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云霞编著的《中国锡伯族》是一部比较全面而系统地研究锡伯族及其文化的学术专著，在全面把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充分发掘文献史料，亲自开展田野调查和问卷访谈，利用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视角观察和探究锡伯族历史和文化。

锡伯族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相对较少的民族，由于历史原因，长期分居于东北和新疆。东北是锡伯族的根，新疆是锡伯族的魂。二百五十年来，新疆的锡伯族生活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与各族人民团结合作，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开发、建设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更为重要的事，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在满语满文几近消亡的今天，锡伯语言文字的保留和传承，为我们研究清朝及满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而鲜活的素材。《中国锡伯族》以全国的锡伯族为研究对象，历史与现实并重，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和研究当今多元文化并存、共建和谐社会时代背景下的锡伯族文化，详细地介绍了锡伯族的分布与迁徙、生计方式的变迁、社会组织与家族制度、锡伯语与锡伯文、地域风俗的差异、宗教制度、锡伯语与锡伯文、地域风俗的差异、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的发展等。

《中国锡伯族》编著者李云霞。

绪论

第一章 分布与迁徙

 第一节 锡伯族的人口与分布

 第二节 民族迁徙史

第二章 生计方式的变迁

 第一节 传统生计方式

 第二节 现当代经济的发展

第三章 社会组织与家族制度

 第一节 哈拉穆昆

 第二节 家谱及其社会功能

第四章 锡伯语和锡伯文

 第一节 锡伯语的源流

 第二节 从满文到锡伯文

 第三节 锡伯语中的借词

 第四节 族际接触与语言变迁

第五章 地域风俗的差异

 第一节 饮食习俗

 第二节 居住与交通

 第三节 服饰文化

 第四节 婚姻习俗

 第五节 丧葬习俗

第六章 民族文化的发展

 第一节 文学艺术

 第二节 体育与娱乐休闲

 第三节 节日文化

第七章 在祖先和神灵之间

 第一节 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

 第二节 锡伯族宗教信仰的多样共存性

 第三节 锡伯家庙——太平寺

第八章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都市中的锡伯族

 第一节 都市中的新移民群体

 第二节 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

 第三节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旱改水”工程，给沈阳地区锡伯族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全新的变革。对于延续了近三百年旱作农业及旱作农耕技术的锡伯族农民来说。“旱改水”不啻一次产业结构的革命，他们放弃了熟悉的旱田耕作技术，从头开始学习水田耕作技术。朝鲜族种植水稻历史悠久，旱田改水田初期，锡伯族农民请来朝鲜族水稻技术员，从水稻的育苗开始逐一学习水稻栽培技术，经过几年的实践，锡伯族逐渐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旱改水”的效果逐渐显现，水稻产量较旱作时期有了较大幅度的攀升。这次旱田改水田使昔日“十年九涝”的洼塘渐渐变成了鱼米之乡，给这里锡伯族的农业经济带来全新的生机，也使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现在，水稻种植业已经成为沈阳市居住在农村的锡伯族的主导产业。沈北新区锡伯族聚居地区，由于水源充足，水质好，气候适宜，是优质稻米产区，这里生产的“锡伯米”闻名遐迩。

二、经济生活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锡伯族的经济生活也同全国各地的广大农村一样，历经曲折。20世纪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农村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集体劳动。这一时期，沈阳地区的锡伯族农业生产单一，主要是旱田耕作，主要种植玉米、高粱，粮食产量低，农民收入也很低。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农业减产，锡伯族这种单一性的农业经济几近崩溃的边缘。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非常贫困。

20世纪70年代后的“旱改水”工程，改变了锡伯族的农业生产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普遍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包产到人，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也随之增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农村经济已经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改善，锡伯族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卓有成效，许多锡伯族村已经步人小康村的行列。

黄家锡伯族乡（2010年12月改为黄家街道）拉塔湖村就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文明、富裕、优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型代表。

拉塔湖村坐落在富饶的辽河岸畔，是黄家锡伯族乡7个锡伯族村之一。全村有村民186户、674口人，其中，锡伯族占全村人口的57％，还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村总人口的70％。总耕地面积10000亩，主要种植水稻，是辽宁省优质稻米产区之一，全村人均种植水稻达15亩。村中有水稻种植大户11户，户均种植水稻超100亩。水产养殖业是拉塔湖村的第二大支柱产业，全村可利用养殖水面1000亩，现已开发精养水面400亩。目前，养殖户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锡伯族养鱼示范户马喜双，仅养殖一项，年收入就达18万元。

拉塔湖村还开展有机水稻的种植。2009年年初，拉塔湖村与沈阳蒲兴禽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有机水稻种植试验田合同500亩，为打消群众对种植新品种的顾虑，锡伯族村干部付兴国带头拿出自己的责任田试种。该公司为村民提供稻种、有机肥等生产资料，并指派农业专家常年进行跟踪技术指导，确保水稻达到有机标准，并负责回收。有机稻种植既环保健康，价格又是普通水稻的近三倍，每千克6元，每亩纯收入可达1600元，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该村计划三年内10000亩水稻全部实现有机稻种植，打造沈北新区的有机稻种植基地。

拉塔湖村在村支书马喜军的带领下早已迈人小康村的行列，2009年全村人均纯收入实现16000元，2013年达31000元，居辽宁省前列。其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有28户，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村民已占全村的70％。2007年以来，该村相继获得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村、民族新村、巾帼示范村、村务公开示范村等省级荣誉称号，荣获市、区级荣誉十几项。现在，拉塔湖村正在筹备申报国家民族生态村和国家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三、生计方式的变迁

笔者在锡伯族聚居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现在锡伯族人谋生的手段是多种多样，人们谋生的基础也已经发生了改变。昔日脸朝黄土背朝天，只能靠土地为生的农民，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劳动生产率也大为提高，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闲暇时，他们或外出打工，或经营小生意，也有只在家休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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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伯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发源于东北的大兴安岭一带，后逐渐向东南迁徙，定居于齐齐哈尔和伯都讷为中心的嫩江和松花江流域，以渔猎和农耕为生，繁衍生息。明末清初，锡伯族受科尔沁蒙古统治，并随科尔沁蒙古参加了抗衡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著名战役“九部之战”。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日益强盛和建立政权，科尔沁蒙古归附清朝，在编旗设官时，将锡伯族一并编入科尔沁蒙古旗管辖。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为了加强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防务，清政府将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抽出，改编入满洲上三旗，在齐齐哈尔、伯都讷和乌拉吉林地方筑城驻守，分别隶属于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不久，为了整顿黑龙江和吉林驻防八旗，加强辽宁和北京地区防务，清政府将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地的锡伯族迁到辽宁各重镇要地，乌拉吉林的锡伯族迁到北京城、顺天府和山东德州等地，分别披甲当差。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为了加强新疆边境地区的防务，从辽宁各地抽调一部分锡伯族官兵携眷移驻伊犁河南岸一带，组建“锡伯营”，成为新疆驻防八旗兵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乾隆和嘉庆年间，为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清政府又从辽宁各地抽调一部分锡伯族兵丁携眷迁到黑龙江呼兰和吉林双城堡（今属黑龙江省）等地开垦屯田，交纳官粮。如此迁徙的结果，使锡伯族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分散到各地。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地的锡伯族与相邻的各民族和睦相处，友好交往，互通有无，共同发展，为本地区国防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进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增添了绚丽灿烂的篇章。同时，兼容并包，吸纳百川，不断地充实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保持了本民族文化的独有特色，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增添了耀眼夺目的瑰宝。

从17世纪末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开始，其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清朝立国之本的八旗组织成员之一，肩负着保家卫国和生产建设的职责，为国家的利益随时奉命迁移驻防和开垦屯田，最终导致了当今锡伯族居住地区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基本特征。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锡伯族人口有188824人，分布在辽宁、新疆、吉林、黑龙江和北京等省、市、自治区，其中辽宁省的锡伯族共有132615人，占全国锡伯族总人口的70．2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锡伯族共有34566人，占全国锡伯族总人口的18．3％。居住在东北的锡伯族现已普遍使用汉语文，不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在其他方面仍保留着本民族的基本文化特征和心理认同。而居住在新疆的锡伯族，特别是聚居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的锡伯族迄今仍保留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既包括饮食、服饰、建筑、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等物质文化的内容，也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习俗、节日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是体现各民族特征的基本标志，能够反映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水平。然而，在当今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既能保持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特色，又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有效化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冲突，是所有民族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锡伯族文化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深入研究锡伯族的历史和文化，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助于我们思考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锡伯族文化如何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继续传承、发展和创新，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强盛的伟大梦想。

李云霞博士是辽宁锡伯族人，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在大学期间系统地学习过满文，实习时曾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学习锡伯语。她大学毕业后在辽宁省民族研究所从事北方民族研究工作20年后，为了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夯实理论根基，集中精力完成学习任务，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报考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就读于赵展先生门下，而且选择了她自己长期以来十分关注而无暇开展的满族锡伯族语言文化研究方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受到了系统的民族学专业训练，充实了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掌握了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和田野调查，顺利地完成了《锡伯族文化探微》的博士学位论文，经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李云霞博士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心愿和追求，成为锡伯族内屈指可数的文史类女博士，被沈阳师范大学引进任教授，讲授北方民族文化和满语文等课程。

李云霞博士在教学之余，历时三年多时间，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补充，撰写完成了《中国锡伯族》一书。本书是一部比较全面而系统地研究锡伯族及其文化的学术专著，在全面把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充分发掘文献史料，亲自开展田野调查和问卷访谈，利用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多视角观察和探究锡伯族历史和文化。本书以时间为纵向，梳理了锡伯族历史文化的脉络和特点；以地域为横向，比较分析了东西两地锡伯族历史文化的共性和差异；以北京为实例，探究了现代都市锡伯族的族际交往与文化互动。另外，还探讨了目前新疆锡伯语言文字所面临的危机及其保护的价值和措施。我深信，本书的出版发行将有助于深入研究和了解锡伯族，有助于保护、传承和弘扬锡伯族文化。

此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补充完成的。我在工作了20年之后，毅然辞去公职，专心攻读博士学位。应该说，这三年的校园生活是我人生中一次最好的历练。值得庆幸的是，在我攻读博士期间，无论是学习、生活，还是博士论文的调查、撰写过程，都得到来自多方面的支持、帮助和鼓励，在此我要由衷地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赵展先生。从博士论文的选题、开题、拟订调查提纲到论文的撰写，我都得到了导师的悉心指导。记得三年前初入师门，由以前的历史学、法学背景转学民族学，深感力不从心。导师耐心、细致地为我制定系统的学习计划，确定专业必读书目，不断地鼓励、鞭策，使我的专业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导师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尤其是视力上的疾患，对论文初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所以，如果没有导师的悉心指导，论文的顺利定稿是不可能的。同时，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专业功底、深厚的学术素养和谦恭、淡泊、豁达的为人，既令我钦佩，也让我获益良多。使我深深地懂得，治学先做人，要学问与人品俱善。这也是我在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要努力践行的。

其次，感谢博士论文开题指导老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白振声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赵志强研究员，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在论文的前期调查和后期写作中受益匪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滕绍箴研究员和孟慧英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李婷研究员，在毕业论文答辩过程中对论文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审阅和评议，在充分肯定论文的同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凯教授，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张佳生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丁石庆教授、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刘明新教授、博物馆卡丽娜副研究员等诸位专家、学者在百忙之中对论文的前期调查及初稿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对此，本书付梓前都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和吸收。

锡伯族同胞——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安俊先生，曾任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的关在汉教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主任吴元丰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统战部部长韩国纲，辽宁省档案馆历史部主任何荣伟等都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一中学富春丽书记帮助我完成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中小学生的全部调查问卷。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物管理局负责人安素先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使本书增色不少。

在田野调查中，有许多人和事令我终生难忘。感谢曾经给予我帮助、支持和关怀的时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锡伯族镇镇长贾常生，石佛寺朝鲜族锡伯族乡乡长佟常清，黄家锡伯族乡乡长王岩、副书记董新卫等。还有那些纯朴的锡伯族同胞，如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锡伯族乡八家子村吴吉山老夫妇、兴隆台锡伯族镇新民村何贵文老人等，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我想我只有不断前行，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回报。

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锡伯族镇镇长贾常生，没有他的大力推荐和沈阳建华种业有限公司经理石建华先生的慷慨赞助，就没有本书的顺利付梓。

最后，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了我无私的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勉励，让我免除了很多后顾之忧。没有家人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不可能顺利完成此书。对于家人的关爱，我今生将注定无以为报。亲情，令我时刻感受温馨和幸福；亲情，永远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我深爱家人，并感谢家人！

还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笔者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资料搜集以及田野调查中难免有疏漏，使本书的写作存有一些缺憾，然而正是这种缺憾，给了我一个不断学习、逐步完善的理由。此书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所思所想的凝结，因仓促而就，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恳希望各位专家给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