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稳社，l968年生，陕西周至人。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中共周至县委政策研究室。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作协理事、签约作家。

《彼岸的芦苇》是西安市签约作家资助出版丛书之一。本书收录了文学与音乐的双翅共振——余华的散文随笔创作、灵魂朝圣与精神历险——读史铁生《病隙碎笔》、文学经典的别样解读——读书笔记集《残雪散文》读后、艺术殿堂的人文之旅——读“名家漫步艺术殿堂”丛书、回归文学研究的诗性本质——读曹文轩的理论专著《小说门》、繁华落尽见真纯——读周一良自传《毕竟是书生》等。

西安文学，源远流长，不论是风、雅、颂，还是汉赋、唐诗，无不在历史的年轮上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流传下无数优美动听的传说，一次次登上时代的潮头浪尖，树立起大时代的精神标杆。

播种是艰辛的，收获是喜悦的。春华秋实，一年的时间过去，我们收获了第一批的五部作品，它们是赵丰的《孤独无疆》、国稳社的《彼岸的芦苇》、刘牧之的《拓跋树娥》、曹军华的《朱雀门下》、蒋书蓱的《河流传说》。本书为《彼岸的芦苇》，由国稳社、吴克敏编著。

书与人

文学与音乐的双翅共振

——余华的散文随笔创作

灵魂朝圣与精神历险

——读史铁生《病隙碎笔》

文学经典的别样解读

——读书笔记集《残雪散文》读后

艺术殿堂的人文之旅

——读“名家漫步艺术殿堂”丛书

回归文学研究的诗性本质

——读曹文轩的理论专著《小说门》

繁华落尽见真纯

——读周一良自传《毕竟是书生》

快乐地成长和成长的快乐

——读《教育无痕——一位中国妈妈的教育感悟》

稚嫩却蓬勃的思想芦苇

——读余杰随笔集《老鼠爱大米》

亲情的挽歌苦难的忧思

——读《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

清通雅致的书话小品

——唐弢与书话写作

名士风范书生情怀

——读《郁达夫日记》

知识分子的文化阁楼

——读沈昌文随笔集《阁楼人语》

心理分析的“乐曲流”

——耶利内克的小说创作

秦之声

叶广芩：周山至水的文学志愿者

——对作家挂职制的专题研究和文化思考

情绪·情感·情调·情境

——读叶广芩家族文化系列小说

“像大山一样思考”

——读长篇生态文化札记《老县城》

水的诗学

——长篇历史小说《圣哲老子》意象解读

身份政治语境下的乡村叙事

——评何群仓长篇小说《路上有狼》

生死绝恋中的人性悲歌

——关于《路上有狼》的文本细读

文体创新中的思想之旅

——读赵丰散文集《秋天备忘录》

序与跋

蝴蝶风筝飞舞时

——序张芳红《花开的声音》

看看，他来了

——序《肖平油画选》

牧歌与梦呓

——何俊锋散文集《故乡听雨》

生活的歌者

——惠智勇诗集《峡谷履痕》

有心人的私家叙事

——李志健《人生履痕》

编与读

稿边絮语

——《周至文艺》编辑手记

边看边想

——《金周至》文化副刊专栏

凝聚核心作者做强品牌内刊

——点评《周至史志通讯》

疏离状态下的纯正与苦涩

——关于李明涛及其散文

谁解枯蓬胜艳葩

——肖平“残荷”系列油画读后记

再现语文之美

——关于景卫平的散文

无物之阵中的生存困境

——评赵永武短篇小说《离婚女人安小雅》

听与说

精神成人与心灵显影

——在周至县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周至，文化人是有福的

——在全县文艺文化成果奖颁奖仪式上代表获奖

者所作的发言

向叶广芩这样的作家学习什么？

——在中国作协调研叶广芩挂职座谈会上的发言

附编

清静之音张兴海

勇气可嘉何群仓

林子外的一棵树王超

语言的舞者 梁库望

文章故人情 景卫平

前赴的姿势李明涛

从评论中来到评论里去张攀峰

后记

灵魂朝圣与精神历险

——读史铁生《病隙碎笔》

真正的写作，是执拗的追寻而非潇洒的制作，是暗夜的眼晴而非白昼的规则；它关注的不是确定性而是可能性，它展示的不是结局之“点”而是过程之“线”；它是各种学问之外的一片浩瀚无边的存在，故土一样亲切，异地一般惊奇，轻松自由而又给人以昭示。荣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的人生笔记《病隙碎笔》，就是这样的写作。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近年来，他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不同凡响的实绩，不仅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纵向比较甚至超过了其早期的小说创作水平(他原本是以小说名世的)。《病隙碎笔》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散文”。从文体形态上看，无拘无束、如烟如雾，散漫不羁、自在飘逸，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写作路径；没有刻意的“文以载道”，不见人为的经营雕痕，却最是逼近思想的质地、灵魂的本色和心像的原生态，丝丝缕缕、氤氤氲氲，甚至连一条贯穿的线索都不要。这些思想的碎片，很难归入哪个纯粹的“类”上去。从写作策略的层面看，它对当下的散文，尤其是报纸副刊上那些不痛不瘁、可有可无的写作，是一种有力的冲击、反动和颠覆。

作为2002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史铁生的这本散文集一如既往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限制与超越、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整体与部分、现实与理想、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以追问的形式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他“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诚如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授奖词》所言：“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那么，追问的实质何在？它“是有限铺向无限的路，是神之无限对人之有限的召唤，是人之有限对神之无限的皈依”。不懈的精神求索，其价值又是什么？他说：“从这样不息的询问之中，才能听见神说；从这样代代流传的言说之中，才能时时提醒着人回首生命的初始之地，回望那天赋事实(第一推动或绝对开端)所给定的人智绝地。”(238页)在自己的内心诗意地栖居者，追问就是他的生命所在、活力所系。

本书的写作，是作者艺术观的生动实践。作者认为，散文的定义不好从正面解释，从反面切入倒易于把握，因为这种文体“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定论之外。在白昼筹谋已定的种种规则笼罩不到的地方，若仍飘泊着一些无家可归的思绪，那大半就是散文了——写出来是，不写出来也是……它从不停留，惟行走是其家园”(60页)。这样宽泛而阔大的见解，显出了传统散文观的狭隘、局促和小器。相对于正儿八经、需要公认的学问，写作“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63页)。他希望写作“只是怀疑者的怀疑、寻觅者的寻觅，虽然也要借助种种技巧、语言和形式”(89页)。“写作可以跟文学不一样，不必拿种种成习去勉强它。”(90页)在史铁生的心中，写作是固有的文学之外的东西，是灵魂遭遇的迷茫，是迫于社会美德的围困而去偷看那被隐藏的心魂，它提醒着人的孤独，呼唤着人的敞开。作者还认为：“艺术，原是要在按部就班的实际中开出虚幻、开辟异在、开通自由，技法虽属重要但根本的期待是心魂的可能性……一旦艺术，都是要开放遐想与神游，且不宜搭乘已有的专线。”(100页)总之，在作者的观念里，艺术与规制是一对天敌，艺术的佳境在于自由散漫。作者借助艺术来阐发肉身之局限与心魂之永恒，认为艺术是完成超越的载体，是实现恒久的契机，是达到爱愿的中介，是飞翔的翅翼，是超度的天梯，是朝圣的征途，是精神的历险。

除了文学艺术，作者把笔触延伸到人类精神范畴的几乎所有领域，进行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求索。像一位虔诚的哲僧，史铁生对宗教、信仰、神性、爱情等人生命题加以追根究底、探本溯源式的诘问，使文字具有了形而上的色彩，以至于阅读中时或令人感到抽象和虚玄。如论神时说：“神，乃有限此岸向着无限彼岸的眺望，乃相对价值向着绝对之善的投奔，乃孤苦的个人对广博之爱的渴盼与祈祷。”(157页)他对精神与灵魂的区别自有独到的体认：“精神只是一种能力。而灵魂，是指这能力或有或没有的一种方向，一种辽阔无边的牵挂，一种并不限于一己的由衷的祈祷。”(158页)他把人类之爱分为性爱、情爱、怜爱、博爱、仁爱等不同的价值层次，讨论其有限与无限、存在与超越、相对与绝对。(176页)他论爱之异在：“一切爱恋与爱愿，都是因异而生的。异是隔离，爱便是要冲破这隔离；异又是禁地，是诱惑，爱于是有着激情；异还可能是弃地，是险境，爱所以温柔并勇猛。”认为“异，不是要强调隔离与敌视，而是在呼唤沟通与爱恋”(180页)。文中的理念，都服从于审美判断，与道德伦理无涉。“柔弱很可能美于坚强，痛苦很可能美于达观。爱情不是出于大脑的明智，而是出于灵魂的牵挂；不是肉身的捕捉或替换，而是灵魂的漫展和相遇。”作者从文学——仅仅只从文学本身——的视角出发，对流行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作了极力的疏离和背弃，真正回到了文学写作的本体。有些论断几近于忏悔、无异于祷词。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使其文字具有一种独立的批判意识：“中国人特别地喜欢顺其自然、淡泊无为，视自然为心性的依归。但那异于自然的情感呢，就比较地抑制；异于自然的精神呢，就比较地枯疏。所以中国人的养身之道特别发达，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就不大顽固。”(224页）P11-13

中国是一个文学的泱泱大国，西安的文学又有着得天独厚的漫长的历史传统。作为中国曾经的十三个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集天地之大成，汇五湖四海之文化思想于一炉，铸造出了辉煌灿烂数千年的文学精品，成为中西方文学家和思想家膜拜的圣地。

西安文学，源远流长，不论是风、雅、颂，还是汉赋、唐诗，无不在历史的年轮上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流传下无数优美动听的传说，一次次登上时代的潮头浪尖，树立起大时代的精神标杆。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建国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迅猛，各种思潮蓬勃涌现，而以柳青、杜鹏程、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著名作家，以西安为中心，创作了大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坛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涌动，引起了极大的注目和赞誉。

今年是2011年，新中国己过一个甲子，文学伴随着文明的进步成长成熟，迎来一个全新的信息化、网络化时代，但也面对着更加复杂多变的思想维度和社会切面，如何把握当下，引导社会思潮的健康发展和整合融合，成为新一代作家担负的责任和义务。

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落实市委“出人才、出精品”的指示，切实改变西安文学队伍后继乏人、精品力作不多的创作现状，在西安市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下，西安市文联、西安市作协首届签约16名中青年作家。以期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呵护蓓蕾幼芽的成长，激励、引导和支持中青年作家积极创作，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并资助其出版，为他们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铺路搭桥。

播种是艰辛的，收获是喜悦的。春华秋实，一年的时间过去，我们收获了第一批的五部作品，它们是赵丰的《孤独无疆》、国稳社的《彼岸的芦苇》、刘牧之的《拓跋树娥》、曹军华的《朱雀门下》、蒋书蓱的《河流传说》。

作品出版后，我们还将举办作品研讨及宣传推介会，邀请知名作家、评论家参加，通过相互的交流探讨，不断提高作家们创作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我们将联合相关刊物和媒体进行报道，以期扩大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影响力。

在此，给予本次结集出版的作家以及作品以美好的祝愿，并希望后继者努力前行，再创西安文学创作新高潮。

是以为记。

这是我的第一本批评文集。从2003年正式发表作品至今，我己写了九个年头，接近“十年磨一剑”了。如果说它指称的是精品意识，那么对我而言同时还指涉了一个毋庸辩解的客观事实：疏懒与怠惰——写得实在太少了，到了令人汗颜的地步。

中学时代的影评文字，尽管屡获全市大奖，我仍然把它们排除在外。因为在我看来，那只能算优秀作文，不具备成人文章的品相和质地。然而，当镇上的文化专干将替我从青少年宫代领的获奖证书亲手送到师大中文系的教室时，我不得不认同一个事实：电影评论是我文学写作的萌芽，尤其是我从事文艺评论的火种。而那时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

岁月的力量重塑了许多东西，却不曾枯萎这萌芽，未能熄灭这火种。这对我个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大的奇迹性事件——它对一个人的忍耐性、可塑性、柔韧度、免疫力，是一次全方位的考验与挑战。当然，细想起来也不奇怪，世事的变幻、时光的流转，改变的只是外部事物的表层结构；而有些东西、特别是内在的基质，是不会轻易随风而逝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其实都潜藏着这样的奇迹；只不过，意识的唤醒，常常需要借助一些契机，有赖于一些中介。

批评文体的操练，就是我的“中介”；评论文集的出版，就是我的“契机”。它时常提醒我，给我以持续的忠告，从而使我能够在漫长的跑道上不至于泄气，与时不时冒头的“不想写下去了”的消极意识作不懈的斗争。

随笔，是表达思想的至佳武器；论文，是彰显学理的最好途径。那么，能否在二者之间实现有机的整合，从而走一条折中调和的中间道路？在我看来，思想、学问、文采三者俱备，才是我心目中的好文章。因为，思想使学问有了理想的方向和目标，学问使思想有了坚实的支撑和依托，而富于才情的文笔则使文章行之能远。这本文集，就是我努力的初步成果——柔性论文、读书随笔或思想札记。

观念层面的超越性和行文方式的艺术性，是我日常阅读的选择尺度。因此，我把这本书命名为“彼岸的芦苇”，其中暗含着一种自我期许，它使我联想到一系列二元事物及其产生的张力：尘世是此在，天堂是彼岸；肉身属于此在，灵魂属于彼岸；现实归于此在，理想归于彼岸；沉淀若为此在，升华便是彼岸……而芦苇，是我一向钟爱的，它不仅是湿地上的实物，更是一种思想符码和审美意象。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诗意的栖居，少不了芦苇的映衬；人，由于思想的功能，从而使这一脆弱如芦苇的物种具备了特有的高贵与尊严。

在结构上，本书的六辑是相对的。其中，“书与人”是作家作品论；“秦之声”其实也是，只是为突出陕西文学的地域性而从“书与人”中独立出来而已；“编与读”和“听与说”两辑，是介入地方文化建设留下的雪泥鸿爪，虽然“层级不高”(刊发于县级报刊)，但重要性却是我最看重的，体现出笔者与所处小环境之间的零距互动，言说的修辞性更浅淡直白，写作的工艺性更简约单纯，话语方式也更不绕弯子，因此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表达也便显得更为直截了当；“几人谈”在体例上属于“附录”，它是文友师恩的纪念性呈示，它使我重温了往日那围坐倾谈的欢乐和精神对流的愉悦。

仅以这稚嫩青涩的处女作，献给我爱和爱我的人们：一是专家。中国作协全委、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雷涛先生当面勉励我，要保持来自基层的独特视角和鲜活灵感，扬长避短、评出特色；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西安市作协副主席杨乐生先生亲口对我说，不必过于拘谨，还可以更洒脱一些，放开了写；陕西文学院院长、文学评论家常智奇先生跟我多次长谈，这种专业上从容的砥砺和互动，开阔了我的思维，坚定了我的信念；《小说评论》副主编、白鹿书院副院长邢小利先生不惜版面，几次在《秦岭》学刊全文刊发我篇幅较长的论文，提携后进，不遗余力；还有那些远在北京、上海、南京、石家庄等全国各地知名报刊的编辑，尽管素未谋面，甚至不识男女，但他们的慷慨到了破格的程度，令我坚信这个世间还有真正温暖人心的曙光。二要感谢家人。父母“耕读传家”的传统理念，在这浮尘满天的世界上，给我提供了心灵的绿荫和清凉的微雨；妻子勤俭持家的辛苦操劳，为我抵挡了许多俗务缠身的烦恼。三要感谢单位。领导的明智豁达，同事的宽厚包容，下属的无私帮助(尤其是王晨小弟的后期制作)，共同催生了书稿的最终面世。

谢谢！正是你们创设的人际环境，使我由衷地感到日常的平淡、充实和幸福；那种自由、宽松而融洽的氛围，让我在体制的夹缝中难得地体察到了人间的暖意和生命的温馨。

作者于2011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