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选择了徽州区域有个性化特征和代表性的10个古村落作为考察研究对象，对每个村落的历史渊源、个性特征、文化底蕴和历代名人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考探。

《和谐风情画廊(唐模)》(作者汪大白)是该系列中的一本，共分为大好山水孕育人居福地；山林古木记取岁月悠悠等八部分内容。

徽州古村落以其独有的品格和魅力令我们流连忘返，《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为我们全面深入探寻徽州古村落的内在品格和魅力提供了一把钥匙。让我们借助这把钥匙去打开这些古村落文化大门，去获得它所蕴藏着的文化真谛吧！

《和谐风情画廊(唐模)》(作者汪大白)是该系列中的一本。

《和谐风情画廊(唐模)》包括了经典村落跋涉千年历程；寺庙祠堂阅历人世沧桑等八部分内容。

一、大好山水孕育人居福地

 (一)神州胜地有徽州

 (二)徽州福地有唐模

 (三)唐模道地有魅力

二、经典村落跋涉千年历程

 (一)唐模创建早村名有内涵

 (二)同村总有缘合力谋发展

 (三)相继唐模后宏村美名传

三、山林古木记取岁月悠悠

 (一)家山故林：树树着乡情

 (二)唐代银杏：千年话沧桑

 (三)明代古樟：天下第一媒

四、寺庙祠堂阅历人世沧桑

 (一)千年山泉寺与宗汪太子堂

 (二)唐模忠烈庙与许家大宗祠

 (三)村中祠庙群与村西五圣亭

五、檀干园林：徽州水口名胜

 (一)风雨沙堤八角亭

 (二)同胞翰林留坊名

 (三)檀干园景小西湖

 (四)荒园原本是檀园

 (五)精品碑刻藏镜亭

六、唐模水街：山村经典景观

 (一)一溪东流流不尽水街风雅

 (二)十桥相望望不透古人匠心

七、昨夜星空几多明光闪烁

 (一)家教有方门风玉成

 (二)仁义为尚孝廉可嘉

 (三)贾而好儒才艺兼长

八、昼夜交替犹见一星启明

 (一)清朝末科翰林

 (二)现代教育先驱

 (三)爱国革命志士

 (四)传统文化名贤

余论(后记)

2009年农历五月初五，汪华文化研究会、程朱理学研究会、戴震研究会以及故园徽州文化促进会等黄山市多家民间学术与文化团体，联合举办了纪念徽州得名888周年学术座谈会。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纪念活动与文化交流。会议围绕徽州得名的历史背景及其文化内涵，展开了相当深人的探讨。其中关于以“徽”名“州”的意义，会议在以往“徽山徽水”说、“徽义美好”说之外，特别着力地申明了“徽即绳缚”这一新说，这是此次会议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察看一下历史背景，“徽即绳缚”新说言之有据，因为徽宗诏改歙州为徽州，确与当时的方腊起义直接关联。方腊(？-1121)，原籍就是歙州，后来迁居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他于徽宗宣和二年(1120)秋季举行起义，于宣和三年(1121)夏季战败被俘。正是在镇压方腊义军的这个特殊的年月里，徽宗一并下诏，既将睦州改为严州，同时又将歙州改为徽州，这正昭示着朝廷对这两州之地“严加管束”之意。所以着眼于历史，着眼于北宋宣和年间的社会形势，尤其是切近镇压方腊起义的政治背景而论，“徽即绳缚”一说不仅符合文字训诂之本义，而且确实体现朝廷强行管制之宗旨。不过依我之见，即使“徽即绳缚”之义，确与北宋朝廷“诏改”的本意相符，却也不能完全排斥原有二说而独自成立，因为徽州的得名，在以朝廷意图为决定因素之外，还存在着两个相关因素，这两个相关因素并不能轻易排除：其一，以“徽”名州不仅体现了朝廷“绳缚”此州的主观意愿，同时也还反映此州“美好”的客观特征，如果朝廷仅仅强化自己的统治意志，那么径用“徽”字本义“经”、“绳”、“束”、“囚”等，或者使用与之相关而意义明确的“镇”、“定”、“绥”、“靖”、“肃”之类皆无不可，何以偏偏选用多义歧解的“徽”字，这样一来，既含“绳缚”之义，又显“美好”之象？其二，如果命名确实兼顾本州“美好”的客观因素，那么表示“美好”之义也有许多字眼可用，何以偏偏选中一个“徽”字，难道真是毫无来由而纯属凭空臆想？应该还与本州之内原有徽山、徽水之类土名密切有关。由此看来，当年同时诏定“徽州”和诏定“严州”二地之名，特定的历史背景、朝廷的强制意图的确并无二致，但是因为徽州和严州客观存在不同的主体条件，所以两个地区命名的历史因由及文化内涵还是有所区别。睦州之改严州，亦非凭空，只是恢复了唐代所废的州名。徽州之“徽”在体现“严”加管制的政治意图之外，似乎还对“徽山徽水”的地理因素、对徽地“美好”的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认可的态度——简单地说，“严”不含有“徽”的意义，“徽”则不限于“严”的意思。

不过，有些与此相关的历史现象挺有意思。北宋诏改“徽州”之后，南宋时期的徽州人士通常却都喜欢袭用“新安”之名，比如呈坎人罗愿就将自己编撰的徽州府志定名为《新安志》，婺源人朱熹也多自称“新安朱熹”，甚至署名“丹阳朱熹”……这种现象一直延至元、明时期仍不少见。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仅仅属于一种习惯，还是果真就忌讳“徽”字的“绳缚”之义？在此我们不便简单地加以判定。正如今天在徽州府名已经被黄山市名替代之后，诸多文化人士常常为之惋惜、感叹，甚至至今还一直为着徽州的复名而呼吁、呐喊，这种情结或许只有置身事变之中，才能细心加以体会：习惯恋旧？由衷恋“徽”？恋着原有版图？恋着先人血脉？恋着山水生态？恋着灿烂文化？……无论所恋为何，但有一点肯定无疑：绝无一人会恋着那“绳索”“捆绑”之“徽”；凡是恋“徽”者，可以一言以蔽之： “徽即美好”也！

评说这一历史，我们不能不追补一点看法：北宋朝廷命名“徽州”之时，能够顾及徼州地区的“美好”因素，应该说是他们的明智，但是妄图“绳缚”徽州的阴狠意图却又暴露出当朝执政者的愚妄。正如经典小说《水浒传》昭然揭示的一个历史真谛：乱由上作，官逼民反。当年徽州、睦州的方腊起义，恰如山东地区的宋江造反，都是因为走投无路，“逼上梁山”，所以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赵□其人不能反躬“罪己”，朝廷权贵不思宽政“抚民”，反而倒行逆施，只想“绳缚”地方，严加管制，赵宋之天下岂有不乱、不垮、不崩、不灭之理；赵估本人最终成为“绳缚”之君，因而得一“徽宗”之号，岂不是历史的嘲讽、逻辑之必然！与此相关，令人想起，有宋之前，梁武帝曾对徐搞说过：“新安大好山水，任防等并经为之，卿为我卧治此郡！”这几句话很值得玩味。仅仅由此可见，梁武帝倒算得一位真识、真知新安者，亦算善治、善理新安者。梁武帝所说的“卧治”之策，较之宋徽宗诏命的“绳缚”之意，相比之下，其智与愚，其明与昏，相去不亦远甚！“卧治”者，不扰地方、与民休息、行政清简、无为而治之谓也，岂能像后来的宋徽宗呢，仅仅那一桩“花石纲”就把江浙一带搅扰得鸡犬不宁！P3-5

2005年9月，我们组织编撰的第一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成功出版，在学术界和读者中产生了积极反响，已多次重印；现在第二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又进入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视野，这体现了我们对徽州古村落文化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又作出了新的努力。

为什么我们在微州古村落文化研究方面如此着力呢？这首先是由徽州古村落文化本身的价值所决定的。

徽州古村落文化有哪些价值呢？

一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文化人类学价值。首先，徽州古村落的一种基本居住形态是聚族而居，宗法血缘脉络是村落的文化原点，它要求用连续的文字形式和空间场所对宗族的社会体系进行明确表述。徽州宗族谱牒记录了各族姓发展延续的谱系，同时还留下了数十万份的家藏文书，为揭开中国传统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奥秘找到了钥匙。其次，徽州村落的发展与家族、家庭以及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通过对徽州古村落中“家”与“家族”的分析，对于探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勾画乡土中国农耕社会发展进化的轨迹具有积极作用。第三，徽州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社会，晋末、唐末、宋末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给徽州输入了大量人口和当时发达的文化，不同族群经过不断融合最终达到相互认同，共生发展。徽州古村落为人类不同族群间的融合和发展提供了例证。

二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文化遗产价值。古村落是民俗博物馆，是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也是地域文化研究的标本。黟县宏村古民居已有800多年历史，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有100余幢。如“承志堂”富丽堂皇，精雕细刻；南湖书院的亭台楼阁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深具传统徽派建筑风格；“敬修堂”、“树人堂”以及祠堂、牌坊等等，其“布局之工，结构之巧，装饰之美，营造之精”都蕴含着广博深邃的文化底蕴，是徽州文化的历史见证，为国内古民居建筑群所罕见，为各类文化艺术的研究人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三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具有人文旅游价值。徽州古村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保存了大量形态相近、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建筑，以黛瓦、粉壁、马头墙为表现特征，以砖雕、石雕、木雕为主要装饰特色，以高院、深井、大厅为居家特点，有着强烈的徽州文化特色，作为徽派建筑艺术典范的“古建三绝”——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更是令人赞叹不已。因其受徽州文化传统和优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独具一格的徽派建筑风格，不矫饰，不做作，与大自然保持和谐一致，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深刻的文化内涵，为中外建筑大师所推崇，具有极大的人文旅游价值。

四是徽州古村落文化对新农村建设具有借鉴价值。为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全国各地都在科学有序地进行“新农村”建设。徽州古村落建设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观念值得借鉴。如宏村村落建设，既考虑取水、排污、防火、防盗的多重因素，又考虑到生活起居的方便实用，集功能性和观赏性于一体，追求适合生存、布局合理、富有诗意的人居环境，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徽州古村落建设中尊重自然、因地制宜地营造村落的做法同样值得借鉴。徽州古村落建设崇尚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并高度重视自然生态环境，以重山水、保林木、巧用自然为原则，村落选址大都利用天然地形，依山傍水，枕山环水，背山面水，随坡就势，其基本形式是“枕山、环水、面屏”，因地制宜，成功实现人与自然相融。“新农村”规划应充分尊重自然，村落建设应与自然环境相和谐；“新农村”建筑应使用地方传统建筑符号，形成自己的建筑特色；“新农村”建设应重视村落文化培育，努力形成有利于村落健康发展、积极向上的价值体系等。

当然，徽州古村落的价值远不止这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徽州古村落的逐渐远去，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迪将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刻。

为什么我们在徽州古村落文化研究方面如此着力呢？这又是为作为本土高校所肩负的使命所决定的。

黄山学院作为古徽州大地唯一一所本科院校，在接受徽州地域文化影响和熏陶的同时，必须对徽州地域文化研究有学术责任的担当。这不但有利于扩大本土高校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培养有用人才，而且也有利于更好地为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服务。多年来，我们依托丰富的黄山旅游资源和生态资源，秉承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资源，强化地方特色，打造优势品牌，为建设应用型本科高校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成绩。

我们注重徽州文化资料和研究基地建设。从上世纪90年代起，投入100多万元收集徽州文书8万余份，徽州家谱近400部，成为全国收集徽州文书最多的单位之一。建立“汪世清特藏室”，收藏我国物理教育和物理学史研究专家、中央教科所研究员汪世清搜集、整理、考辨徽州文化的各类图书文献资料。先后成立徽州文化研究所、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黄山学院徽州文书博物馆等研究基地和展示窗口。

我们注重团队建设和学术交流。徽州文化研究所在团队建设和平台打造方面作出了努力，聘请全国著名徽学研究专家为学术顾问和校内外专兼职研究员，凝聚徽学研究力量，提高和加强我校徽州文化研究的水平和影响。注重徽州文化学术交流：1986年和1991年举办戴震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与安徽大学徽学中心联合承办“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与黄山市社科联联办第十届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州文化节“中国徽州老街文化论坛”；2007年10月与黄山市文联联合承办2007黄山国际旅游节暨徽文化节“京剧寻根之旅”——《徽商·徽班·徽文化》论坛；2008年5月与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办“徽商论坛学术峰会暨首届区域文化研讨会”等。

我们注重课题申报与研究成果出版：多年来，先后获得国家社科规划办、教育部、省社科规划办、省社科院、省教育厅等众多研究课题，通过课题研究培养了学术团队，提升了科研层次，扩大了学术影响；在成果出版方面主要有国家八五重点图书《戴震全集》(六卷)、《徽州学概论》、《徽州历代语言学家评传》、《汪世清谈徽州文化》、《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第一套10册、安徽省高等学校十一五规划省级教材《徽州文化十二讲》、《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前10卷、《徽州学研究》年刊(5卷)等；《黄山学院学报》开辟“徽州文化研究”专版，从1981年至今，共发表徽州文化研究论文600余篇，约300万字；编辑出版《徽州文化研究通讯》，并成功改版为《徽州文化研究》季刊等。

基于我们对徽州文化研究的特别着力和关注，理所当然地要对有“徽州文化的活化石”之称的徽州古村落文化予以格外关注。在第一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和读者欢迎后，我们即开展第二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编撰工作。经过近3年的努力，现在终于把它呈现在了世人面前。第一套丛书选取了10个古村落，作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徽州村落文化进行了展现：写江村偏重于宗族文化演绎，写龙川偏重于名门望族溯源，写宏村偏重于聚族而居的风水选择，写西递偏重于徽商的精神世界追求，写呈坎偏重于解剖乡村社区结构，写昌溪偏重于发掘儒和商两种文化的互补，写雄村偏重于书院园林文化，写西溪南偏重于文学艺术尤其是书、画、刻帖艺术的流变，写渚口偏重于聚落人文的发掘，写石家偏重于村落构建艺术的匠心。第二套丛书同样选取了10个古村落，作者也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徽州村落文化进行了展现：写环砂偏重于解开戏曲“活化石”目连戏的文化密码，写黄村偏重于探索徽州“黟山派”书画艺术的诞生和演变，写理坑偏重于展示宋明理学之乡风土人情，写历溪偏重于揭示秀美徽州大地民俗文化厚重积淀，写仁里偏重于梳理中国古代田园与文化的相互生成促进关系，写上庄偏重于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换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写唐模偏重于追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风情，与棠樾偏重于探究盐商文化的形成与衰落，写万安偏重于揭示商文互济下传统科技文明的萌芽与传播，写许村偏重于发掘昔日箬岭古道繁荣辉煌的缘由。但它们都共同揭示了徽州古村落的丰富内涵，共同体现了微州古村落文化的特有魅力。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我们还将组织编撰第三套《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以更加系统地展示徽州古村落文化的内涵和魅力，进一步扩大徽州古村落文化研究的学术影响力。

徽州古村落以其独有的品格和魅力令我们流连忘返，《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为我们全面深入探寻徽州古村落的内在品格和魅力提供了一把钥匙。让我们借助这把钥匙去打开这些古村落文化大门，去获得它所蕴藏着的文化真谛吧！

2011年3月18日于黄山学院

谈论起“徽州福地”，心头不觉有些甜美之感；叙写着“村落典范”，笔墨竟洋溢出几许芬芳。身为唐模之子，我为故乡千年的灿烂文化而自豪，也为故乡当今的发展形势而欣喜。与此同时，面对激情如潮的世人，面对浮躁如狂的世情，我又深深感到确有必要，就文化唐模作些解读，就唐模文化作些探讨，以利我们全面了解这个“徽州福地”的文化内涵，深入体会这个“村落典范”的现代价值。果能如此，我们在乘势加速经济发展、致力当代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当自觉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环境优化为先的科学理念，必当加倍珍惜传统文化遗产，竭力提升人居文化品位。果能如此，作为承前启后的当代人，我们便可告慰于祖先、造福于子孙，便可无愧于一心、无憾于万世。

每念及此，感触良深，书稿既成，意犹未尽，于是有了下面几点“余论”，权当本书“后记”。

第一，徽州文化生态的保护：责无旁贷，任重道远。

以程朱理学为主导，以徽商经济为主流，徽州的先哲先贤们在文献、教育、科技、建筑、工艺、朴学、文学、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着杰出的建树、辉煌的业绩，创造出了商成帮、学成派，奇迹层出，名人蜂起，风云数百年，影响海内外的徽州文化。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黄山期间，曾经饶有兴致地考察过徽州文化，当时便热情洋溢地指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然而，由于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转折、社会的兴替、经济的改革，徽州文化不但经历着自身发展必然产生的嬗变，而且面临着来自各种负面的严峻挑战。

为了适应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2007年7月国家文化部启动了“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项目的申报工作。2007年8月15日，我的一位老同事、黄山学院研究员方利山上书国务院，呼吁重视和加强徽州文化的整体保护，声称“设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刻不容缓”。8月25日温家宝总理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文化部长和安徽省长阅酌。8月31日省长王金山批示，要求省文化厅、黄山市政府采取具体措施，抓好徽州文化的整体保护工作。在相应的一段时间之内，文化部就设立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问题进行了反复论证。2008年1月8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终于在黄山市挂牌问世，这一历史的时刻，标志着徽州文化的整体保护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从此踏上一个新的起点、步入一个新的时期。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开创了徽州文化整体保护的利好形势；然而徽州文化生态究竟应该如何保护，实验区的建设究竟应该如何实施，尤其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覆盖居民200万人、面积13881平方公里，并且跨有安徽和江西两省之地，保护和建设工作又该如何协调，确实都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实验实践。为此，文化部要求安徽和江西两省文化厅，成立“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指导组”和“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专家委员会”，并且设立省级专项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组织和指导徽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回顾近几年来，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规划的制定、徽州文化生态整体保护的理论研讨以及各个相关方面保护举措的相继实施，深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目前人们业已形成一种共识：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是关系徽州文化世代传承的历史性任务，无论上对祖先，还是下对子孙，当今一代理所当然地作为责任主体，保护工作责无旁贷；同时，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其实又是需要长久坚守、世代持续的战略性任务，即使单说实验区的基本建设也可谓山高水长任重道远，绝非一时一役即能奏其效毕其功。

如此看来，徽州文化的生态保护既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又需要我们高瞻远瞩。尽管这种实验区的建设前无古人，需要大胆实验、勇于创新，但是我们应该遵循规律，科学运作，避免折腾，少走弯路。

第二，徽州村落文化的保护：突出重点，务求完整。  探讨徽州文化的生态保护，从理论层面上说，应该包括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行为文化生态以及精神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整体保护；而从实践层面上看，我一直认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基本范畴和主要平台应该就在于徽州村落文化的保护。着力搞好徽州村落文化的保护，徽州文化生态保护也就可以得到基本的保证；或者说有了徽州村落文化的保护作为坚实基础，也就足以支撑和推动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全局。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简单明了地说一句：保护好徽州的古村落，就是保护徽州文化生态。

自从我们的祖先脱身于山林巢穴而定居于村落屋舍之后，村落文化便完全取代了巢穴文化，成为人类文化最根本的集合体与承传体。徽州的古村落是徽州先人创建并且世世代代生存其中的基本空间，是徽州文化由此生成并且长期赖以传承的主要载体。徽州文化作为华夏文化的历史积淀与地域标本，之所以能够历尽沧桑而幸免消亡，关键的因素不是别的，正是在于数以千计的徽州古村落，凭借“新安大好山水”的庇护，没有在历代战火中毁灭，没有遭特大灾害而覆亡，竟然能够比较完整地延续至今、存活于世。明确这一客观的事实，记取这一历史的启示，对于推进当代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令人忧虑的是，由于岁月的不断摧残、风雨的持续侵蚀，徽州村落中的古民居、古建筑正在日渐衰败，倒塌倾圯的现象时有发生；更为致命的是，由于理念的模糊、利益的驱动和政策的缺失，盲目开发、野蛮拆建已经导致古民建的急剧减少和古村落的严重破坏。针对如此严峻的现实问题，着眼切实有效的文化传承，2009年末，黄山市启动了“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计划利用5年时间，在1121个徽州古村落、13438幢徽州古民建中，遴选出106个古村落、1065幢古民建，采用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利用方案，目的在于保住徽州文化的“筋骨肉”，承传徽州文化的“精气神”。

毫无疑义，“百村千幢”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工程，它的实施受到社会上下的普遍关注、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赏，也都理所当然。不过，人们还是进一步地看到，相对徽州村落文化保护系统来说，“百村千幢”工程仍然属于一种基础工程、主干工程，还不能称作主体工程、完整工程。所以，立足于村落文化的保护，人们还须借助“百村千幢”工程的强力带动，全面推进村落文化的保护工作，才能努力争取村落文化保护目标的完整实现。

第三，唐模人居文化的保护：把握机遇，应对挑战。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是国家实行文物保护的基本方针，它对于徽州村落文化的保护、徽州文化生态的保护都显得非常重要，但是却又远远不够。因为事实上，徽州村落文化的保护工程，徽州文化生态的保护工程，相对单体文物比如一座寺庙、一座牌坊的保护来说，显然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因为你既要实施村落文化保护，就必须注重于村落文化的生态保护；而村落文化的生态保护则是一个系统完整、历时长久的文化工程。

现在就说唐模。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村落，唐模的文化保护一直备受重视。省主管厅早已批准市主管局制定的唐模村落保护规划，实为把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创造了条件。主管部门认为，唐模是以水口、园林、水街、廊桥和古民居等建筑类型组合构成独特建筑景观的典型代表，要求重点保护好檀干园、沙堤亭、同胞翰林坊、高阳桥、水街以及水街两侧建筑组群等。应该说这种提法很好，这种决策不错，全都切合唐模村落的具体情况。但是今天我们再从村落文化保护、文化生态保护的高度来看，这类规划所着眼、所规定的保护，显然又不属于完整保护。

唐模文化的完整保护，绝不限于水街、水口等等景观的保护，也不限于古建、民居的保护，应该是包括历史的和空间的、人文的和自然的一种多维整体的文化保护，其中尤其需要注重人居文化与文化生态的保护。历史的教训也正如此。唐模古寺庙、古祠堂的拆毁固然都是很大的遗憾，而唐模古山林的严重破坏、古溪流的任意翻改则格外令人痛心。因为正是这些山水养育了唐模先人，培育了唐模古村，孕育了唐模文化。离开这些山水，村落文化从何而来？破坏了这些山水，村落保护又从何谈起！“喜桃露春浓，荷云夏净，桂风秋馥，梅雪冬妍，地僻历俱忘，四序且凭花事告；看’紫霞西耸，飞布东横，天马南驰，灵金北倚，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置身于唐模古村，人们明显感受到一种人居氛围的独特，隐约体验着一种村落文化的玄妙。文化古村的保护最为艰难的或许正是这一点，即如何在当代的人居改善和旅游发展中，切实地保护这种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玄妙的文化机运。

由此我们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着眼于村落文化保护，着眼于文化生态保护，我们的工作规程和运作机制都须与时俱进。特别是当古老村落面临着大开发大发展的大好机遇之时，村落文化和文化生态的保护也就更要坚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并充分调动人生智慧，十分警醒、百倍理智地应对那与之俱来的各种挑战。

古村唐模现在正处在这样紧要的历史关头，要求积极而又谨慎地破解“保护+发展”这道现实难题。几年前已有省内外旅游集团进入唐模开发旅游，他们曾对部分古建筑进行适当修复，不过主要还是利用丰富的文化遗存作为特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对外营销。这样就唐模而言，无论是村落面貌还是文化内涵，大体都还未见负面影响，相反因为旅游开发带动了环境的净化和山水的美化，唐模倒还恢复了几分唐风清韵，展示出千年古村的独特风采。近两年来中法两国乡村旅游合作示范项目正在唐模全面展开，唐模将要成为国内第一个中法合作乡村旅游示范区。这对唐模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个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我们知道，文化村落的保护不能简单地加以封存，文化村落必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文化村落保护的最终目标理应是在延续文化脉络的同时实现文化村落的振兴。我们还知道，不同文化对于人居条件、生态环境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中法文化都有自己优异的思想资源，只要协调好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便能集中利用各自的优异资源为村落文化的振兴和发展提供难得的契机。

因此，面对古村唐模的发展机遇，我们既怀有深重的忧患，又抱着殷切的期望——但愿忧患终属多余，期望终成现实。

最后作者想说的是，本书意在解读文化唐模，探讨唐模文化，然而真要做好此事又谈何容易！文献资料不足固然是重要因素，作者才疏学浅更是关键问题。回头看看，本书虽已尽力，但是并不称心；其中错误必不在少，还请读者多多赐教。另外，本书在撰写之时阅读参考的文献资料，除了直接征引而随文注明的文字以外，还有许克定、毕荣桐、许士煦、吴德埔、许振东等人的文章，他们既是唐模的父老乡亲，又是作者的学长师友，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忱！同时作者还要感谢的是汪家庚、金家恒、李俊等诸位同事同仁，他们热情地提供了如此丰富、如此珍贵的摄影作品，着实令这本小书大为增色。

汪大白写于黄山学院金山小区默如轩

201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