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鸟文学年选”将目光锁住纯文学的佳作精品,以其独具的民间视野,爬梳整理着文学的年度精品。它恪守纯文学阵地,坚持编选的民间视角,逐年梳理。逐年集粹,自成风格。
选本在传统阅读的基础上,打开了文学的多元生存空间,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它更多的是参与其中,而不是以客观审视或居高临下的姿态亲近现实,它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因此,这套选本不奇异、不乖张、不空蒙、不小资,平实、亲切、生活、现场,就是它的特点。
林建法主编的《2011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出比它本身广阔得多、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
《2011中国最佳短篇小说》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林建法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将发表于2011年1-12月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2011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偏重呈现贴近现实生活的世情、世态。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哪年夏天在海边
范小青
去年夏天在海边我和何丽云一见钟情相爱了。
我们算是同事,又不算同事。我们都供职于一家大型国企,从这一点说,我们是同事。但是国企的总部在北京,我们不在北京,而在各自不同省份的分公司,这么说起来,我们又不是同事。在去年夏天到海边之前,我们根本就不认识,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但我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是各自公司里的精英、佼佼者,要不然,我们就不可能享受总部分配给每个分公司的海边休假的待遇。
就这样,去年夏天,我们在海边相遇了。
其他诸省分公司的人,明明将我们的事情看在眼里,但他们不会说三道四,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有素质的人,更何况,也许他们自己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呢。毕竟谁都无法否认,夏天、海边、休假,这是催生婚外情的最合适的因素呵。
我们如胶似漆地度过了这个假期,但是我们心里明白,只有这十天时间是属于我们的,十天以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从此天各一方,很可能一辈子都不再见面。这是我们相爱的前提。因为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都有优秀的配偶和孩子,都有体面的光鲜的家庭和事业。我们都不会因为一次露水情而毁了自己艰辛打拼多年才得到的一切。
可是,许多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到了分手的前夜,我们才发现,我们已经无法分手了。我们又不是机器人,可以随意开关。机器人有时还不听指挥呢。
那天晚上,我们静静地躺着,何丽云给我说了一个故事,是她的妈妈讲给她听的。有一位女子,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每年秋天到远离家乡的一个小镇的小旅馆,和情人相会三天,然后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一年中没有任何联系,明年再来。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她老去。老年的她,仍然每年去那个小镇,他也同样。直到有一年,他没有再来。她并没有去打听他的情况,仍然每年都去,像从前一样度过每年完全属于自己的三天。
说了这个故事后,她沉默了,我也沉默了。最后我问她,是你妈妈的故事吗?她说不是,是她妈妈读过的一个外国小说。
于是我们决定,照着别人的小说展开自己的故事。
为了等待明年的这一天,为了不影响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一起删除了对方的所有联系方式,手机号码、单位电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等。也就是说,在明年的这一天之前,我找不到她,她也找不到我。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就是这一天。
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利。订机票,打的三折;出发去机场,一路畅通,好像今天红灯全部关闭,绿灯全部为我开放了;飞行过程也很好,没遇上什么气流,飞机不颠簸,机上的午餐也比以往可口;下飞机打车到宾馆,司机开得又稳又快,据他自己说,只用了平时一半的时间。
虽然时隔一年,但我记忆犹新,熟门熟路到总台,事先预订了房间,不会有问题,我想要入住517房,给我的就是517房。
拿到钥匙后,我没有急着去房间,在总台前稍站了一会儿后,然后忍不住问了一下,515有没有客人入住。
值班员到电脑上一查,冲我笑了一笑说,入住了。
我脸上一热,好像她知道我的来意,知道517和515的故事。
其实是不可能的,那是在我自己心底里埋了一年的秘密。
我没有再打听515房间的情况。
上电梯,过走廊,进房间,放下简单的行李,我去卫生间刮胡子,其实出门时已经刮过胡子,我又重新刮了一下,洗了脸,换了衣服。
这是去年夏天来海边时穿的衣服,这一年中,我都没有再穿它,小心地将它叠放在衣橱里,一直到今天出门来海边。
一切的准备,在无声的激动中完成了,我按捺住心情,走出517,过去按了515的门铃。
无声无息,门却迅速地打开了,和我的脸色一样,开门的女士一脸的惊喜,但也就是在这一瞬间里,我们俩的脸色都变了。
她不是何丽云。
很明显,我也不是她正在焦急等候的那个人,一眼看清了我的模样后,她的笑容顿时凝冻住了,眼睛里尽是失望和落寞。
说实在的,我被她的眼神伤着了,我知道,其实我的眼神也一样伤着了她。我有点尴尬,赶紧往后退了一步,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敲错门了。
女士礼貌地点了点头,也往后退了一步,关上门。
我回到自己房间,心思一时无处着落,阳台的门敞开着,微风吹进屋来,阳台上有藤椅,我想坐到阳台上去,可是我的阳台和515的阳台是连在一起的,中间只有一道矮矮的隔栏,如果515那位女士也上阳台,我们就会碰见。
我不想碰见她,所以没有上阳台,只是到靠近阳台的沙发上坐下,点了一支烟,望着远处的大海,慢慢沉静下来。
515住的不是何丽云,并不意味着何丽云就不来了。我有一个星期的假期,我有耐心等她,也有信心等她。
在苦苦守候的一年中,我们双方音讯全无。我有好多次想打听她的消息,最终还是忍住了。她也和我一样,严守诺言,始终没来找我,我们一起用自己的努力工作,等待着今年的这一天。
今年是我们的头一个年头,我相信她会来。
我特意提前一点到餐厅,去预订去年我们常坐的那个位子,结果发现,住在515房间的女士已经先占了那个座,我犹豫了一下,没好意思提出换座,挑了旁边的一个双人座。
看得出来,她也在等人。
用餐的人渐渐多起来,不一会儿餐厅就满员了,有人站在那里到处张望找位子,服务生忙碌地穿梭着,四处打量,看到我和515那位女士的双人座上都空着一个位子,过来和我们商量,想请我们合并为一桌。
我们不约而同说,不行,这个位子有人。
我们像是相约好了似的,继续等待,又像是约好了似的,一直都没有等到。服务生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始终彬彬有礼,一点也没有不耐烦,最后倒是我不好意思了,只得招呼服务生点菜。
我点了何丽云最喜欢的海鲜套餐,这期间,我下意识地瞥了515那位女士一眼,发现她也在点餐了,她点的是牛肉套餐。
牛肉套餐是我最喜欢的。
她也和我一样,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和我一样,喜欢牛肉套餐。
我们都点了别人喜欢的菜,但是喜欢吃这道菜的人,最终也没有来。
我吃掉了为何丽云点的晚餐后,有些落寞地到海滩去散步,又遇见了515的女士,也是一个人在散步。
两个人的行动如出一辙。
既然躲不开,我上前和她打个招呼,她也落落大方,朝我笑了笑,说,我们住隔壁。我说,我姓曾,叫曾见一。她说,我姓林,叫林秀。
和和气气的,我们擦肩而过了。
虽然心怀失落,却是一夜无梦,早晨醒来的时候,更有些沮丧,心想,竟然连个梦也不给,够小气的。
P1-3
2011年:媒体新变和短篇小说的可能
何平
一
文学年选和年评的工作年年有人做,这种考量选家识见的工作能不能站得住脚有的不是当时就能看出来的。好的选本肯定要考虑入选作品的代表性。从整个201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拣选出这些作品,至少在入选作品来源的媒体样态,作家的代际、性别、民族、地域身份以及文本的类型、格调、题材和技术等方面,是一个想象性年度文学版图的再建构。即便如此,遗珠之憾当然难免。但好的选家是不会在一城一地得失上锱铢必较,要知道求全的结果往往会自缚手脚且使自己的尺度变得暧昧不明。一个好的文学选本应该有自己的立场、意见和准则,应该学会抓大放小,抓住文学进程中那些头头脑脑筋筋络络,让每一篇入选的作品都成为独立判断之后所建构的整体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就短篇小说这个文类和“2011”这一年而言,一个好的选本必须回答:在这个规定的时区内,除了参与期间作家在数量上的累积,为短篇小说的文类生长做了什么?在守常与趋变方面有了些什么新作为?这当然最好能拿作家在这一年的作品来说话。但问题是,从长时段的文学史来看,它绝不会宽待某一种文类,像《狂人日记》、《洼地上的战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伤痕》、《班主任》、《受戒》、《桑园留念》等等和某一个年份的对应及证明关系并不是每年都会发生的。而且这种对应和证明往往是追认性的。因此。我们不能保证在未来的文学史中2011年的某篇或某些短篇小说就能够在该年度获得一种“史”的意义。
如果我们不囿于文本呢?某一文类的源流、迁变其实联系着更广阔和复杂的文学制度。就像有论者在论及短篇小说这个新文类晚清的现代起源时所指出的:“在《时报》的文类格局中,‘短篇小说’是与‘报纸’作为新式印刷媒体而同步兴起的,它不是从既有的‘小说’文类中分离出来的次级文类,与‘时评’一样,也是趋向于‘意旨论说之时代’里的新媒体的‘创造’。……长篇的白话小说因为延续着传统的文类成规,其文本中所呈现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听一说’模式不易打破,但这种几乎被新式传媒所‘召唤’出来的‘短篇小说’,则很有可能在与现代‘报纸’所共享的新的阅读制度中,改变读者对其功能乃至形式的想象。……近代报纸所召唤的读者公众以及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的特殊关系,必然影响到共享这一阅读制度的‘小说’。”这里其实揭示了现代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新兴文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作者、读者和报纸等大众新媒体共同构成的生产和消费的开放场域里。正是这样的场域塑造了短篇小说“在场”、“介入现实”以及以普通读者为假想潜在读者的文类特征。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上看,相当长的时间里。短篇小说是与报纸和新闻、政论、文化、都市时尚读物的非文学文类镶嵌、并置和共生在一起的,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就发表于新文化刊物《新青年》,它当然地和同样发表于《新青年》的那些谈论新旧文化之别的东西文学高下的言论构成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甚至在《小说月报》、《现代》等等专门的文学刊物出现以后,短篇小说,当然也包括其他文学文类,仍然栖身于《新月》等政论、文化刊物,仍然和普通大众阅读的报纸纠缠在一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民国重要报纸几乎都有着同样有名的文学副刊,而上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作家”更是和《良友画报》有着深厚的溯源。栖身和纠缠的结果使得短篇小说成为一种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的文类。这是我们应该意识到的一个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重要传统。现代短篇小说,甚至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文学在普通大众传媒的扎根史。有人说,短篇小说是有力量的文类。“拿对现实的介入和社会的发言来说,好的短篇小说还是有力量的。恰恰因为它,它的力量才显得尖锐,更具有穿透性。与中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的力量不是压力,是压强。它像一枚钉子,一下子就穿透现实,并楔入现实内部去了。……短篇小说的力量,还在于它的快捷。……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对现实生活作出快速反应,它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刘庆邦这段话不是专门针对短篇小说和现代大众传媒的双生双栖来说的。但如果我们明乎短篇小说和现代大众传媒之间的这段前史,自然可以从另一方面佐证短篇小说力量的来源。所以,沈从文在上世纪40年代总结现代短篇小说发展时说:“有个读者传统习惯,来接受作品,同时刺激鼓励优秀作品产生。”
文学刊物彻底的“纯文学化”是1949年之后的事,短篇小说从普通的大众传媒“拔根”,龟缩到狭隘的“文学刊物”则是很近的事。至少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不是这样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是:“凡是《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省地两级报纸发表或转载了的短篇,就在农村读者中发生了影响,这篇作品就流传开了。”就像大家所熟悉的新时期之初《伤痕》这样有影响的小说也是首发在《文汇报》这样的非专门性文学报刊上的。从我现在查阅到的资料看,短篇小说退出普通大众传媒,特别是报纸副刊,独占文学的山头,是70年代末大量文学期刊创刊和复刊之后的事。体制较长的短篇小说成为了文学期刊的专营,报纸副刊只负责栽种些“小散文”和“小小说”的花花草草。这以后,好像只有《羊城晚报》的“花地”还坚持着发表短篇小说的传统,但时至今日也只剩下周一的“小小说”版,像曾经的尤凤伟、麦家、刘心武、鬼子、荆歌、阿成、戴来等名家荟萃的盛景早已一去不返。值得一提的是,短篇小说和报纸副刊的生栖传统在港台地区一直延续下来了,比如台湾《联合报》“联合副刊”之“当代小说特区”就经常发表体制比较大的短篇小说,有时甚至动用两三期的整版发表一篇短篇小说。这种铺张的手笔在大陆报纸,现在恐怕只有《南方周末》偶尔为之,比如贾平凹的《一块土地》、刀尔登的《希里花斯》等就发表在《南方周末》的“写作版”。鲁迅在总结现代短篇小说繁荣的原因时认为:“在现在的环境中,人们忙于生活,无暇来看长篇,自然也是短篇小说的繁生的很大原因之一。”这样一个判断的基本前提应该建立在短篇小说作为普通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而存在。今天我们在讨论短篇小说的衰落往往归咎于其不能给作者带来较之长篇小说丰厚的经济效益,而恰恰忽视了短篇小说的没落更是因为它只能借助作品集、文学期刊被有限度地接受,而不能通过大众传媒直接进入更广泛的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
……
转年就是2012年了。70年前沈从文就预言:“若讨论到‘短篇小说’的前途时,我们会觉得它似乎是无什么‘出路’的。他的光荣差不多已经变成为‘过去’了。它将不如长篇小说,不如戏剧,甚至于不如杂文热闹。”但沈从文接着又说:“它的转机即是因为是‘无出路’。……短篇小说的写作,虽表面上与一般文学作品情形相差不多,作者的兴趣或信仰,却已和别的作者不相同了。支持一个作者的信心,除了初期写作,可望从‘读者爱好’增加他一点愉快,从事此道十年八年后,尚能继续下去的,作者那个‘创造的心’,就必得从另外找个根据。很可能从外面刺激凌轹,转成为自内而发的趋势。作者产生作品那点‘动力’,和对于作品的态度,都慢慢的会从普通‘成功’转为自我完成,从‘附会政策’,转为‘说明人生’。”因此,文学新媒体的变身固然给短篇小说的发展带来新机,但更重要的是当短篇小说的写作需要对作家耐心、定力、想象力、创造力进行考验,我们的作家准备好了吗?
2011年11月,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