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纵横驰骋,说不完的壮怀激烈,道不尽的叱咤风云。握一把历史的刻刀,雕琢出岁月流逝的痕迹,遗留下故国永恒的记忆。在权力、物质、欲望和人性的集中碰撞之地——权谋场中,权力角逐的惊心动魄,良知、责任和济世情怀,如何平衡?把事情做得不同凡响,成功登顶,如何借势、造势?过人的领导智慧,圆熟的管理艺术,如何拥有?
“领导干部读史”系列丛书,立足真相,不避讳崇高,不躲闪卑劣。把权谋人物放到复杂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立体展现,着重在细腻的权力斗争情节中,表现其性格、命运、心态及处世法则,塑造鲜明、真实的人物形象。本书为《秦始皇赢政全传》,由李金水等编著。
《秦始皇嬴政全传》由李金水等编著。
《秦始皇嬴政全传》内容简介:秦始皇是一个史诗般的理想主义英雄。在秦始皇波澜壮阔的一生中,仅仅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世界的东方塑造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在其后两千多年的时间内,一直是当时世界上发达的国家之一。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秦始皇深刻地影响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始皇无愧于“千古一帝”的盛誉,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帝王之一。
第一节霸王之胄
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收录了一个传说,打开了秦国家族的发展史:秦国的先人,最早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颛顼帝。
颛顼帝有个嫡孙女名叫女修。一日,女修正在碧蓝的天宇下、翠绿的草地上,淋浴着和煦的阳光,深吸着甘甜的空气,快乐地织着布。一群黑色的燕子,啾啾呜叫,展翅低飞,追逐嬉戏,其乐融融。
群燕飞越女修头顶,“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史记·秦本纪》)这位大业娶少典之女名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史记·秦本纪》)。
禹的时代,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时洪水滔滔,漂溺人民,禹承父志,治理洪水。大禹治水,兢兢业业,劳身苦心,腿毛蜕尽,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苦尽甘来,终于大功告成。
舜帝论功行赏,“帝赐玄圭”。禹受赏而启奏:“这么伟大的赫赫功绩,不是我一个人可能为的,要不是有大费辅佐和帮助,我是肯定不能完成的,所以说大费功不可没!”舜帝很高兴,赏赐大费一面“皂游”——带黑色飘带的旗帜,秦人视之为无上荣光;又赏赐大费一位姚姓的玉女为妻。
大费拜受,从此以后辅佐舜驯养鸟兽。大费从祖上继承下来的驯养鸟兽的丰富经验,使得他的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珍禽异兽都被他驯养得十分恭顺,舜帝大喜,赐其姓为“赢”。于是秦人的祖先,从此有了一个姓。大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廉,一个叫若木。他们的子孙,有时居住在中原地区,有时居住在夷狄地区。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夏桀时期。桀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虐杀忠良。苛待百姓,激起天怨人怒。商族首领汤举行起义,秦人的祖先、大费的子孙费昌反夏投商,加入了起义大军。费昌有出色的驯马经验,惊人的驾车技术,很快成了商汤驾车御者。在夏与商胜负的大决战中,费昌立下赫赫战功。从此,秦人的祖先受到商王朝的高度重视。殷商之世,赢姓一直是显贵家族。
费昌的子孙蜚廉,子承父职,成为镇守西戎、封疆西陲的守边大臣。蜚廉极善行走,是否像《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不得而知,但是在古代善走可是一件了不得的本领。蜚廉之子叫恶来,孔武有力,凶猛非常。这是秦人祖先在殷商时代最为辉煌的时期。
物极必反,祸福同门。秦人祖先费昌看准机会反夏助商,在改朝换代的斗争中,站对了位置,秦人兴起。而今秦人的祖先蜚廉与恶来又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因为这时殷商出了一个暴君纣。这一次,秦人却站错了位置。
纣王宠幸妲己,草菅人命,残杀忠臣,暴虐百姓。
西伯侯姬昌统治西岐,行德政,施恩惠,被周部落称为“圣人”。纣王对他十分反感,一直怀恨在心。有一次,姬昌因为一点小事儿被纣王抓到了把柄,他便下令把姬昌囚禁起来。又把姬昌的儿子伯邑考处死,并剁成肉酱。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他还强迫姬昌把儿子的肉给吃了。当他看着姬昌吃完儿子的肉后,得意扬扬地说:“都说姬昌是圣人,可他连自己儿子的肉也吃嘛!”这成为了殷商王朝覆灭的一个隐患,是为后话。
纣王是酒鬼色迷。他曾在沙丘扩建皇家御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苑中布满了名贵花木、珍禽走兽,还开凿了一个大池。池中贮酒,池底用不同颜色的鹅卵石铺砌,酒香飘散空中,几里之外都能闻到。酒池四周的树枝缠着锦帛,并挂上一串串烤肉,称作肉林。这就是闻名后世的“酒池肉林”。
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一次,纣王看到苑囿中有一对小梅花鹿在自由自在地追逐嬉戏,便想到:若人也能如此,岂不快活,于是,一声令下,三千男女,赤身裸体,来到酒池肉林,纵情狂欢,并命令他们要把酒池的酒喝干、肉林的肉吃完。可是这么多的酒和肉又哪里喝得完、吃得下呢?
纣王的暴虐行为引起朝中正直大臣的反对,为了对付这些大臣,他制造了一种叫“炮烙”的酷刑,即用铜铸成空心柱子,悬空架起,下面烧红的为炭,铜柱外表涂上奇滑无比的膏油,命武士举刀威胁,逼着受刑者赤身裸体地从铜柱上爬过;受刑者被铜柱烫得皮焦肉烂,一下就掉了下来,摔在火中,活活被烧死。而他与妃子妲己坐在高高的鹿台,一面饮酒,一面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惨绝人寰的刑罚。
此时,蜚廉和恶来却很受纣王宠幸。“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由于蜚廉、恶来倾力保纣,许多古籍中都记载了他们“助纣为虐”的事。《吕氏春秋·当染》:“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周王伐纣,在火烧朝歌的血战中,恶来率兵守卫商都,浴血奋战。《尸子》云:“武王亲射恶来之口。”这大概是由于恶来的顽强抵抗而遭到的报复。当时,蜚廉奉命率兵守御北方,以对付土方(今山西、河北北部)、鬼方(今山西西北部和陕西北部)等族的进犯,他从北方归来,闻商朝已亡,不能当面向纣王汇报,便在霍太山(今山西霍县东南)筑起祭坛,向纣王的在天之灵举行报祭。祭后为商朝殉死,就葬在霍太山。P2-4
风云时代风云帝王
在五千多年的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从公元前221年开始,中国就以一个统一的多民族集权帝制国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以后漫长的两千多年,中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并有着几段辉煌时期,包括汉朝、隋唐、元朝和早清时期。中国在公元13世纪达到顶峰,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文化及贸易中心,以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为首的众多发明对世界的历史与科技发展有重要贡献,并拥有发达的农业及手工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华帝国长期的优势形成了巨大的文化优越感:根据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国是“天朝上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皇帝就是“天下共主”。翻开世界历史,这个观点在16世纪以前,的的确确是一个事实。
拿破仑曾经对英国外交家阿美士德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被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拿破仑一生纵横欧洲,数次把多国联军踩在脚下,如此叱咤风云的人物为什么会对当时的中国有这样的论断,他的根据从何而来?
翻开世界近代史,我们会发现,拿破仑所处的时代,曾经拥有优秀远古文明的区域大多四分五裂,各自为政,欧洲如此,非洲也如此:而拥有广袤土地的大国又大多没有久远的文明,俄罗斯如此,美国亦然:真正能将久远的文明和辽阔的疆域结合在一起的,仍然只有中国。拿破仑一直试图统一欧洲,因为他深知:只有将文明的力量与辽阔的疆域结合,才能造就伟大的帝国。
纵观世界五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文明能够这样伟大,中国的力量能够这样让人不敢轻视,一直以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形式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作为一个多民族集权帝制国家,所有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身上。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雄才伟略的皇帝完全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曾有400多位帝王,其中13位杰出的帝王以其丰功伟绩而彪炳史册,在中华帝国史上,甚至世界史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一直都以一个大帝国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各民族用各自的历史共同谱写出一部中华风云史。秦汉时期,中华帝国把匈奴赶到西方,引发了欧洲的一系列大动荡;唐朝时期,中华帝国把突厥赶到西北,又引发了中亚和东欧的动荡。至于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这一系列的朝代更替,以及各个朝代中的叛乱分裂或者起义,都只不过是这个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国的内乱而已。
现在,我们回顾这个伟大的中华帝国史,秦始皇,无疑是这个大帝国的最初缔造者,正是由于他的君临,才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础。
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公元前221年是真实意义上的帝国元年。“千古一帝”秦始皇一统天下,废分封,设郡县,同文、同律、同衡、同轨,修驰道,筑长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有了一颗“统一的心”。从此,中国人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与独特的文化内涵,把“大一统思想”作为整个社会和个人的至高理想永恒地留在了所有中国人的血液中。秦始皇也当之无愧是中华帝国的始皇帝。
中国封建帝王“皇帝”的称谓由秦始皇开始,他叫“秦始皇”,就是希望大秦帝国会有接下来的二世、三世,直至千万世这般永远传承下去。这一点,虽然秦始皇的子孙没有做到,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中华帝国后来所有坐拥江山的皇帝何尝不是秦始皇的继承者?
史家有个说法叫“汉承秦制”,意思就是刘邦建立汉朝之后,继承和发展了秦朝的大一统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邦才是秦始皇的第一个继承者。秦末天下大乱,楚汉争霸的结果是“流氓战胜了英雄”。项羽首先在争夺天下的霸业中胜出,但遗憾的是项羽根本没有建立一个中央政权的意识,而是把诸侯全部分封到各自的领地。他的做法实际上是要让中国再次回到战国时代的大分裂中去,这无疑相当于一种历史的倒退,所以最后他败给刘邦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是刘邦战胜了项羽,不如说是统一战胜了分裂。
楚汉争霸,也开创了帝国的另外一个游戏规则:就是皇帝轮流坐,英雄不问出处。这个规则的结果就是“成王败寇”,完美地解决了帝国内部改朝换代的“正统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最有能力的人成为开国皇帝,带领帝国一次又一次走向辉煌。
汉武帝即位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为日后中国两千余年的统一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儒家思想中的“三纲”和“五常”都有力地促进了大一统思想在百姓心中扎根。“英雄风流不尽数,刀马所至皆汉土”。汉武帝北击匈奴,南平两越,西通西域,奠定了现代中国辽阔疆域的初步基础,他又大力提倡中西交流,数次派人出使西域,促进了民族融合,中华帝国也开始有了广泛的世界影响,汉文化圈开始形成。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中国大一统的格局第一次长时间地分裂。也正是这次分裂,唤醒了中华民族强烈的统一意识。
曹操年轻时,曾得当时名士许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而他也的确没有辜负这一番品评,一身功业让后人又叹息又嫉妒。曹操统一北方之后,权势已经到了人臣之极,但他却没有称帝,究其原因,正是深受维护正统观念的影口向。随后他又立即率领大军南征,尽管最后功败垂成,但是他在北方实行的诸多政策都为日后晋朝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西晋武帝再次统一中国,最大的功劳当属曹操,这也是曹操被认为是晋祖的原因所在。在维护统一这一点上,曹操不愧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三国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刘备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人缘的平民皇帝。刘备是汉朝宗室,又仁慈爱民,所以在东汉之末的乱世中是人心所向。他也正是凭借着这两个条件,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卖草席之人变成蜀汉的开国君主,他的一生也都在为再次统一天下兴复汉朝而努力,由于时代所限,他也没有成功,但他建立的蜀汉却在开发西南、促进民族融合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刘备能够三分天下得其一,很大程度是占了“正统”的光,而正统的本质就是统一。
历史进入唐朝,中华帝国在建立九百多年后,唐太宗李世民将这个古老的大帝国推向了辉煌的巅峰。中国历代皇帝中,唐太宗是极少数上马善打天下、下马能治天下的英主。他在位期间,居安思危,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政策,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终于促成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的升平景象,对周边少数民族,他实行开明政策,安抚首领,鼓励民间交流,被尊为“天可汗”。
千百年来,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一直是人们备加推崇的封建社会治世的榜样,他本人也成为后世帝王竞相效仿的一代明君。唐朝在他的治理之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李世民的出类拔萃相比,武则天可谓丝毫不逊色。她以女儿之身,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下可以坐上皇位,让天下所有男人俯首称臣,本身就是一件绝非常人能及之事。但她的即位,又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胜利,她开创的“武周革命”局面是中华帝国在唐朝时期的一个重要过渡。政治上,她上承“贞观之治”,注重富国安民,她的夺权过程虽然残酷,但百姓生活不仅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更加富足,这就为后面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华帝国这个大舞台上,宋太祖赵匡胤的杰出之处更多地集中在制度的完善上。宋朝之前的大一统政权,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都在后期饱受地方势力作乱的困扰,原因就是地方势力拥有军队,可以很轻易地对中央政府产生威胁。宋太祖登上皇位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使用怀柔手段削去大将的兵权,使军队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彻底杜绝地方势力叛乱的可能性。同时,宋太祖还是个重视文化的皇帝,宋朝经济的繁荣和文化昌明也为前朝所罕见。
经历了南宋与辽、金、西夏并列的分裂局面之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人再次统一了中华帝国,这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统一全国,也使中国的少数民族再一次震惊全世界。成吉思汗天生就是一个战争之王,他的一生都在战争中度过,中原、漠北、西域、中亚都留下了他征服的足迹。中华帝国从未像成吉思汗在位时表现出这么强大的侵略性,所以,成吉思汗也成为对世界影响深远的中国皇帝之一。
明朝时期的中国,仍旧是大一统的局面,朱元璋统一帝国之后,撤消丞相一职,又大开杀戒,几乎将开国功臣斩尽杀绝,此外又开设了锦衣卫,监视大臣及百姓言行,封建皇权在他的手中发展到一个新的巅峰。在朱元璋的一系列举措之下,明朝几乎发展成了他的家天下,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再也没有权势能与皇帝抗衡的大臣,这不能归咎于朱元璋个人,应该说是制度的弊端,已经实行了一千五百余年的大一统式封建专制逐渐走到了尽头。明朝在重修长城一事上最下工夫,这也说明明朝抵御外族的能力最低,在朱元璋的影响之下,明朝后来的皇帝都只专心内斗,不思进取,明朝的世界影响力也随之下降,中华帝国的疆域也降到一个低谷。
清朝由女真族建立,这也是少数民族第二次统一中国,而大清王朝中最雄才大略的皇帝当属康熙帝。康熙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个文治武功皆很出色的皇帝。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使耕地的面积迅速扩大,粮食产量有所提高,经济作物也被广泛种植,最终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康乾盛世”的基础。康熙又平定准噶尔叛乱,将西藏、新疆和台湾牢牢纳入中国版图,又和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有效抵抗了沙俄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康熙时期是中华帝国的又一个顶峰,但是由于故步自封和闭关锁国,中国已经跟不上世界发展的脚步,近两千年的大帝国在最后的回光返照中走向没落。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雍正时期,君主集权达到最高峰。雍正的即位过程可谓将中国古代的皇子夺权斗争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即位之后,规定以后的皇帝必须把继承人的名字写成诏书封存,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皇室继承人纷争的问题。雍正又设军机处,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雍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不容忽视,正是由于他的拨乱反正,才使得康熙的一些有效政策得以延续,也使得康熙开创出的盛世局面得以延续。
雍正之子乾隆是“康乾盛世”的收官者。乾隆在位六十年,前期,他政治颇为清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将“康乾盛世’’局面推向了顶峰。到了执政后期,乾隆开始穷兵黩武,将清政府积累下来的上百年家底挥霍一空,对外又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进一步耽误了中国与世界的同步发展,时有英国人形容清朝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从这种意义上讲,乾隆也是整个中华帝国的收官者。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直言不讳地说:西方之所以长久以来对中国心存疑虑,就是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大国。
“统一”是打开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的地方政权就再也没有办法在政治上与中央相抗衡,无论是后世的哪一个封建君主,争取统一或者维护统一都是他没法抵挡的诱惑,也是他无法摆脱的宿命。一国不容二主的观念在这块土地上是如此深入人心,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民族基因,也是中华文明历久而弥新,中华民族能够傲立世界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