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友好商品》、《牛事》、《吃鼠肉》、《“龙固事件”始末》、《一夜师生情》、《师恩，永远难忘》、《故乡的年味》、《反“封、资、修”文件》、《防震的日子》、《敌机撒来的传单》、《没有“反党言论”的右派》、《早春登岛斗苏修》……《敌机撒来的传单》(作者是花蕾、武玉栋)收录了73篇文章——都是普遍百姓的记忆浪花。亲身的经历，无华的文字，朴实地展现了被风尘渐掩的岁月风貌。

《敌机撒来的传单》收录了73篇文章——都是普遍百姓的记忆浪花。亲身的经历，无华的文字，朴实地展现了被风尘渐掩的岁月风貌。

《敌机撒来的传单》的作者是花蕾、武玉栋。

当年，油条的长度要“达标”

向自留地让步

彝乡军民情

挖人祖坟的报应

室内保温绝招

愤怒的地瓜

我的知青岁月

三年困难时期的锦屏矿校

赤脚医生和电工

20世纪的友好商品

牛事

吃鼠肉

“龙固事件”始末

一夜师生情

师恩，永远难忘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徐州日报》

故乡的年味

反“封、资、修”文件

防震的日子

敌机撒来的传单

没有“反党言论”的右派

早春登岛斗苏修

娘的回忆

“起死回生”老头衫

军营风格的“儿童乐园”

人口普查与世界杯

001号电车

解放初南京妓业九次大调查

香烟的记忆

念着老童谣，想起我的兄弟姐妹

那时营养汤

看古巴人跳水

碎砖头和三元钱

最后一个寻呼台

自制葡萄汁

电影“跑”片

夏天单位发草帽

当年跳舞热

“喇叭头”里听刘兰芳

股市二十年之营业部变迁

倒马桶的最后一人

“双枪老太婆”被劝退党

当年的特产“活页文选”

春天里，排队吃蒜头

1997年，用手机还得配“执照”

南京的街头挖耳匠

老宅

新街口曾经的“楼歪歪”

三十多年前的购物证

曾记否，买菜直接去菜地

校园逸事三则

绑架记

从卜姓读法说开去

一代人心中的“东方红”

东风二楼349办报记

我与书的情缘

中秋联欢会

山色不随春老

军旅生涯的两个见闻

六盘山情结

那一片消失了的森林

1966年8月的日记

我参加过“投机倒把”

我的“造反”经历

我考上了郑州一中

夏工宣

一个女人给我留下的难忘印象

银岭的情怀

20世纪的自行车

我的一些记忆碎片

永远的“三线”

母亲的纺车

四斤面与八年徒刑

编后记

我插队的公社有“山区”和“湖区”之分，我最初三年所在的大队就在“山区”。而实际上，那里的“山区”并没有山，只是地势很高。“湖区”也并没有湖，只是地势低且平坦而已。

多少年来，“山区”种植的农作物一直就是以地瓜为主，也种一些玉米、高粱和小麦。都是些耐旱作物，但亩产量很低，因而“山区”同“湖区”相比就贫困得多。我们下放时，正赶上上级要求要进行“旱改水”，就是要把种旱作物改为种水稻。当时，我们也是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以后我们的口粮中大米就可以多起来。那时，土地直接归生产队所有，而种植什么作物则要由公社和大队统一安排。“旱改水”是上级的要求，据说还有什么水稻便于储存，能够适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等等。这就使“旱改水”有了政治色彩，也就没有人敢公开说半个不字。我们也极力帮着宣传，巴不得队里把所有的旱田都改为水田。可是后来我们发现，队里的“贫下中农”们对此事是很不理解，甚至明里暗里的在抵制。私下里，我们经常和他们唇枪舌剑地争论，那时在我们眼里，这些农民太落后了。可是，慢慢地，我们才了解了其中的原因。

种植水稻与种植旱作物相比要辛苦得多，劳力投人大大增加。“山区”的社员很不适应。那时，田间作业完全是原始的一套，育种、育秧、整田、拔秧、插秧、灌水、除草、施肥非常繁琐，比种植旱作物复杂多了，且“尽日之力不及一亩”。初春的北方，水里还结着冰，就要下到水里整秧田。插秧的时候弯着腰，一千就是几天，收工回来，腰就像是断了似的。夏天里，日晒于上，水浸于下，蚂蟥飞虫时时侵扰，苦不堪言。除了人力的投入加大以外，生产队其他成本也大大增加，要买水牛，买稻种，买农药，买专用的工具。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要买水，因为“山区”的水，不是从河里自然流过来的，而是用抽水机抽上来的，抽水机是要用柴油的，用水是要掏钱的。天旱的时候，甚至想买也买不到。“山区”的土质又不太好，有时抽了半天水也流不到田里，水全被水渠自己给“喝”了。这样的事情大家能心甘情愿地去做吗？第一年我们几个人也参加了水稻种植的全过程，有时累了也发急，这时社员们就会过来戏弄我们，说还是白芋干子好吃，要吃米，命来换，这回知道了吧。

1970年上级再次要求要扩大“旱改水”的面积，公社就提出把最高处的旱田也改成水田。实现他们的壮举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水的问题。苏北和南方不一样，没有那纵横交错的水网，要解决水的问题，办法就是挖渠、修翻水站，把水硬是翻到高处去。我们到乡下的第一年就参加了这样一场大会战，在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公社要修建一个“二级站”，就是将水渠修成台阶式的两层，先将远处河里的水抽上第一层的水渠，水从渠里流到一个深水塘子里之后，再用抽水机把水抽到更高的地方，然后让水从高处通过一条条支渠流到稻田里去。工程很是浩大，水渠加上两边的堤岸足有一百多米宽，水渠端部建机站的地方挖下去足有二三十米深，水渠占去了大量的土地，单单我们一个生产队，就有几十亩地被挖成了水渠，那里一直种着上好的地瓜。农民们感到很可惜，每天在工地上挖渠都有人在拐着弯地骂娘。甚至有人很认真地来问我，这“旱改水”到底是不是毛主席让咱干的，搞得我也不知怎样回答。

社员们抵制种水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分配上的问题。当时，生产队里的粮食在给社员们进行分配时，并不是爱分多少就分多少的，而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分配的基本口粮达到标准以后，剩下的粮食是要缴公粮的。每年收多少，分多少，缴多少，事先公社是要测算并做出计划的，粮食收下来以后，还要进行“核产”，生产队里捣鬼的余地是不大的。在“山区”，种植的地瓜产量很高，地瓜水分很少，个头很大，顶多三斤鲜地瓜切了以后就能晒出一斤地瓜干来，而按公社的规定：生产队里给社员们清算时，是按照五斤地瓜折算一斤地瓜干，一斤地瓜干再折算成七两标准粮，这里面社员就有了很大的实惠。同时，地瓜叶和梗还可以喂猪。而水稻的分配是按照一斤水稻折算七两标准粮的，社员们一点好处也没有。一斤带壳的水稻和五斤地瓜如何选择，对于那些肚子还吃不饱的农民来讲，是不需思索的。有这样的现实他能用心去种水稻那玩艺儿吗？

上级为了搞好“旱改水”，专门从苏州农村请来指导种植水稻的“稻农”，要说是件好事，可每个生产队好像都不太欢迎，人家到队里的水田忙了一上午，连中午一顿饭常常都无人过问，而谁要是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技术上出了什么岔，被大队里抓到了，那又一定会一口咬定说是“稻农”让干的，常让人家很尴尬。为了支持“旱改水”，县里还专门想法搞来很多日本化肥卖给生产队，这些东西在当时可是十分难得的宝贝，可是生产队把化肥买来以后根本不愿朝水田里用，却大都撒到旱田里去了。

“湖区”的“旱改水”很成功，可我们这里就不行了，生产队的土地减少了，成本增加了，水稻产量又上不来，一亩地也就是一二百斤，并不比旱作物高。尽管农民们更辛苦了，可到了年底分配的时候，得到的却更少了。这一年，队里又多了几家“透支户”。我卖命干了一年得到的全部报酬就是40斤麦子、17斤水稻、33斤玉米和四五百斤的地瓜干，此外还有五块六毛钱的现金。同队的一个同学只分到现金八分钱，他当时就去买了一包“经济”牌香烟(正好是八分钱)拿来分给大家抽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叫他“王经济”。想一想，也真是可怜。倒是那些地瓜干帮了我们不少忙，我们变卖了一些，弄点钱用来买盐买油，还常常直接用它和小贩换豆腐换萝卜换狗肉来改善生活。我们变得也对地瓜干有了感情，这在“山区”搞“旱改水”到底好不好，我们也开始了怀疑。

那个“二级站”倒是挖好了，只是在准备建机房的时候，请县里的技术人员来看了看，结论是这条渠根本无法使用。这让不少的人非常愤怒，我们知道了，也觉得很可气。特别是有几户人家，挖渠的时候就挖到了他们的家门口，高高的堤岸几乎抵住了他们的大门，使他们几乎无法出门，这些人平时就窝着一肚子火，此时算是找到了骂人的时机，可骂着骂着就把“旱改水”给裹进来一起骂了。

“二级站”高高的堤岸上后来又被种上了地瓜，可是从十几米的地下翻上来的土土质很差，种出来的地瓜又瘦又小。一天我和队长一起路过那里，队长挖出一窝地瓜来，拿在手里看了看，咬牙切齿地说：“这狗日的白芋怎么长成这个熊样？”我一听就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接着给他开了个玩笑说：“这白芋长得倒是不错，就是生气把嘴给气歪了。”队长一时没转过弯来，转过脸看着我，我忍不住了，笑起来，拔腿就跑。队长懵过来了，大叫：“弄了半天你是说我啊？”他拿着手中的地瓜在后面追着我，使劲把那地瓜向我扔了过来，喊着：“这白芋嘴歪也是你小子给气的，它能不气吗？”那几块小地瓜从我的身边飞过去，飞进了“二级站”那深深的谷底……

二十多年以后，我顺路又到“山区”的那个大队去了一次，好像没有人再种水稻了，而各种树木倒是比以往多了许多许多。走进那些农家你也明显看得出来，家家户户的家境比“旱改水”那时宽绰多了。P18-21

从公元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华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喜怒哀乐错综交加的岁月。大事小事、好事坏事，老百姓们无法避免地经历了太多太多。但时光的巨轮滚滚向前，把这些渐渐抛在了车后；“正史”的记载疏略简陋，使之日益模糊不清；而且，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正在相继进入花甲、古稀乃至耄耋之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那时的人、那时的事、那时的物，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景象，都会慢慢湮灭；也许，在久远的将来，后人会因为这宝贵财富的丢失而一边捶胸顿足，一边苦力考证。仅就20世纪下半叶两件史无前例的大事而言，时在今日，有多少人还能记得“土地改革”运动的细节，有多少人还能说得清“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基层是如何燃起的？

龚自珍说：“欲灭其国，先灭其史。”身为匹夫，我不自量力地产生了避免以上担心成为现实的想法，进而有了编纂“百姓秋叶”丛书的行动。

本丛书之所以取名为“百姓秋叶”，概因为其宗旨是：凡人琐事，再现岁月风貌；细枝微叶，勾画历史巨树。普通百姓的往事记忆，像历史巨树上飘零的秋叶。然而，正是这些微琐的碎片，曾经成就了历史巨树，并且毫无掩饰地见证着历史巨树真实的一切。

芸芸众生既不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策划者，也不是历史进程的决定者。看上去他们对于历史走向的影响似乎是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他们正是历史风雨的直接承受者，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历史的主人和证人。无数小人物的悲欢离舍，乃是构建所谓大历史的不可或缺的最坚实、最鲜活的材料。然而，这些材料很难见诸囿于某种观念和规定而撰写、出版的文字中，以至于像一些史学前辈所不满的：“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

大大小小的普通人对亲身经历过的岁月的证言，形成了那个时代历史的无数细节。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残缺的、不可信的，一如没有枝叶的树干，即使参天入云也缺乏生命，只能称为枯树而已。

“百姓秋叶”丛书力求作者广泛化。无问弄书种田、贩夫走卒，都可将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带着那个时代特征的事或人忆写出来，贡献出来。尤其欢迎来自社会“底层”的作品(无力亲自动手者，委托他人代笔整理也可)。

“百姓秋叶”丛书所选文章，坚持短小精炼、朴素真实。无需优美的句式和华丽的辞藻，不用深刻的评论和高度的概括，只求以白描的手法、简单的文字，详细地记录下真实的人和事。

“百姓秋叶”丛书所选文章，既可追忆当年的喜乐，也可回溯曾经的哀怒——只要把真实的亲历奉给社会，留给后人。

在饱经了人生的悲欢起伏，告别了年轻时的气冲斗牛之后，我开始了“百姓秋叶”丛书的工作。我坚信它的价值。无论如何的荆天棘地，怎样的筚路蓝缕，我都将义无反顾、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三十年前读过并牢记的青年马克思的一段话，将一如既往地鼓励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在我们的遗骸前，高尚的人们将洒下他们的泪水。”

花蕾

2011年春，于梦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