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推出了大型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四次赴京并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和百余所大学巡回演出，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包揽了所有戏剧作品国家级奖项，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时隔两年，著名编剧、作家陈彦在秦腔现代戏的基础上再度创作，提升为同名长篇小说《西京故事》。

《西京故事》讲述了一位乡村干部、前民办教师罗天福率领一家四口来到西京城，打饼度日，为考入了西京城名牌大学的一双儿女提供支持，全家人在城市生活中所遇到各种始料未及的情况，一次次感受到生活的不易和人间的爱，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重新确立生活坐标，其生活面貌及思。

2011年，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推出了大型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四次赴京并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和百余所大学巡回演出，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包揽了所有戏剧作品国家级奖项，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时隔两年，著名编剧、作家陈彦在秦腔现代戏的基础上再度创作，提升为同名长篇小说《西京故事》。

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近五十万字，讲述了一群生活在西京城里的普通人的故事。一个租住着数十位农民工的西京大杂院中，迎来了一家四口“西京寻梦”人。一家之长罗天福，因女儿和儿子先后考上重点大学，而领着妻子，从乡村来到西京城，用打“千层饼”的手艺支撑起了他们在西京城里的新生活。梦在跳荡、变幻，人在寻觅、确立……作品展现了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人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如何自强不息、努力实现梦想的历程，于平凡中传递一种折不弯、压不垮的人性品质和人格力量。整个故事一气呵成、直击人心、震撼心灵。

正文

后记

一个年过得西门锁浑身困乏。那摊麻将从除夕之夜打起，几乎就没散过摊。日夜全部颠倒了，迟早都是昏昏沉沉的。手也臭，揭上手的炸弹，几回都让别人杠走了，郑阳娇骂他说，手是摸了尼姑的×了。后几天他也就没兴趣打了，也懒得看，就歪在电视机前，把一百多个频道，一按几个来回。实在没啥看了，就让金锁去租了十几个武打片，还有《金刚葫芦娃》之类的动画片，父子俩津津有味地看了几天。他觉得这也是个好办法，起码还能把金锁困在屋里，免得出去乱跑惹事。除夕之夜一家人是去郑阳娇家吃的饺子，回来几天也没开过灶，一直在附近一个餐馆订餐，电话一打，要啥很快就能送来，但时间长了，吃啥都是一个味儿。这天，郑阳娇又叫来一桌菜，有姜葱煽虾仁、铁板牛仔骨、剁椒深海鱼、蒜香羔羊排之类的，往桌上一摆，金锁就喊叫说，我一看就想吐。把整块的肉拿给虎妞吃，连虎妞也只是闻闻就扭头离开了。

正月十五过了，打牌的人慢慢少了，郑阳娇就说起了买车的事。他们家前几年也有一辆本田，西门锁老开着出去“招蜂引蝶”，郑阳娇一气之下就给卖了。现在看来，也确实不方便，出租车越来越难挡，郑阳娇每回一趟娘家，都要折腾好半天打不上车。再说金锁上学也比过去远了，不接送，出门就寻不见人了。文庙村几乎家家都有车了，并且有些家庭都是好几辆了。自己没有，郑阳娇也觉得说不过去。去年春天，郑阳娇专门去学过开车，驾照也拿上了。正准备买车的时候，就遇上了西门锁阴沟翻船的事，两人一闹腾，这事就搁下了。经过半年多的修复，郑阳娇也基本认了卯了，当然，迟早也少不了要指东说西、指桑骂槐、指狗骂猪一番，反正见不得人提哪家女人不正经的话，只要提起，哪怕是电视里的人物和情节，她也会把人家“贱人”“骚货”“野鸡”地乱骂一通。每每至此，西门锁都跟犯了大错的孩子一样，满脸通红恨不得把嘴脸往裤裆一夹，等着话题快点转开。不过最近郑阳娇也有些收敛，她发现，西门锁在她跟前变得越来越深沉了，有时一天都没有一句话，好像生怕哪句话撞上了她的“骚货”“野鸡”话题，自讨没趣，自取其辱。同时，她也发现，他好像是越来越不认她的卯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信号，俗话说，人最怕仰脸的婆娘低头的汉，男人一旦变得低头不语，深不可测，啥招不接，也就不好驾驭了。她也在调整自己，包括买辆车，也是想没事了拉他们父子出去兜兜风什么的，反正总不能一年四季都圈在屋里收房租、打麻将，日子是得调节调节了。

她说买车，西门锁也没说不买，也没说买。等她问得急了，就说买么。这样，一家人就在正月十六去了一趟车市。没想到车市人拥挤得比文庙村平常上下班时的人还多，尤其是品牌车，人就挤不到跟前去。郑阳娇一直想买辆原装进口宝马，好不容易挤进去，一问，提货得半年以后。到底交不交定金？她以商量的口气问西门锁，西门锁装作没听见，就没接她的茬。她就自己决定，从卡里给人家划走了十五万元。

从车市出来，郑阳娇说一家人到海鲜城吃顿海鲜，金锁却闹着要吃日本料理。日本料理那儿也是人满为患，他们足足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才吃上。

吃了饭，一家人回到文庙村村口时，西门锁说自己还想转一会儿，让他们娘俩先回去。郑阳娇立马就起了疑心，说她也想再转一会儿，要么一路。西门锁脸一变，很是没好气地说：“什么意思？你是把我当犯人看了是不？”

郑阳娇急忙说：“好好好，你转你转，金锁，陪你爸转去。”

说着郑阳娇就走了。

金锁今天跟家人在一起，也憋了一天了，正愁没机会自由一会儿呢，就跟爸说：“都自由，都自由好不好？我回去保证不说。”

西门锁：“去去去。”

金锁都跑远了，又折回头说：“我妈一会儿肯定要打电话，我就说你跟我在一起打游戏，你可别自己露馅了。”

金锁消失在人流中了。

西门锁胡乱往前走了一会儿，就突然决定，再去看看赵玉茹她们母女回来没。

好不容易打上一辆车，跑了半个多小时，他甚至有种预感，觉得还是无缘见面的，谁知老门卫告诉他：“赵老师今天一早回来了，这会儿可能就在家。”

他感到一阵慌乱，那么想见，但真的能见时，脑子里还是一个见与不见的问题。离婚后，他已经几次来见赵玉茹了，赵都很冷淡，完全跟陌路人一样。他怕再吃闭门羹，在院子里很是徘徊了一阵。赵玉茹家灯是亮着的，他甚至还看见了女儿走动的身影，但他没有勇气走上五楼，去敲那间房门。有时觉得要见她们母女的愿望是那么迫切，信心是那么坚定，理由是那么充分，可当真的要见时，又觉得一步都迈不出去了。总之，他觉得自己亏欠她们母女的太多太多，有时简直就觉得自己不够一个男人，更别说父亲。他摸了摸一直藏在内衣口袋的那张有十万块钱的卡。

他到底还是走上去了，当坚定了今晚必须见时，几乎是快步冲上去的。他敲响了赵玉茹的门。

里面答话的是女儿映雪：“谁呀？”

西门锁又变得有些怯火地：“我。”

映雪：“你是谁呀？”

我是谁？西门锁不知如何回答。

西门锁说：“门开了就知道了。”

里面没有了声音。

好在这是老房子，门上没有窥视孔。西门锁心跳得嗵嗵嗵的，静静等待着里面的回应。

里面换成赵玉茹的声音了：“你谁呀？”

西门锁想了想，还是如实回答了：“西门锁。”

里面又没有了声音。

过了一会儿，赵玉茹在里面说：“你来干啥？走吧。”

“让我进来说句话吧！”

“说吧，能听见。”

“让我进来说吧！”

“对不起，不方便。”

“玉茹，我来看看女儿总是合情合理的吧。”

“那也得她同意。”

西门锁几乎是央求地：“映雪，你就开开门，让我看看你吧，大过年的，我也跑了好几趟了。”

只听里面有关另一道门的声音。

赵玉茹说：“她进房去了，不想见你，你快走吧！”

西门锁就再不知说什么好了。但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就这样离开这里，今天咋都得见她们母女一面，他的想法很坚定。他也不说走，也不说不走，就这样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静静地等待着机会。

过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女儿映雪把门开了一道缝，正向外窥视呢，他就强行挤进去了。

赵玉茹有些生气地：“看你有意思没意思。”

西门锁啥话也不说，把房子打量了打量，就自己坐下了。P84-86

这本来是一个戏剧故事，我写了很长时间，也改了很长时间，搬上舞台后，演出效果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赢得那么多掌声和热评，甚至包括时尚的网络，也都跟着加热、传热，确实让一个写作者受到了堪称热切的鼓舞。在短短两年多、二十几个省市的数百场巡演中，最大的观众群是当代大学生。他们利用微信、微博随看随发的即兴评论，为这个戏奠定了“民间”认同的基础，这种认同与主流声音汇合后，更显出让人放心的评价真实来。

我之所以要把这个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是因为在这部戏的构思剪裁中，十分不舍地割去了很多有意味和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戏剧的长度总是被控制在两个小时多一点，过了这个时间段，再文明的观众，也得考虑脊柱和屁股的物理抗议，因而，在戏剧文本尚未完成之时，我就一直有伺弄小说弥补缺憾的冲动。

我不知多少次说过，写这个故事，源自我居住的西安文艺路的那个农民工群体，他们也可能天天都不是昨天的那帮人，但那种形态，在我眼中，又分明是好多年都没有改变的一个古旧群落。这是一个自发的劳务市场，所谓自发，就是政府并不希望他们这样一日一两千人发散式地占据着半边街道，任喇叭喊、人驱赶地挥之不去。有时下硬手，也见驱赶者把现场能清理得一干二净，可过几小时，那地方又会人头攒动，聚成一个又一个涡流，在与驱赶者躲猫猫，捉迷藏，打巷战、游击战。久而久之，这个市场也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铁杵磨成针地顽强生存下来了。

我开始细心关注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在这个市场存活十几年后的事了。我家也请他们干过活儿，话都不多，很难问出点什么来，城市人对他们在尽量封锁着很多秘密，其实他们对城市人也从不想敞开信任的胸怀。埋头干活，低头吃饭，饺子一人能吃一斤六两，干完活拿钱走人。动作都很机械、畏缩，哪怕是瞒着年龄的十几岁的打工孩子，几乎都感觉不到一颗活蹦乱跳的心的搏动，这是我对他们最初的印象。但我总觉得他们有故事，有很多鲜活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能对我的戏剧创作生命有所破题和帮助。何况自己近二十年来每天从他们身边走过，总有一些情结，想弄懂一点他们的心思。这样，我放下了手头正研究的司马迁、唐玄奘，他们都是我准备搬上舞台的历史人物。端直走进当下，在西安好几个农民工集散地，开始了可以叫作深入生活的采访工作。

在西安西八里村，我先后访问过数十户人家，有些是当地的安排，有些是私下串访，只有深入进去，触摸到了那一家一户、一摊一店地形复杂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实感受到这个特殊群落的人性温度与生命冷暖。很难想象，一个当地居民仅三千多口的东、西八里村，竟然居住着近十万农民工和在附近上学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叫木塔寨的村子，一千五百多口所谓土著，却容纳了五万多农民工的密集充塞，每到上下班时，所有进出口，都有一种面临出海与入海口的感觉，人流放胆恣肆地汪洋着，永远也无法测出广度与深度，就像在一张张木讷表情背后，永远也测不出他们内心的广度与深度一样。在巷内，人与人之间的进退避让，是需要提气收腹、侧身打转的。有些租房，床是错落无序的叠加状态，一家几口挤在一个四面不透风的也叫房的密室中，即使外面阳光当顶，进房不开灯，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我曾经问过几个农民工的性生活问题，他们总是羞于开口，问得多了，也会抖搂两句：累得要死半活的，哪还有心思朝那儿想。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没有条件，不是集体租房，就是举家迁徙而来，在一间房里，胡乱叠架几张板床，哪里还容许弄出那种“失却人伦”的响动来呢。

我的故事主人公罗天福，带着一家四口，就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开始了他们的西京故事。罗天福进城打工，完全是为一双儿女上大学的学费在劳碌奔波，当儿子由信心满满进城，到彻底绝望，自沉数千米深的矿井，意欲逃离现实，自毁人生长城后，这个故事的残破，就拽起了一嘟噜一嘟噜的家庭与社会难题。而像罗天福这样的家庭故事，还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这就是我要反复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

我在写城市农民工，随之与他们产生对应关系的各色人等，也就不免要出来与他们搭腔、交流，共同编织一种叫生活的密网。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五年，到现在也不敢说就融入了这个城市，但我在努力与他们交往。我把这种交往认知，也都付与了这里面的故事和人物。这部作品因为涉及教育问题，因此，大学校园也就成了不得不反复涉足的地方。我那在大学读研的女儿，总是会在我写出的这些段落里面，增添进她认为更真实的资料，并且提供了大量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尚语汇与生活细节。妻子也会在城市平民生活状态中，帮忙找到更真实的生命情感铺陈。

城市与乡村，永远都是两个相互充满了神秘感的“不粘锅”营垒，城市人偶尔会向往田园风光，但终究是去转一圈，对乡村的亲戚发几声嗲、拍几张照片、发几条微信就拍屁股走人了事，那种蓦然回首，那种惊诧和爱怜，始终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乡村人对城市既充满好奇，又充满了恐惧、茫然与不安，几乎不知道摊得那么大的煎饼，该从哪里下口。上了年岁的人，转一圈，新鲜一下，就能找到一百条理由急于逃离，只唯恐撤退的速度慢过了心理与生理的最后承受能力。唯有年轻人，才染了红发、黄发、绿发和彩色指甲，穿了迷你裙，背了假名牌包，尽量尝试着外表的时尚、接近与乱真，一次次向城市的中心地带抑或主流舞台冲去，但最终还是被心理与实际距离，阻挡在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边缘，甚至灰色地带，做着一个又一个欲罢不能的梦。罗天福与他的儿女，都面临着这样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其实，我们谁又不面临这样走向各自的现代的困境呢？他们在努力往出走，并且不希望以变形的人格获取幸福，因而，他们便付出了更大的人生艰辛，以持守做人的本分与尊严。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的打破与融会贯通，将是一个长久的话题，因此，乡村的罗天福们，包括他们的后代，还无法回避这种融合中的精神撕裂甚至肉体的植皮、切腹、换肝……

故事没有结尾。

感谢太白文艺出版社的党靖社长，是他两三年来，无数次要我把我的戏剧《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三部曲”改写成长篇小说，并且十分信任地提前签了合同。在写作过程中，又几次探访、敦促。还有他们的总编韩霁虹女士，不仅带着她的编辑队伍组稿来访，而且在我写作的几个月中，几次三番地发信息、打电话，询问进度，嘘寒问暖。我每天白天正常上班，一到下午六点，即进入私人空间，一直写到凌晨一两点。周末与节假日，一写就是十几个小时，应该说完全是靠业余时间完成作品的。初稿出来后，他们即时给予了热切鼓励，让我感到近两百个日夜的劳作有了价值。编辑申亚妮、闫瑛，更是一遍遍地看稿，每每为几个字的更动，反复征求意见，让我学会了敬业精神的重心在注重细节。如果没有他们的信任、帮助、鼓舞，很难想象，我能在心绪与事情都特别繁杂的2012年，拿出这部拙作。无论如何，我都得给他们深深鞠一躬。

尤其要感谢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管士光先生，还有文学界大名鼎鼎的大编辑“脚印”老师，能够不弃拙作，给予审读、鼓励、编辑、提升与出版支持，甚至让我对于手头正创作着的另外一部长篇，都有了蛮大的“日攻一卒”的信心。

一件事结束了，夹杂着这件事的事情有很多，好在好天气、好心情总是占了多数，这是我对生活始终抱有信心的原因。

陈彦

2013年4月30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