南音”，康熙早年的王妃大都是来自满洲、蒙古八旗的女子，但几次南巡后，康熙宫中江南女子（可能出自南方为官的汉军旗人家庭）的比例明显增加，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后出生的十个皇子，就多半为江南女子所生。话说回来，江南女子在容貌、身材和文化等各方面条件上，确实要胜于旗人女子，康熙在南巡途中带回些江南美女，也在情理之中。

在这些江南美女中，有一位颇得康熙的宠爱，这就是密贵人王氏。王氏的父亲叫王国桢，是苏州某地的知县，王氏进宫时大概只有十六七岁，极有可能是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第二次南巡时带回的。王氏进宫后，倒也颇为争气，她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生下十五阿哥胤祸，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生下十六阿哥胤禄，康熙四十年（1701年）又生下了十八阿哥胤祄。由此看见，至少在康熙三十一年到四十年这一段时间里，王氏是很受康熙宠爱的，不然的话，康熙后妃那么多，哪有机会连生三个儿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四阿哥胤褪出生后，直到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才有了十五阿哥胤祸，中间的间隔有五年之久，王氏受到康熙的重视和宠爱，也就理所当然了。

话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五月，北京的天气突然变得炎热异常，难耐的酷暑提前来临。像往年一样，康熙带着皇子们离开京城，前往热河行宫避暑和行围打猎。众所周知，清廷来自关外，他们习惯了故地凉爽的夏天而难以适应北京城的酷热，因而康熙在热河修建了行宫（即现在的承德避暑山庄）。从康熙朝开始，清朝的皇帝们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每年都要到这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享受这里的清凉舒快与良辰美景。只是，“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承德避暑山庄经屡次扩建，最终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其间花了近九十年的时间，人工物力耗费无数。

康熙这次去热河，总共带了八个阿哥，包括大阿哥胤禔、太子胤初、十三阿哥胤祥等，当时未满八岁的十八阿哥胤祈也在其中。青壮年时期的康熙身体强健，特别喜欢围猎，他曾颇为自得地写诗云：“地敞沙平河外天，合围雉兔日盈千；筹边正欲劳筋骨，时控雕弧左右弦。”此诗作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诗名《鄂尔多斯行围雉兔甚多》，可见其喜好打猎，且功力不差。

据记载，康熙一生中猎杀了数百头猛兽（一百三十五只猛虎，二十头狗熊，二十五头豹子，九十六条狼），每次行围打猎时，康熙往往会把皇子们（包括那些未成年的）带上，一来是让皇子们出去见见世面，二来也是希望通过行猎保留王朝的军事传统。P3－5

小人物踩到了历史的痛脚

话说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午，古城西安刚下了一场小雨，除路上灰尘比原来稍少一些外，一切看来和往常没什么两样。突然，总督衙门外的大街上传来一阵喧哗，衙役们高呼着“肃静”、“回避”，路上行人听后纷纷避让，原来是川陕总督岳钟琪刚从外面访客归来。这等场面，城里人见怪不怪，他们让开大道后依旧各走各路，一阵秋风刮起，街上的人走得比往日似乎更快些。当岳大人的专轿快要到总督府门口时，一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突然从人群中攘臂奋出，霎时间便突破了衙役们组成的警戒线并直奔总督大人的轿前，令众人一片惊呼！

所幸的是，那位书生手里拿的不是炸弹（那时尚未发明出来），也不是砍刀、匕首之类的违禁物品——他手里紧紧攥着的，仅是一封书信而已。只是一场虚惊。众人心想，莫非这书生为喊冤而来？为投书而来？不得而知。正当大家把提起的心放下去时，却见岳大人接过书信，微微扫了一眼便脸色大变，当场喝令将此人抓住送监，而他却迅速将书信揣入怀中，忙不迭地迈进了总督府。

要说起来，那书生来的还真不是时候，岳钟琪此刻正烦着呢。岳大人的烦恼，并非因为其他，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岳”姓所引发的——他不但和当年的抗金英雄岳飞是一个姓，而且还真就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

岳钟琪出身于武将世家，祖父岳镇邦曾任左都督、绍兴总兵。岳钟琪本人也曾在康熙末年平定西藏之乱时立下赫赫战功而升为四川提督；雍正二年（1724年），他又随同年羹尧大将军入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因为其战功卓著，加上居功自傲、飞扬跋扈的年大将军被雍正整肃，岳钟琪由此接任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位置，一时间可谓春风得意，圣眷正浓。

但是，川陕总督的位置一向为朝中权贵子弟所垄断，岳钟琪虽说汉军八旗出身，但依旧被人嫉妒中伤，一些躲在暗处的人不怀好意地给雍正打小报告，据雍正自己所说，足足有一箩筐之多。至于那些“倒岳”的言论，说起来有几分好笑甚至几近幼稚：岳钟琪是岳飞后人，而岳飞又是百姓传诵的英雄——这样的人，岂能对清廷真正忠心，搞不好他要推翻朝廷为明室报仇，也未为可知。

这些猜疑和诽谤，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就在前一年（雍正五年，1727年），一位名叫卢汉民的人突然在成都街上大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了，西城门外开有黑店，要杀人！”此言一出，弄得当地谣言四起，一时人心惶惶。当然，这个卢汉民后来很快被抓住，经有关部门的严格鉴定，此人乃精神病患者，最后将之从速处死了事。

“卢汉民事件”后，岳钟琪慌忙向朝廷引咎辞职，以明心迹。所幸的是，雍正对此不以为然，他非但没有责怪岳钟琪，反而对其大加抚慰，让他继续“鼓励精神，协赞朕躬，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

虽然雍正对岳钟琪信任有加，但民间却依旧传播着岳大人和朝廷不和的流言，说什么岳大人尽忠爱民，曾对皇帝说了些不知忌讳的话，朝廷屡次召他进京，要削夺他的兵权云云。当时还有传闻说，岳钟琪系大学士朱轼保荐的人，后来岳钟琪进京后，皇上仍派他回陕西继续任职，但朱轼当时不愿再保，其他大臣也不敢保，结果岳钟琪刚出京城四天，皇上又派了一个叫吴荆山的官员去把岳钟琪追回来，但岳钟琪不肯从命，吴荆山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割脖子自刎了。总而言之，民间都认为岳钟琪一定会在某个恰当的时机起兵造反，把统治中原的清政府赶出关外。

正因为如此，岳钟琪一看书封便脸色大变。原来，书信封面赫然写着“天吏元帅岳钟琪大人亲启”，这几个字让岳钟琪的神经瞬间绷紧：去年卢汉民那个疯子的事件尚且余波未平，今天又来个直呼自己是“天吏元帅”的！这不成心添乱，把本大人往火坑里推吗？！

回府后，岳钟琪屏退左右，独自进了一间密室，他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拆开，然后哆哆嗦嗦地将信纸抽出，匆匆浏览了一遍。正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读完信后，岳钟琪顿时脸色煞白，冷汗直流。原来，信中对当今皇上进行了极为恶毒的攻击，其中列举了“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谄、任佞’’十大罪状。说雍正即位后连年灾害，民不聊生，并对其继位提出了严重质疑。信中又说，作为大英雄岳飞的后人，岳大人何不继承祖上之志，利用手握重兵的机会，振臂一呼，成就反清复明之大事业，青史留名，流芳千古，何乐而不为呢？

弄了半天，这书生不是来喊冤，而是来策反的！

这下，岳钟琪着实被吓得不轻。在看完这个署名为“江南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的上书后，他抹了抹额上的冷汗，心想这封信幸好落在自己手里，倘若落到朝中哪个冤家对头的手里，那岂不要惹下无尽的麻烦、掀起滔天的巨浪！

由于事情重大，加上自己又脱不了干系，岳钟琪只得忐忑不安地派人将此信以最快的速度密报给雍正，请求查办。在等待朝廷旨意的同时，岳钟琪命人先对这个名叫张倬的投书人严加审讯。得令后，衙役们对张倬大刑伺候，在将之打昏在地后，又用冷水浇醒，一再逼问他究竟是受何人指使，用意何在。

书生也是个硬骨头，他见势不妙，却咬紧牙关，只说自己名叫张倬，这信乃是他的老师夏靓所写，其他一概推说不知。岳钟琪投鼠忌器，不敢猛下狠手，他怕万一把人给打死了，雍正怪罪下来，弄不好会说自己杀人灭口，届时百口难辩，就算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所幸的是，密旨很快就到了。在谕旨中，雍正不无恼怒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以挖出其中的主谋。雍正特别指示说，对此人不要采用先前那种简单粗暴的刑讯逼供，而要想个引蛇出洞的法子进行诱供，一定要把这事查它个水落石出。

岳钟琪不敢怠慢，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个顺水推舟、以假乱真的妙计。他心想，既然这些“愚民”非要让他当什么英雄，那姑且冒充一次吧！为避免落下把柄，岳钟琪特请陕西巡抚西琳（旗人）临时搭档，两人一明一暗，一起来审这个案子。

计策已定，张倬随后被五花大绑地押到公堂之上，岳钟琪脸一黑，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道：“大胆狂徒，竟敢口出狂言，诬蔑我大清盛世！看在你是读书人的份上，暂不用刑，你莫要不识抬举！还不速速将指使人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屏风后，陕西巡抚西琳则躲在里面听审，看张倬有何表现。上次已被打得半死的张倬，这次仍立在堂上，冷眼默对，愣是一言不发。岳钟琪大怒，喝令速速用刑。众衙役听后一拥而上，又是一顿狠揍。好在总督大人之前早有交代，这些人明显手下留情，虽然张倬再次被打得皮开肉绽，却未伤及筋骨。

而在当晚，张倬被人从监牢中悄悄提出，岳钟琪一改白天凶神恶煞的模样，他屏退左右，疾步上前，亲自为张倬松开捆索并握着张倬的手，让他莫要惊慌。接着，岳钟琪既惭愧又抱歉地说：“壮士，果然是条汉子，受苦了！我岳某其实早有反清大志，奈何时机未尽成熟，只能暂时隐忍不发。这次对壮士用刑，主要为掩入耳目，不得已而为之。再者，之前也实在不知壮士的真实身份，不得不有所防备。如今看来，壮士确是真心反清的大丈夫、有骨气的好男儿，岳某十分佩服，佩服！如有得罪之处，还望壮士海涵一二！”

岳钟琪一顿恭维，但张倬也不完全是傻瓜，他心想岳钟琪转变如此之快，未免有些蹊跷，一时不知道他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见张倬不为所动，岳钟琪命手下送上酒菜，招呼他坐下来边喝边谈。席间，岳钟琪连连向张倬敬酒，同时施展三寸不烂之舌，大骂清廷，亡国之痛溢于言表。接着，岳钟琪又诉说自己乃忠良之后，目前的状况，实在是愧对先人。说到慷慨激昂处，岳钟琪睚眦俱裂，涕泪交加，大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之气概。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张倬毕竟是个书生，一时还真被岳钟琪所感动。两人话多起来后，便谈起反清大计，倒是极为投机。酒至酣处，两人似乎已形同知己，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岳钟琪当场赌咒发誓，要将清廷赶出中原，复我大明江山。为表明自己的诚意，他还约张倬明日一起盟誓结义，共举反清大旗。

第二天一大早，张倬的酒醒了不少，正疑惑岳大人是否真心反清时，有人奉命把他接到一个密室。到后，岳钟琪早等在那里，密室内香炉也已摆好，见张倬进来，岳钟琪二话没说，便拉他一起焚香跪拜，两人结为兄弟。不仅如此，岳钟琪还指天画地，发誓此后两人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倘若有二心，一定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岳钟琪不惜以总督之身与张倬义结金兰，顿时把张倬仅有的一点疑虑也彻底打消了。作为一个未谙世面的读书人，张倬哪里知道官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各种阴谋诡计，这下很快上了岳钟琪的当，他感动之余，便将整个事情全部和盘托出。

原来，这个假称“张倬”的书生真名张熙，他这次是奉老师之命前来投书。他的老师，也就是策反信上那个化名“夏靓”的人，真名叫曾静，本是湖南郴州永兴某地的乡村塾师。曾静原是个秀才，因多年科举不中，后来也就抛弃功名，以授徒为生，当地人称其为“蒲潭先生”。“蒲潭先生”家里没钱，学生也穷得很，对社会颇有不平之气。正好当时雍正刚刚登上帝位，民间多传言其为篡位，加之雍正初年用法严苛，下面百姓怨声四起，“反清复明”似乎有可乘之机。曾静等人异想天开，以为岳钟琪乃岳飞之后，于是精心鼓捣了这份书信前去策反，想成就一番千古事业，不料岳钟琪对雍正忠心耿耿，张熙反中了他的招。

据张熙所说，当年五月，曾老师派他与其堂叔张勘一起去送策反信。临走前，因家贫缺乏路费，张熙便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家产变卖充作盘缠，然后两人经贵州到四川，一路上风尘仆仆，不辞辛劳，好不容易到了四川，但事与愿违的是，他们前脚刚到，便听当地人说岳钟琪已经调任陕西。

无奈之下，两人只得再次徒步前往西安，一路上晓行暮宿，吃了不少苦头后，终于在九月十三日赶到了西安。正要准备前去投书时，他俩又听当地人说岳钟琪是朝廷重臣，当今皇上对他宠信有加，那些君臣隔阂的传言纯属胡编乱造，什么因追不回岳钟琪而导致京官自杀的事情更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没影的事。

二人听后，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很是心灰意冷。张熙的堂叔心里害怕，竟然丢下张熙，一个人跑回了老家。堂叔走后，张熙势单力孤，也想打退堂鼓，但又想自己家产已尽，好不容易来这里一趟，要是不把策反信投出，不但前功尽弃，自己心里也有些不甘。于是，他便鼓起十二分的勇气守候在总督衙门前的路上，这也就有了开篇的第一幕。

岳钟琪见张熙已经落入圈套，便顺势说自己也早想造反，但苦于身边没有诸葛亮、刘伯温这样的能臣谋士，一时也无从动手。张熙听后，便称自己的老师曾静英明睿智，必定能担此重任。不仅如此，张熙还夸下海口，说他们在湖广、江西、两广、云贵等省都已发动了义兵，“一呼可定”，反清事业定然成功。

岳钟琪听后，差点没把隔夜饭给吐出来。他忍着笑，让张熙告知曾静的住址，好派人前去迎接。张熙不知是计，便把所有信息全部供出。等到套到了张熙、曾静等人的详细情况后，戏也就演完了。随后，岳钟琪脸色一变，喝令将张熙押监，并通知兄弟省市的相关部门迅速捉拿曾静等人。

曾静和张熙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鲁莽行为导致了清朝历史上一桩影响至深的文字狱——吕留良案——一群互不相干的人受此牵连而被戮尸、被砍头、被流放，这等惨剧，恐怕是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的。

文字狱并非本书的重点，以上也只是开篇的闲扯。但是，曾静策反信中提到的“十大罪状”，即指责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诛忠、好谄、任佞”，却是本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据说，雍正得知曾静、张熙给自己罗织了“十大罪状”并想策动岳钟琪起来造反推翻暴政时，心里也是牢骚满腹，气愤异常。在批给另一个宠臣鄂尔泰的折子上，雍正不无愤恨地抱怨说：“天下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虽然这是匪类逆言，但听他们这么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看来，这大清国的皇帝是做不得矣！他们究竟还要朕怎样？”

皇帝难做，好皇帝更难当。雍正当时大概心想：“十大罪状！这么失败？我都招谁惹谁了？”

这事说来话长。雍正之所以被人扣上黑帽子，恐怕还是因为他这个皇帝当得有点不明不白。而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又和他的父亲康熙老爷子当时没有安排好接班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康熙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总共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康熙自幼聪颖好学，身体强健，当年可谓是意气风发，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功勋卓著。在他的治理下，大清帝国一时文治武功，国力蒸蒸日上，大有盛世之气象。

但是，再厉害的皇帝也会衰老，而盛世表象的下面，往往也隐伏着衰败的阴影。就拿大清帝国的掌舵人康熙来说，他五十岁后，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废太子之事，更是让他心力憔悴，备受打击。和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晚年的康熙也时常觉得疲惫不堪，头晕复作，步履艰难，连批奏折写字时，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连笔都握不住。再后来，康熙觉得自己眼睛也不好使了，“目不辨远近”；耳朵也不灵了，“耳不分是非”，越来越老态毕露了。

身体的衰老是生理规律在起作用，即使贵为天子，也没有例外，无法克服。更为糟糕的是，晚年的康熙心态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有时候又觉得无比的沮丧。“旧日讲筵剩几人，徒伤老朽并君臣”，随着时光的流逝，康熙的双鬓也开始斑白，他越来越感到身边无尽的孤独和寂寞，特别是那些跟随自己多年的老臣一个个的乞休（退休）或辞世，更是让老爷子感到一种无可言状的孤单和凄凉。

康熙末年，大清帝国看起来依旧是繁花簇锦，但盛世年华的后边，一些微妙的溃变却也正在悄悄地萌发。这样的气象，就连当时朝鲜的使节，都能感觉到康熙晚年的诏书“辞旨荒杂无归宿”，“所制歌词语甚凄凉，其志气之衰耗可见”。

烈士暮年，英雄气短，康熙开创的盛世已经不可挽回地过去了。但是，作为“领导终身制”的受害者，身为一国之君的康熙还不能谢幕，他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只要他还有最后一口气在，他就有责任、有义务继续为大清帝国掌舵，容不得他有任何的懈怠——就算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也是为他开创的时代拉下幕布。

对此，康熙也曾不无抱怨地说：“为臣者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归养，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忧勤一生，却无偃息之地可退。”他又说，诸臣视君“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瘸，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旁笑观，毫无一人怜恤”。

中国传统的权力移交，有一个天生的弊端就是皇帝终身制，这必然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老人政治”，而“老人政治”与专制体制是相始终的。因为专制社会下的最高权力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皇帝必须做到至死方休，就像后来的乾隆，年纪太大只得退位作太上皇，可他还是照样上朝，照样理政，作为“实习皇帝”的儿子嘉庆只能搬个小凳子在旁听政——乾隆笑，嘉庆亦笑；乾隆愠，嘉庆亦不悦，形同傀儡！

人人都说皇帝好，但却不知道皇帝如此劳累并有如此多的桎梏，难怪康熙的父亲顺治帝说：“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几时休！”但是，既然是皇帝，就必须是终身制的，这种可憎又无奈的制度，不但把皇帝害苦了，也把天下老百姓害苦了——皇帝年老昏聩，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而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政事荒芜，腐败滋生．如此以往，天下黎民又何其罪焉？

暮年的康熙身体不行了，但脑子还算清楚，他也担心手下的官员们见自己“血气精神渐不如前”，便乘机为奸，导致自己几十年勤苦奋斗而来的盛世最终付诸东流。但问题是，康熙毕竟已然衰老，精力也远不如前，正如他自己所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有的老年人都是这么想的。可问题是，康熙想维持现状，又哪能这么容易呢？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各种社会矛盾不但不会因为老爷子不愿多事而销声匿迹，反而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康熙也意识到，如果“承平日久，人心懈怠”，到时必然会“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天灾人害，杂然并至”。尽管有此认识，但很不幸的是，康熙末年的各种问题是越积越多，愈往后愈糜烂，他的这些担心和忧虑，在其死前都成了事实。

康熙老了，他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对朝政从容掌控，收发自如。当时的朝廷中，大臣们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相互倾轧；地方上，各级官府在正额钱粮之外的火耗加派（由乱摊派演变而成的附加税）愈征愈重，譬如山东、河南两省的火耗率，竟然占到正额钱粮的百分之八十。赋税关乎吏治与民生，老百姓怨声载道，康熙不是不想管这些事情，而是实在力不从心，下不了重手去整顿。

另外，在康熙晚年“政宽事省”、“无为宽仁”政策的纵容下，官吏的贪污舞弊之风也是愈演愈烈。在适当的温度下，腐败在大清帝国疯狂蔓延，就像难以控制的社会瘟疫一样不断腐蚀着整个官僚阶层。康熙末年，“各省钱粮亏空甚多”，“府帑亏绌，。目不暇给”，当时户部库里只有八百万两银子，而另外一面，大清帝国的财富正日益流入贪官污吏的私人腰包。历朝历代的痼疾，在盛世的表象下，又开始重新发作起来。

就连秀才们也起来造反了。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科江南乡试发榜时，秀才们发现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和盐商子弟居然也赫然榜上，而那些灯下苦读的读书人却名落孙山，众人一时间惊诧莫名。之后，秀才们被激怒了，他们聚集了上千人，将财神像抬进府学的明伦堂内代替了万古宗师孔夫子，又用“卖完”二字糊住了贡院正匾，两边还贴上一副对联“左丘明双眼无珠，赵子龙浑身是胆”，以声讨乡试中两位主考官的贿卖舞弊行为（暗指主考副都御史左必蕃和副主考翰林院编修赵晋）。

农民的方式更加直接。火耗加派、官员腐败等都加剧了官府与农民的矛盾，康熙末年农民暴动的事件日益增多，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就发生了河南兰宜县亢铤起义，五十七年（1718年）又在湖广地区发生了起义未遂的事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山东盐贩王美公啸聚农民洗劫盐店富户，同年朱一贵在台湾发动起义，击杀清军总兵欧阳凯并自立为帝，率有数万之众。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心怀不满的秘密会社也都在蠢蠢欲动之中。

无可奈何花落去，帝国深陷危机中。短短十几年间，康熙几十年辛苦开创的盛世竟是如此的脆弱与岌岌可危，而这些事情，还不是让康熙最烦心的。官员腐败，农民造反，大不了抓几个人来杀鸡儆猴。即使宽仁一点，也大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躲进皇宫成一统，不理不管，但有一块心病，却是挥不去也逃不脱的，那就是关乎大清王朝未来国运的皇位传承问题。

所谓“皇位传承”，说白了就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交接问题，这不仅仅是康熙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大清王朝稳定和发展的大问题。但是，在众多的儿子中间，究竟应该立谁来做自己的皇位继承人呢？晚年的康熙为此左思右想，苦闷不堪。

康熙是冲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生育儿女最多的皇帝，在其一生中，总共有四位皇后、五十一位妃嫔，而巧合的是，他的子女也有五十五个——子三十五，女二十。在康熙的三十五个儿子中间，排上序的有二十四个，其他十一个都很小就夭折了。在排上序的二十四个阿哥里面，长大成年的只有二十人；二十个女儿中间（养女一名除外），只有八个女儿长大成人（也就是说，康熙的五十五个子女中，只有二十八人长大成人，成活率刚到一半，而女儿的成活率明显低于儿子）。

古人的观念，向来认为多子多福，枝繁叶茂才能开枝散叶，但作为帝王之家，儿子太多未必是件好事。如果儿子个个精明能干的话，就更加麻烦了——偏偏这两样康熙都挨上了。历朝历代，皇位的继承从来就是个大麻烦，为争夺皇位而导致父子反目甚至骨肉相残的宫廷惨剧屡见不鲜，康熙熟读经史，对此当然十分清楚。

儿子太多了。为避免前几次权力交接时的混乱和防止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康熙一改八旗亲贵公推储君的制度，他早早地将皇次子胤初立为太子，以期稳定朝政。从理论上来说，立皇次子胤初为太子，实际上就是中国历代王朝一直实施的嫡长子继承制。

所谓“嫡长子继承制”，用《春秋·公羊传》里的话来说，就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也就是说，皇位应该由正皇后所生的嫡长子继承，如嫡长子早死，则由嫡长子的嫡长子继承，即嫡长孙继承，如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太子病故，即由嫡长孙建文帝继位。只有在正皇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其他庶生的儿子。以此推论，即使皇子中有比正皇后所生的嫡长子年纪大的，但因为是庶出，也不具备继承大统的资格，如康熙帝皇长子胤提比皇太子胤初大两岁，但因为其母亲地位不够高，所以不能立为皇太子。

在君主多妻制的情况下，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按其母亲的贵贱尊卑将皇子们区分出嫡子和庶出，然后依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的顺序，把皇位继承人最后限定到一个人的身上，以保证最高权力能够和平交接。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嫡长子继承制的顺利实施确实有助于减少政治继承中的冲突和动荡，这对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汉以后，嫡长子继承制便成为最高权力继承、过渡的最理想方式，并为之后的历朝历代所实行。

但是，嫡长子继承制虽然能保证最高权力稳定交接，但往往以牺牲储君的品德考察和贤能甄别为代价。嫡长子继承制首要条件是“立嫡立长”，而不是“立贤”，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众多小皇帝、昏庸皇帝甚至白痴皇帝的屡屡出现。事实上，古人并非不知道嫡长子继承制的这个重大缺陷，但以“选贤”为标准的话，实际操作的难度往往更大，因为“贤与不贤”的标准本身就是极为主观的东西，而且其中往往掺杂了各种利益与私心，把握不住也就无章可循，最后难免演变为各方势力你争我斗并引发难以控制的动荡。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古人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以“嫡、长”这些先天的生理条件为标准，才能在皇位继承中找到确定无疑的答案。因为按“嫡、长”的生理标准，皇位继承人最后被限定为某个特定的人选，这样既杜绝了其他皇子的非分之想，同时也避免了兄弟相争、骨肉相残的悲剧发生。

可惜的是，世上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康熙虽然很早就立了皇太子，但后来还是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发生了“废太子”的事件，而让康熙没有料想到的是，废太子引发的结果比不废太子还要糟糕，因为这导致其他皇子们一个个蠢蠢欲动，纷纷觊觎大位，令康熙头疼不已。

在康熙的严格教导下，其皇子们大都出类拔萃，文武双全，一个个都是海里蛟龙，人中精英，如果不是生在帝王之家，也许他们都会有很好的发展与成就。但是，皇位只有一个，它不可分割也不能平均分配，在太子被废后，其他儿子都是平等的，谁都有权利来继承皇位。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事实上，谁又肯屈居人下呢？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废太子。从这一年到康熙驾崩（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总共经历了十五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夺位战争中，雍正成了最后的胜利者。但是，雍正的继位，有太多的谜团：有人说他谋父，有人说他改诏，有人说他篡位，有人说他屠弟，还有人说他欺母……不一而足。

雍正六年，当对手们基本被收拾干净、继位疑云也已慢慢平息之时，两个小人物丢下的石头，却在雍正的心里溅起了万丈波澜，多年前的往事依旧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江南的气候，每到四五月便人黄梅节气，待到六七月已是三伏天，酷日当空，行路之人，汗流浃背，即便在家中，也是热得气喘，无处逃脱。记得多年以前，家中院落里倒有几株羊眼豆秧，用几根木头或竹竿，搓些草绳，如张灯结彩一般，简简单单地搭个棚子，不到半月间，那豆藤便在地上长将起来，弯弯曲曲依傍竹木，就着棚子牵缠满了，却比如今的空调间反要透气凉快。

我家是个大家庭，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上面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这样的八口之家，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不过，在我们那一代，家里有四五个小孩也是常有之事，并不稀奇。在那时夏日的凉风里，我们兄弟姐妹们都还小，一家人围在一起闲聊或游戏，这恐怕是计划生育后再不可能出现的一道风景了。时光流水匆匆，如今父母已老，我们也都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最小的我也远离家乡出外谋生。上海的夏天是酷热的，清风徐来之时，我总会想起那段年少的时光，对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依旧是如此的怀念。

康熙的家庭不是平民之家，他儿女众多，可皇位只有一个，这让康熙百般烦恼。康熙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让这些儿子们一团和气，安定团结，但在利益分配问题没有解决前，这被证明只能是一厢情愿。从本质上来说，权力是暴力的，权杖需要血和火来祭奠，而家庭却是要温情和人性去浇灌。当这两者碰撞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本书的关键人物雍正，其实也是个性情中人，他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阴毒黑暗。事实上，他为人骄傲，自视甚高，性格直率，只可惜的是，在中国历史里，雍正一直以来就是被人误解最深、传闻最多的帝王之一。为什么会如此？问题恐怕还出在他自编自导的那部《大义觉迷录》上，他非得让全国的士子们人手一册，成天宣讲，弄得很多原本不知道“十大罪状”的人，也都得以了解甚至为之深信不疑。

雍正的错，错就错在他想为自己讨个清白。殊不知，这世上的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公道自在人心，有些事情你越抹它就越黑，以至于他的那点破事扩散到全国的穷乡僻壤，演化成诸多的稗官野史，流传至今。尽管乾隆上台后好一顿忙活，一上来就收缴禁绝了他父亲引以为得意的钛义觉迷录）），但关于雍正的传闻依旧越传越邪乎，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雍正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点击率最高的帝王之一。雍正的故事，经历了几百年岁月的考验后，依旧具有极大的娱乐价值，目前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当然，清朝的历史，特别是康乾时期的历史，由于这方面的小说和电视剧已经是非常之多，其历史事件已经是为人所熟知了。但令笔者不甚满意的是，这些戏说性质的小说或影视剧，在勾起人们对那段历史兴趣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一个曲解甚至掩盖历史的反作用。

如何在学术和通俗之间寻找一条出路，用一种轻松活泼的笔调反映历史，这是笔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突破。这本小书，读起来似乎像是历史小说，但其实有百分之九十的信史。假如读者能够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将本书读完，那就是笔者最大的成功了。

本书最早于2007年以慷熙和他的儿子们》为名连载于天涯社区煮酒论史版块，后在知名图书策划人丹飞的操作下，于2008年以《向康熙学习》为书名出版。写作之初，笔者原只为自娱自乐，网络风格明显，直至当年年底，笔者投身职业作者的行列，方觉之前语言不够精炼，同时也有读者反映书名与书中内容不相符合，于是萌发了修改重版的念头。

在对原稿进行一番修改的同时，笔者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何不各选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某个侧面，各成一书？按此规划，第一本取名《夺位战争》，以“九王夺嫡”事件为中心，重点刻画康熙和他的儿子们在储位斗争中的众生像；第二本取名《治官手册》，以雍正和他的大臣们为中心，重点解读君臣之间的相处与权术；第三本取名《皇城秘史》，以乾隆七下江南为主线，为读者揭秘乾隆皇帝及其妃子、子女们的日常生活史。如此规划，合起来即“帝王三书”系列，想必还有些意思。现在，第一本已经准备妥当，后面两本，敬请读者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