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死要面子
一旦我们正确理解了“面子”的润滑作用，就等于是得到了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这把锁。
在中国，“面子”是大多数人在社会交往中刻意追求的境界，不能仅仅理解为头部前面的那一层薄皮，其含义比我们西方人所能描述的还要深、还要多。
为了理解“面子”的含义，哪怕理解得不完整，我们也必须考虑如下事实：中华民族，有一种强烈的戏剧本能，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几乎可以说是全国性的，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稍为改动，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将自己看作是戏剧中的一个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特定场景之中，像戏中人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西方人看到这种行为，即使不认为荒唐，也觉得多余。中国人是用戏剧术语来进行思考的。每当他要为自己辩护时，即便他面对的只有两三个人，他也像是对着大批民众讲话。他会声嘶力竭地说：“我当着你们的面说。”如果他化解了麻烦，可以自称在赞扬声中“谢幕”；如果这些麻烦继续存在，他就会无法“下台”。你要明白，所有这些事情，永远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形式问题；不是事实的对不对，而是形式的合不合适，与现实毫无干系。如果在适当的时间、环境用另一种方式讲一段声泪俱下的话，那完全就是戏了。我们同样站在大幕后面，就会搅坏世界上所有的戏！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像这样戏剧化的行为，就会有“面子”。如果不是这样做，或者生活化，或者中断表演，就叫丢“面子”。一旦我们正确理解了“面子”的润滑作用，就等于是得到了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人许多重要特性这把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的“面子”，很像南洋岛国的禁忌风俗，具有很强的神秘色彩，让人难以捉摸。“面子”的潜在力量既无可否定，又没有规则可循，只能按照人们约定俗成的常识来替换。中国人在保“面子”时的熟练运作，西方人通常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总是忘记其中戏剧的因素；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一点，中国人与西方人存在异议，很难达成共识。西方人强求原则，希冀这个原则带来成就；中国的“和事佬”在调解一些小村庄居民永无休止的争吵时，需要考虑“面子”的多寡，正如欧洲政客竭尽全力考虑政派力量的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公正，完全只是考虑当事各方的“面子”的摆平。所以，对一个东方人来说，法律裁决的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诉讼的结果，很大比例上要么调解，要么不分胜负，不了了之。
送他人一份厚礼，是给他争“面子”，如果这份礼是某个人送的，受赠者出于清高，那就只能收下一部分，但很少听说全部拒绝的。所以，无论有多少证据，保住“面子”是首要的。许多保“面子”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一只网球丢了，被一个苦力捡到，因为打网球的他比苦力高贵，不愿在苦力手中得到东西，便矢口否认这只网球是他的，他走到丢球的地方，很快“发现”球就在那儿（从他的袖子里滚一只出来），然后说，这就是丢的球。一位女佣把一位客人削铅笔的刀藏在主人房间里，客人喊削铅笔的刀不见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把铅笔刀就在桌布下，她装模作样地把它“找”了出来。一位用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的一把银勺子，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要被扣掉工钱，于是，他提出了辞呈，并故做大方地说：“把工钱留着赔那把银勺子好了，我不要了！”这样，他的“面子”保住了。一个债主知道要不回钱来了，但他还是要到欠债人那儿，严厉地威胁他，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虽然他钱没要回来，“面子”却保住了，以此来保证自己有前车之鉴。一个用人由于失职，一旦得知自己将会被主人解雇，他会故伎重演，然后再主动辞职，以做到有“面子”。
要“面子”甚过性命，这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饭碗可以不要，脸皮却不能不要。我们曾经听说，有一个知县在被砍头时，要求身穿官服赴刑场，作为一种特殊的恩惠，以保全他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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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
这本书大体上很可以说是一幅中国人的逼真写照。
——潘光旦（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
明氏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但在西洋人中没有几个可以与他比拟的，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
——李景汉（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
明恩溥1845年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他是著名学者，牧师和慈善家的后代。父亲和爷爷都是受人尊敬的牧师，母亲是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极具影响力的教牧领袖斯托达家族后裔。1872年，明恩溥与同样醉心于传教事业的新婚妻子。以及大学挚友亨利波特儿被派往中国北方传教。
早在1869年，明恩溥就表示过如果不能到中国传教，将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1872年明恩溥抵达天津，此后，在侨居中国的半个世纪中，有一半时间在中国从事农村布道、医药、慈善和教育事业。1905年明恩溥辞去宣教之职，定居通州，专事写作。“一战”后回美国，1932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去世。
常年深入中国北方传教的经历，使得明恩溥对当时的中国民众生存状况和中国国情都有一个相对全面而客观的了解。他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如《中国的格言与谚语》《中国文化》《中国的农村生活》《骚动中的中国》《今日的中国和美国》等。
明恩溥的代表作当属这本出版于1894年的《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Chinese Characteristics）。1906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见了明恩溥，听取了他的建议，同意退还部分中国“庚子赔款”用于办学。罗斯福总统在阅读过明恩溥关于中国的几本著作之后，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此后很多年，《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都是美国总统的必读书，世界其他各国总统和外交官也争相阅读他的书籍，希望从中寻找有关中国的信息。
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半数“庚子赔款”，共计116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每年派送100名留学生赴美之用，直到赔款退清。清朝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开设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
明恩溥不止是一位来华传教士，更是一位杰出且多产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著作让我们得以通过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看清19世界中国的国情民貌。在这本《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中，他更是详尽地总结了中国人的27条典型特征，为我们生动地描述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人形象。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鲁迅先生极力推荐每个中国人都读一读。
遗憾的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本书的中文版本才得已第一次在国内正式出版。此次我社推出这个全新译本，并将本书纳入“可以触摸的民国”系列，既是为了纪念这位影响近现代中国教育和医疗的外国老人，也是鉴于本书的文本价值仍然值得今日的中国人阅读并思考。
因写作年代的局限以及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今日看来作者对中国人的有些描述并不十分妥当。然而明恩溥能够做到对中国人由衷同情、认真观察、谨慎总结，使得他这本关于中国国民陛的著作的绝大多数观点，在今天读来，仍旧发人深省，作为对中国人的普遍性格的理解具有经典意义。
作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的第一本详尽著作，《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可以触摸的民国）》对后世学人的影响极深，鲁迅、许寿裳、马君武、潘光旦、李景汉等作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都曾给予本书极高的赞誉和认可。
《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可以触摸的民国）》问世已近一百二十年，其文本依然极具阅读价值，百年间拥有多国译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文简体版本更是层出不穷。
作者明恩溥从27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既刻画了中国人的文明与所长，也揭批了中国人的旧习和丑陋。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取材，写作资料多源于自己在中国几十年间的经历和观察。
对比往昔与今日，认识中国人的普遍性格，此书仍不乏真知灼见。
明恩溥的这本《中国人的文明与陋习（可以触摸的民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通俗读物，出版距今已有115年；今天，一些外国人仍将此书作为我们了解中国人的首选读物。中国人已不是百年之前的中国人，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本书总结在27条中国人的特性至今读来仍使人警醒与深省。美国总统罗斯福致信作者：读了本书，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了许多。本书开创了反思中国国民性的先河。鲁迅就此写成《阿Q正传》，并在临终前向国人郑重推荐本书。林语堂的《中国人》明显受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