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风云亲历记》作者张颖少小离家，投入革命洪流，自鲁艺毕业后，被派往国统区，在周恩来身边，先后从事机要工作，及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建国后，又在剧协担任领导职务，熟知文艺界的内情。

《文坛风云亲历记》这部回忆录中，既有对童年生活的追忆，又有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戏剧运动的回顾，还有对周恩来、夏衍、吴祖光、阿甲、金山、孙维世等人的怀念，以及对取得政权后组织内部一些错误——反胡风、反右、“文革”等运动的反思。无论是革命者与国民党之间的投入又机智的斗争，还是执政党内部的残酷又无奈的斗争，张颖都用直笔写了下来，字里行间，饱含着她分明的爱憎和热烈的好恶。

《文坛风云亲历记》作者张颖是大家闺秀，十五岁时，国难当头，她断然从广州奔赴延安，开端革命生活。从延安鲁艺毕业后，十七岁到重庆《新华日报》担负记者，又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尔后长期从事文化工作，与很多文明人士结下了深沉的友情，尽管风云变幻，她作为党内人士，只管有许多灾言之隐，但对被戴了“帽子”的友人素来没疏远过。周恩来、陈毅、郭沫若、田汉、夏衍、老舍、阳翰笙、胡风、吴祖光、曹禺、叶以群、葛一虹、金山、孙维世、舒绣文、白杨、张瑞芳……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从她的笔底流出，同时也对解放后党内的过错进行了反思，廓清了一些问题，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在《文坛风云亲历记》这部著作中，张颖同志记述了她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她所接触或长期共事的政治人物及文化艺术界的许多人和事，内容丰硕，富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文笔流畅，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文学鉴赏性。其中涉及的人物有一大批，首先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有郭沫若、田汉、老舍、夏衍、阳翰笙、胡风、吴祖光、叶以群、陈荒煤、曹禺、陈白尘、张光年、林默涵、葛一虹、金山、孙维世、阿甲、沈西蒙、舒绣文、白杨、秦怡、郑君里、冯乃超、李凌、杨露曦、冯白鲁等等，时间从作者出生到21世纪初叶，跨度越八十多年，可谓风云浩荡，波澜壮阔，读者可以看到一幅历史绘画的斑斓长卷。

序 张颖《文坛风云亲历记》

两所老宅——童年追忆

从延安到重庆

雾重庆的文艺斗争——怀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戏剧运动的看法——在重庆雾李艺术节上的发言

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日子（上）

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日子（下）

南方局文委一文化组初步总结

抗战期间重庆话剧四大名旦之两人

“胡风事件”补遗

吴祖光如何成为右派分子

追忆故友金山和孙维世

难忘的“广州会议”——记周总理、陈毅同志对“广州会议”的领导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上演前后

怀念夏衍

又忆红岩

再返红岩

红岩生活中的一段插曲

阿甲、样板戏《红灯记》

劳动神圣——“五七千校”散记

周恩来总理与“北京人艺”的情缘

后记

郑君里与周恩来相见恨晚

1942年，因为打破了两党政治上的僵局，使重庆文化界重新活跃起来，雾季戏剧演出开了很好的头，音乐界也很有起色。这时南方局文委在恩来同志倡导下，提出要在《新华日报》出版文艺专刊，以团结文化界并提高文艺水平。当时即决定出版“大众音乐”、“木刻战线”和“戏剧研究”三种专刊，都由我具体负责联系稿源和定稿，由总编辑章汉夫直接领导，恩来同志特别提出尽量多利用社会力量，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而且可以使群众文艺更接近专业的水平。所以决定“大众音乐”即由李凌、赵、讽、夏白等负责稿源和编辑，“木刻战线”是王琦、彦涵等负责，“戏剧研究”则主要请名导演、名演员、戏剧理论家郑君里负责。

我和郑君里认识于1940年，他和夫人黄晨住在重庆张家花园抗敌文协的三楼上。有一天，我正好去看望叶以群时，与他俩碰上了，叶以群介绍我们相识。他俩听说我是《新华日报》记者，非常热情地拉我到他们的居室内谈起来，恰巧君里也是广东人，和我同乡并曾先后同学，君里就更高兴了。他当时对共产党了解不多，20世纪30年代时是个唯美主义者，但他对共产党领导抗战非常支持，是《新华日报》热心忠实的读者。

我在他们家时，他俩都谈得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并毫无掩饰地谈他们不信共产主义，但对共产党人十分尊敬，并谈到他们在重庆的抑郁心情：对于国民党不积极抗日很不满意，觉得自己报国无门，空有一腔热血。说起来我算是他的晚辈，但他很想听听共产党人的声音，我也只粗浅地讲了一点大道理。

当天回到曾家岩，我立刻把这一情况向恩来同志汇报，提出希望恩来同志能与郑君里见面详谈。恩来同志对文艺界朋友一直非常关心，也很愿意和文化人交朋友，所以当即同意与郑君里见面，并让尽快约定时间告诉他。

几天后，我约君里到曾家岩五十号和恩来同志见面，就在临江那间小会客室，我带着君里到后，恩来同志即从他的卧室（兼办公室）走来，伸出那只已成残疾的手和君里紧紧相握，君里笑着说：“听说周先生的右手受过伤，还这么有劲哩。”君里可以说是美男子，高个儿，面部也很有广东人的特点，高鼻子大眼，带着点广东口音的国语很易听懂。恩来同志打量着他说：“你真不愧是唯美派的名演员！”两人哈哈大笑。

我看到这样的场面十分高兴；他们像是相见恨晚的样子。我端来两杯清茶就在近门处的小板凳坐下。恩来同志从君里30年代在上海的情况，一直谈到老婆孩子（君里已有一子名大伟）。他们谈得非常投缘，恩来同志很善于在轻松的谈话中了解许多情况，以后我陪他见外国客人也是如此。最后君里诉苦，说他在重庆无所作为，现在他已经不当演员了，而只当导演，而在重庆的导演有不少，他的机会不多，所以心中常常苦闷。恩来同志鼓励他，告诉他有许多事情可做，只要想做就好。恩来同志知道君里喜欢读书，也懂外文，动员他做些戏剧方面的研究工作，说这是提高演剧水平的根本，君里很受鼓舞。

他们说了一整下午，吃了晚饭才离去，临走时，君里又紧紧握着恩来同志的手说：“周公，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呀！”

我一听，君里对周恩来的称呼都变了，成了熟朋友啦（文艺界的朋友如果当面称周先生是比较生疏的客气的称呼，背后称胡公、当面称周公那已是熟朋友了，我们办事处内的同志，有称周副部长，多称周副主席，而我不习惯称官衔，所以我总是称恩来同志）。

我也从此和君里一家成为好朋友，一直持续数十年，而且君里常常找我去商谈他的多种想法和计划。自从和恩来同志长谈以后，他真的变了，十分积极也十分勤奋，他开始翻译当代最受关注的俄罗斯戏剧理论家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理论，并研究该理论如何与中国演剧活动相结合，一年中他编译出一本书《角色的创造》，史氏演剧体系自抗日前曾在上海有过介绍，但比较有系统地研究，郑君里在40年代的这本书，可说是开了先河。

1942年，在《新华日报》出版的戏剧专刊中，我提出了要办成有水平的研究性专刊，因为当时重庆的演出水平已相当高，不能太偏重普及性。除了专刊，报纸还常发表剧评，所以专刊就以研究为主，故名为《戏剧研究》，我还向恩来、徐冰同志说，可以请郑君里来主编，并就我刚学到的一点点认识，介绍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核心。

于是，《戏剧研究》出刊了，而且理论性较强，当时在戏剧爱好者和学生中曾反映过不易懂，却也感到很新鲜，而在戏剧圈中则反响很大，而且引起了讨论和学习。

《新华日报》办的文艺专刊每两周出一期，虽出刊的时间不很长，但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是留下印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在梅园新村继续工作，重庆大多数文艺界人士则返回上海，郑君里夫妇回到上海，我也随《新华日报》到了上海，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出版事宜。因此也还是和许多文艺界朋友往来甚密。郑君里和史东山、孟君谋、张骏祥等人自己组织拍电影。这段时间，郑君里导演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反映了抗日战争中人民的苦难和斗争，这两部电影十分成功。《一江春水向东流》一直演到现在都受到观众的欢迎，成为一部经典的作品，随后他们组织了昆仑电影公司，陆续拍出了不少好影片，郑君里也成了著名导演。

P75-77

张颖《文坛风云亲历记》

屠岸

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张颖同志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戏剧报》常务编委时，她是我的领导和同事。今年2月24日，当年中国剧协的十六位同事为贺张颖同志“米寿”（八十八岁）而聚集在她家中，祝她健康长寿。事先六十九岁的“小妹”刘莲丽同志嘱我写一首贺诗，我遵嘱写好，在这次集会时用我家乡常州吟诵调（常州吟诵已列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吟了这首诗。诗如下：

贺张颖同志米寿

延水清波涤紫尘，英灵风骨铸诗魂。

折冲樽俎思喉舌，臧否氍毹论古今。

永忆慈躬抚弱幼，难忘赤手挡乌云。

白头著述留青史，华诞齐祈北斗尊。虽然是受到刘莲丽的鼓动而写成，但这首诗全发自我的内心。我不赞成也不会写“溢美”之词。张颖同志十五岁即从广东奔至革命摇篮延安，沐浴延河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革命斗争。十七岁从延安被派到重庆，做《新华日报》记者、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在周恩来副主席身边工作，也可称作周恩来秘书。她接触大量文化界的人和事。新中国成立后，从天津市委宣传部调到中国文联下属中国戏剧家协会做戏剧评论和组织领导工作。60年代初调到外交部，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西欧司副司长，后出使加拿大任大使馆政务参赞，又随章文晋大使到美国，作为大使夫人参与外交活动。她为人正义坚强，身经百战，坚贞灵活，绝不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外交斗争中，坚持正义，捍卫原则，扶助弱幼，抗击逆流。她对共事的同志们满怀热情，肝胆相照，对年轻的同志们慈祥和蔼，循循善诱。我这首七律第二句称她“英灵”（犹英才，唐王维有句“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本此），并非过誉。诗中颔联写她的外交活动和主持戏剧评论工作。颈联写她对同志们的关爱和在政治运动及外交斗争中的立场和姿态。第七句指她晚年的著述。她有《外交风云亲历记》、《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等著作问世。现在，这部《文坛风云亲历记》，她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又将出版。

在这部著作中，张颖同志记述了她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她所接触或长期共事的政治人物及文化艺术界的许多人和事，内容丰硕，富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文笔流畅，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文学鉴赏性。其中涉及的人物有一大批，首先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有郭沫若、田汉、老舍、夏衍、阳翰笙、胡风、吴祖光、叶以群、陈荒煤、曹禺、陈白尘、张光年、林默涵、葛一虹、金山、孙维世、阿甲、沈西蒙、舒绣文、白杨、秦怡、郑君里、冯乃超、李凌、杨露曦、冯白鲁等等，时间从作者出生到21世纪初叶，跨度越八十多年，可谓风云浩荡，波澜壮阔，读者可以看到一幅历史绘画的斑斓长卷。

这本书中所写的，都是客观真实的记述，但又不是纯粹的客观，其中蕴含着作者的悲和喜，微笑和眼泪，她的分明的爱憎，热烈的好恶。

这本书中的有些纪事，如关于中共南方局文委的工作，带有工作总结的性质，富于历史认知的价值。书中所述雾重庆的文艺斗争，作者对抗战时期国统区戏剧运动的评述，立场鲜明，立论公允，态度客观，也带有总结性质。有些纪事，对若干历史事件说明真相，纠正误传，起到澄明历史的作用。40年代重庆时期对夏衍剧作《芳草天涯》的批评，张颖认为是“左”的、过火的批判，不利于团结革命作家，不符合党的文艺政策。80年代南京一位作家写的《田汉传》，说1957年吴祖光被划为右派，是田汉一手所为。张颖根据事实和她的判断，予以否定，还田汉一个清白。这些都体现了张颖的公正和胆识，体现了她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

在张颖笔下，许多历史人物出现时，有不少细节描写。如周恩来同志1941年在重庆，有一次他让张颖写一篇评论夏衍剧作《愁城记》演出的文章。她觉得不好写，动笔两三次都没有写成，决定放弃了。恩来同志不高兴了，说了她几旬，张颖感到委屈，转身要走，此时恩来同志一拍桌子，大怒，说：“怎么这样没规矩？这是领导在给你说话呢！”又说：“你有没有组织纪律？任务可以随便不完成吗？……这是责任，今天晚上就写出来，明天见报。”张颖含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反思良久，终于认真写稿。一会儿，她回头见到恩来同志正站在她背后，关心她的情绪，温和地问她写得怎样了。她感动得泪流满面，终于完成了任务。张颖说，事情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她对此事记忆犹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这仅是一个细节，但这个细节却透露出伟人周恩来性格的一个方面，既坚持原则，又重视人情；既严格要求，又慰勉有加。这样，伟人周恩来的形象就立体起来。像这样的细节，不是亲身经历、有切身感受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在张颖笔下，“红岩人”，也就是抗战时期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同志领导和关心下的一群普通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异常具体生动。卢瑾、丁洪、陈志诚等，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工作、爱情、婚姻，叙述得十分详细，富有人情味。曾有人误解，认为革命阵营内没有人情，这是不对的。革命阵营内，也有革命人的人情味。张颖对这些人的记述，充满人情的描写，但紧密结合着那个环境、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如这些年轻人身上体现的革命纪律性和个人情感的矛盾，是时代所特有的。他们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甚至连打蚊子，患疟疾这些细节，都带有那个时代的印痕。这一类纪事，也都具有历史认知的价值。

张颖的一些纪事，涉及历史大案，总结惨痛教训，令人痛定思痛，得出自己的结论。1955年5月开始的反胡风运动中，张颖由组织指定参加清查工作最底层的小组。她写道，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长，反胡风运动领导五人小组成员，五人中还有张光年、刘白羽等）交给张颖任务：翻阅从那些所谓“胡风骨干分子”家中抄来的私人信件和笔记本，要她从中找出反动思想和反革命内容。她心中疑惑，却不能不服从。（1954年9月刚公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这些突然袭击式的抄家，没收个人信件，明显违反宪法！张颖心中疑惑，我想也不排除这一点。）关于绿原这个人，张颖虽未曾见过面，但她知道这位诗人。当年张颖与地下共产党员冯白鲁有单线联系，冯白鲁与绿原是好友，他们一起办《诗垦地》刊物。绿原要求职，注意到“中美合作所”培训班在招生。冯白鲁向张颖反映说，不知“中美合作所”是什么性质的组织，不知能不能去报考或参加。张颖立即告诉冯白鲁：“中美合作所”是个特务组织，千万不能去！她嘱咐冯白鲁，叫他告诉绿原千万不能去！所以绿原根本没有去。张颖在翻阅胡风、绿原的来往信件中，也发现胡风告诫绿原不要去“中美合作所”。但这之后不久，张颖看到上面整理出来的胡风集团第一批材料，其中有一项惊人的内容：说绿原参加过当年国民党办的“中美合作所”培训班，是个美蒋特务！并说绿原是受到胡风的鼓动而去的。张颖大感奇怪，十分激动，立即找到林默涵，说这个结论不符合事实，因为她本人亲历过这件事，可以作证。可是，在听了张颖的陈述几天之后，林默涵对她说：已经把材料送给高层领导，不可能取回来改了，只能如此。张颖哑然。

旋即《人民日报》公布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编者按把绿原定性为“中美合作所”的美蒋特务。白纸黑字，赫然在目！（后来知道这编者按是“御笔”，是“金口玉言”。）

记得1955年肃反运动中，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批示各级干部必须阅读《聊斋志异》中的《胭脂》等篇，以警惕办错案件。1956年浙江的黄源等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改编演出昆剧《十五贯》，来京演出，毛主席看了两遍，对况钟刀下留人，平反冤狱，十分赞赏。毛主席曾指示：在肃反工作中，不放过一个敌人，不冤枉一个好人。这真是英明的决策！

但是，主持反胡风运动中的一些领导人已经明明知道绿原不是美蒋特务，却偏说“不可能取回来改了，只能如此”。这是党的作风吗？这是毛主席指示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吗？

诗人绿原入狱七年，蒙冤二十五年！

我曾经以为掌握反胡风运动的领导人事先误解了胡风与绿原的来往信件，是判断错误。现在明白了，不是。（而且，他们把所谓“密信”任意摘录，掐头去尾，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张颖以亲身经历，揭出了这个事实，其分量有千斤之重！

多么沉重的历史，多么深痛的教训！

总的说来，这部《文坛风云亲历记》，是史实，是文学。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史实，独一无二的文学。为什么说是“独一无二”？因为是“亲历”。“亲历”，无人可替代。也正因此，它就特别珍贵，特别值得一读，特别值得收藏。读者可以从中收获的，不仅是多方的见闻、丰富的知识，而且可以得到多少历史的教训，多少人生的启示！

2010年4月2日

这本册子也不是一气写成的，差不多经过将近两年时间不断集成。许多篇文章都是应重庆《红岩春秋》之约，写些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斗争故事，因为我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文艺统战方面的，所以写得比较多一些。我想为了留下那段历史的足迹，也应该写出当时特殊环境下的大背景。同时有不少年轻的读者对当时在那种环境下是如何工作和生活的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也写了一些当时的生活，包括我们一批从延安调到重庆的青年人的思想和感情生活。“丁洪的故事”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这个故事完全真实，看来像是个例，但也相当典型，在进步青年甚至共产党员中也绝非仅有，故事反映了年轻党员的脆弱面、也可以说是落后面，但也反映了我们党在领导方面的一些错误做法。对于后来人了解当时的大背景和党内小环境，都可以留下来作为经验和参考。

参加工作几十年，在半个多世纪这不算短暂的时光里我到底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年近九旬，在我头脑还清醒的日子，应该作些思考。有一个时期，社会的大环境确实比较特殊，尤其是文艺界，总有那么一批人，借着所谓阶级斗争，整垮别人，达到自己夺取领导权的目的，这种现象即使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仍然存在。这使我感到难以理解：在我毫无过失的情况下，居然可以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这是具体某部门共产党组织的耻辱，而这种经验教训是应该记取的，这是共产党的先进性和严肃性的保证。

我们党中央全会提出了创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这才使全国人民心中充满阳光和勇气，我们国家必能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张颖2008年11月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