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一份进步而美好的报纸
创业记忆改革理念催化报业创新
武云溥：2009年新京报六周年社庆，您在接受我访问时谈到了新京报的创业历程、取得成绩和当时的战略规划。现在时间又过去两年，新京报自身所处的环境、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媒体市场环境，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相信您也有很多新的感触。再回首当年，是不是可以补充更多细节记忆？
戴自更：新京报的诞生可以说凝结着种种机遇，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都有。从我个人的视角来讲，在办新京报之前，我在广东工作生活了十一年。1992年到广州，正好是邓小平“南巡”之后，珠三角地区的改革风起云涌，我看到各行各业，每个人都是热火朝天的劲头。当时南方有一大批新兴的报纸比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珠江新报》、《信息时报》、《粤港信息报》等等，还有一批顺应时代变革的报纸，像《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所有这些报纸都有别于传统的党报，更多采用了市场化的运营手段，加上更加符合新闻规律的现代媒体理念，它们的存在发展甚至影响到《南方日报》这样的党报都在改革。我作为《光明日报》驻广东的记者，自然感触很多。
当时看到的报业改革浪潮，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读者关心什么？当地发生了什么新闻？一切读者关心的事情都应该在主流媒体上呈现而不是回避，广东的媒体已经意识到，不这么做就没有生存机会。
我当时从新疆记者站调来广州，对很多事情都感到新鲜，特别是体现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事件，让我很有写稿子的冲动。但当时的《光明日报》严格局限在教科文领域的报道，结果我写的稿子老是被毙掉，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关注教科文，怎么老是不对路？我说这些在广东不是主流，广东的主流就是做生意赚钱，教育方面只能报道民办高价贵族学校，文化方面没有话剧歌剧芭蕾舞，人们顶多是去卡拉OK厅唱港台流行歌曲。后来徐光春当总编辑，倡导改革，增加了经济报道内容，扩版后设立了社会新闻版，这样我写的一些关于股份制、合资企业、金融改革、甚至选美比赛的报道才能够见报。但是由于报纸定位，始终还是觉得隔着一层。
广东蕴藏的改革活力和商业文明，是中国其他地方不能比的，令当时内地包括北京的人难以想象。换句话说，在广东的经历和视野让我明确了，我们需要推动报业改革，以及怎样创造一份真正的好报纸。
武云溥：有了改革的理念，要促成新京报的诞生，还需要恰当的机缘。
戴自更：是的，这个机缘最初还是来自《光明日报》。2002年我到北京跑“十六大”报道；结束之后，领导找我谈话，说《生活时报》难以维持了，欠了很多债，需要想办法改革一下。《生活时报》是《光明日报》所属的一份报纸，1996年创刊，办了六年，换了五任总编，不少能人都去试过，还是不能实现当初定的“做第二张《北京晚报》”的目标，发行量和影响力日渐式微，还欠了光明日报印刷厂两千多万的资金，把印刷厂都几乎拖垮。办不下去的原因，我想主要还是按照办党报或者办党报副刊的思维办报纸，市场不接受。
武云溥：领导为什么找到你来谈《生活时报》的问题？
戴自更：之前报社有时开地方记者会，我也会就报纸改革讲几句，可能领导觉得我有些想法吧，加上当时的分管编委薛昌词也是从驻站记者出来的，也许觉得我可以一试。但当时我的职业选择机会也有，有关领导推荐我去广东省的报社或出版社去工作。但是既然光明这边需要我，我决定还是回京。这样就任《光明日报》报刊工作部主任，负责子报子刊的管理，但给我的主要任务是改造《生活时报》。 武云溥：按照很多人的想法，这样做下去可以比较稳妥地干到退休，级别也不低。
戴自更：是的，当年和我一起分到《光明日报》的很多同事都是这样过来的。但反复考虑，还是想折腾点事。《生活时报》当时有大概五六十个人，在光明日报社的老大楼里办公，勉强维持着，已从日报变成周二刊，版面也从原来的三十二版，变成十六版。我权衡再三，觉得再这样下去肯定不是办法，只能另起炉灶，重新开始。当时想法很简单，去圈钱，找投资。于是跑了两趟浙江，一趟贵州，又到广东去转了一圈。我指望以《生活时报》的刊号，找一笔钱，少则两三千万，多则上亿，办一张新的报纸。
直到2003年5月前后，联系了六七家投资方，都是企业的，也有上市公司，广告公司，甚至影视公司。合作意向也有，他们愿意投钱，但都比较少。
武云溥：当时投资做媒体的环境怎么样？
戴自更：感觉很多人想的是用办报纸作为噱头，再去图谋赚钱，目的并不是办报。浙江有个《青年时报》模式，当时是很创新的，就是企业出钱控股，与刊号方合作。这种模式我不同意，我还是希望报社控股，企业出钱，最不济也是一家一半，但很多企业觉得这样不合适，总之谈不拢。另外办报人才也成问题。当时正是“非典”来袭，《生活时报》的工作有一搭没一搭的，很多人在混日子，觉得大不了《生活时报》垮了，就回《光明日报》去。
没办法，“非典”快要结束时，我又去了趟广州。先找的是沈灏，问他有没有兴趣办一份周报，像《南方周末》或《2l世纪经济报道》那样的。我在他办公室聊了半个多小时，感觉他兴致不高，只是有些应酬地表示考虑一下。出来到楼下，忽然想起程益中，就给他打电话。程益中刚好在外地，让我先跟喻华峰谈。我不认识喻华峰，就约到《南方日报》旁边的外商活动中心咖啡厅见面。我们谈了大概一个小时，就达成了初步的意向，喻华峰的意思是两家一起出钱，然后《光明日报》出刊号，《南方都市报》出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
武云溥：跟喻华峰谈完之后，回京的运作顺利吗？
戴自更：后面基本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资金上一直不多，开始说五百万，我想五百万办什么报纸啊，工资都发不了几天。然后又谈到七百多万，还是少，最后终于谈成两千万，各出一千万，就是全部的启动资金。采编和经营的骨干基本来自南都，8月19日，先来了行政人员做租房等工作，9月3日又到了十九人，以后陆续来了约一百八十多人，组建起采编和经营团队，着手制订采编方案、经营计划和人员培训。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2003年的秋冬是在忙碌和等待中度过的。现在想起来，还是应该感谢中央有关领导的支持，让当时竞争还不够激烈的北京报业市场，又增添了一张带“京”字的报纸。P3-6
论“持久战”
戴自更
一、关于新京报
去年年底开始，我就想着怎么来纪念报社成立八周年，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新京报传媒研究院，目的是总结过去八年的经验，展示成绩、鼓舞士气，同时给新京报人一个抒发情感、规划未来的机会。当初定的方案是出一套书，包括：新京报八年来刊登的重要报道，传媒界著名学者对新京报的研究文章，本报有关人员阐述办报理念、营销理念和实战案例，本报员工八年的工作、生活记忆。后来在一次讨论会上，同事问应该给这套书取个什么名字，我脱口而出，叫“论持久战”——八年，正好是打一场抗日战争的时间。大家都笑了。
不过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在内部会议上，我曾经说过，新京报能够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能做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更是个奇迹，毕竟它有着特立独行的“不合时宜”，因此办这张报纸真的如同打一场持久战，并且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战争。不仅做新闻像打仗，内心矛盾的交织更像打仗，在我，包括很多新京报人，总纠结于：是遵循新闻规律还是屈从利益集团，是坚持新闻理想还是得罪广告客户，是执着新闻人的良知还是向人情社会妥协……八年来，我们有过无奈，有过失落，但更多的是在坚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打着持久战。
八年前，有许多人预言新京报不可能成功。他们说北京报业市场已经饱和，没有机会了；他们说新京报会水土不服，在现实环境下是死路一条；他们说新京报只是小报，办一份与首都地位相称的报纸纯属痴人说梦；他们说新京报的版面架构有致命缺点，不可能熬过第一个冬天。但是在他们的猜疑中，新京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着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如今无论社会影响力还是经营业绩，新京报已是北京地区同类媒体之首，并连续两年被权威研究机构评为引导舆论热点的主要媒体，与国内最大的通讯社和最大的门户网站并驾齐驱。
新京报的成功是遵循新闻规律的成功。新京报的最高标准，也是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尽可能真实报道，尽可能说真话”。这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必须是真实的，是经过充分求证还原的，刊登的评论是理性的，是基于基本常识的；二是要“尽可能”地把稿件发出来，在现有体制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在判断不会带来重大风险的前提下，让稿件见报。凭借扎实的调查、客观的报道、理性的评论、贴近民生的服务意识和矢志不渝的创新激情，新京报赢得了读者的认可和赞赏。
新京报的成功是坚持文化品位的成功。新京报始终保持“有尊严的报格”。作为媒体，我们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报理念，就算是“工具”，’也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为某地、某人服务的“工具”；其次，新京报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坚守法治精神、人文情怀，遵从进步的、美好的价值取向。第三；新京报的报纸形态是有内涵的而不是肤浅的，是高雅的而不是媚俗的，是适合阅读的而不是为难读者的。
新京报的成功还是自由创新的成功。新京报发轫于《南方都市报》，但又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改良。在借鉴传统都市报和传统党报优势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走第三条道路”的办报理念。新京报重视对现实的批判，更强调报纸的责任，重视对权力的制衡，更强调秩序的重建。新京报有着较为广泛的、专注于新闻本身的自由，在理念一致的前提下，具有较大的新闻操作空间。在新京报，没有不能报道的新闻，只有不会报道的记者。
二、关于新京报人
我曾在很多场合形容过新京报人：“他们是可爱的自我完美主义者，对生命、对生活、对事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们张扬个性，但是协作互助；他们挥洒激情，但是恪守责任；他们筚路蓝缕，但也乐天向上。他们纯粹如永不长大的孩子，深刻如度尽劫波的智者。他们有诗人的情怀，学者的专注，僧徒的虔诚，也有政治家的敏感。”在我眼中，新京报人好像就是作为真正意义的新闻人而存在的。
新京报人简单，他们不需要知道社会潜规则，唯一要面对的就是把工作做到极致；新京报人正直，他们可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用拐弯抹角小心谨慎；新京报人职业，无论什么情况都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放在首位；新京报人充满激情，他们觉得一个新闻人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去真实地报道这个世界，并推动其不断进步。
是新京报的制度和文化铸成了新京报人。新京报是个充斥民主精神的地方，上到总编，下到记者编辑，只有岗位不同，没有人格高低，在新京报永远是对事不对人。这里没有拉帮结派，没有阿谀奉迎，没有整人搞事，没有繁文缛节，没有无事生非，没有文山会海，特别是不会在业务上逼着大家去做不想做的、违背职业准则的事情。新京报有清晰的制度规范，但没有违背人性的人身约束，大家相处的基本准则就在于价值观的趋同。当然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他们可能有更理想化的期望，甚至要突破“报社共同利益’’的底线，那就只能合则留，不合则去。
八年来，新京报的人走了一茬又来一茬，差不多有上万人来来去去。以前我也曾为此叹息，但现在已经看淡很多。因为文化在，报纸的灵魂就在，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退一步说，即使报纸没了，那些在新京报呆过的人，不是依然带着新京报的烙印吗？9月初，报社有些变故，一些从新京报出去的人夤夜从千里之外赶来探问究竟，让我深为感动。我说过，新京报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或军营，能够永久相处固然最好，但人总在进步，新京报不可能为所有人提供更高的职位，何况外面的世界也很精彩，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曾经的新京报人，是带着美好、带着充实、带着感情离开的。
新京报的民主氛围和新京报人的职业感，是这份报纸能够有今天成就的一大原因。很多时候，为了一篇稿子的刊发，我和王跃春等人要没完没了地挨批评，而我们很少跟记者说，甚至也不会跟中层说，为什么？就因为记者、编辑、中层都各司其职，写稿、编稿、内容核实是他们的事情，但发不发稿、发多大篇幅、会不会有风险，是我们的事情。常常是我们一边为一篇很有影响力但被有关部门批评的稿件写检讨，一边还要在报社内部肯定这篇稿件采编人员的职业精神。新京报培养了一大批名记者，在他们最有影响力的稿件背后，往往有我们一干人的检讨，甚至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但这是我们应该担当的职责。为此，我也常想起鲁迅的话：“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八年，我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一柄雨伞，或一块铺路石。
三、感谢的话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为新京报的创办和发展付出心血、做出贡献的人。
程益中，新京报首任总编辑，他是新京报文化的奠基人之一。尽管与新京报相处的日子只有几个月，但他在推动南方与光明合作、选派和培训团队、确立新京报报纸形态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是一个有才华、有激情、有领导力的人，也是一个有原则也懂合作的人。
喻华峰，新京报首任总经理，他是新京报经营的奠基人之一。最初合作办报方案，就是我跟他在一个咖啡厅达成的。他是个务实的、顾大局的人。新京报的经营人才大多是他带出来的，经营模式也基本沿袭《南方都市报》的模式。让我感动的是，在他身陷囹圄的时候，依然让人带来有关市场经营的建议。
还有杨斌、韩文前、王跃春、孙献涛、孙雪东、李多钰、郑万洪、罗旭、迟宇宙等，他们是新京报第一任班子成员，他们都有才华，都很职业，都很真诚，都很正派。新京报有句广告词，叫做“做什么事情很重要，与什么人一起做事更重要”。现在我还是很诧异，怎么会有这么多优秀的新闻人集中在一起办一份报纸。记得那时有点事就开会，无论夜里还是周末，从没人缺席。对有关报社的任何事情，大家都当仁不让，由于个性都强，甚至争得不可开交，但丝毫不会影响彼此的感情。八年来，他们有人出去创业，有人另谋高就，也有人坚守至今，但大家对新京报的支持、关心、爱护一如既往，因为这里留有他们的智慧、心血、理想，有他们可歌可泣的经历。
还要感谢曾经在新京报工作过的所有新京报人。白手起家，从头开始，那种艰难困苦、难堪境遇，只有亲自经历过才知道，可以说是新京报人的青春、热血和必胜的信念，支撑新京报走过八年，走向荣光。他们是最值得骄傲的，也是新京报的价值所在。
还要感谢《光明日报》的袁志发、苟天林、胡占凡三位总编辑，和薛昌词、赵德润、李春林、刘伟等编委。他们有的是创办这份报纸的直接决策人，有的为这份报纸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有的为报纸的生存委曲求全。感谢《南方日报》范以锦、杨兴锋两位社长，和王春芙、张东明、钟广明等社委。他们在新京报创办的关键时期调动很多人力和资金，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在后来外部环境不如意的情况下，依然义无反顾地信任新京报、扶持新京报。最后要感谢主管单位的有关领导。在新京报有些成绩的时候，他们总给予充分的肯定；在新京报出现问题、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们多以一个读者的身份给予善意和帮助，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新京报的今天。
四、关于丛书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书最后只有四本，少了有关介绍本报经营的那本。现有的四本大致内容如下：
一是《写在新闻纸背面》，这本书的前半部分讲“新京报是一张怎样的报纸”，以访谈的形式，由报社评论、时政、经济、文娱、消费、视觉等各板块的负责人来谈相关的内容特色和采编经验。后半部分讲“新京报何以成为这样的报纸”，由多位对传媒业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采用一定的方法论，通过对新京报及“新京报现象”的解剖式观察，形成更有普遍意义的报业指导理论。
二是《影响中国》，这本书希望说明“新京报有怎样的影响力”，影响力体现在我们八年来倾尽心力制作的许多堪称经典的新闻报道。这些新闻曾经引发广泛的社会反响，曾经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曾经见证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甚至或多或少影响了中国的社会进程。
三是《闻道》，展示“新京报做了怎样的报道”。我们每年都会在报社内部评选年度新闻奖，这些获奖作品既凝聚了新京报编辑记者的聪明才智，也基本可以代表中国都市报媒体的最高职业水准。
第四本书叫做《从光明项到幸福大街》，这个需要稍稍解释一下：新京报创办初期的办公场所，是在光明日报社的老办公楼顶上，所以俗称“光明顶”。“幸福大街”则是现在新京报社所在地。八年间，有一万多名员工在光明顶和幸福大街奋斗过、成长过，希望以此书记录他们的故事，记住“新京报有一群怎样的人”——他们一起成就了这张报纸的光荣与梦想。
最后要感谢武云溥和张寒。我因为忙，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接受他们的访谈，但他们查阅了很多材料，不仅写得很认真，而且写得很准确，不失为本报优秀记者的名头。
2011年11月8日
(作者为新京报社长、总编辑、新京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八年前，有许多人预言新京报不可能成功。他们说北京报业市场已经饱和，没有机会了；他们说新京报会水土不服，在现实环境下是死路一条；他们说新京报只是小报，办一份与首都地位相称的报纸纯属痴人说梦；他们说新京报的版面架构有致命缺点，不可能熬过第一个冬天。但是在他们的猜疑中，新京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着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
《新号外(1写在新闻纸背面)》前半部分讲“新京报是一张怎样的报纸”，以访谈的形式，由报社评论、时政、经济、文娱、消费、视觉等各板块的负责人来谈相关的内容特色和采编经验。后半部分讲“新京报何以成为这样的报纸”，由多位对传媒业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采用一定的方法论，通过对新京报及“新京报现象”的解剖式观察，形成更有普遍意义的报业指导理论。
《新号外(1写在新闻纸背面)》由新京报传媒研究院编著。
《新号外》是一套传媒业界和新闻院校师生必读的经验之书，也是普通百姓窥探“舆论喉舌”、“刀锋舞者”生存状态的揭秘之书。
新京报经典报道精选集，回顾改变中国社会进程的大事件；新京报获奖作品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深度访问，第一流的专家学者阵容。理论和实践结合详解新京报内容特色和采编经验。
这不是枯燥费解的教科书，而是兼具专业精神和阅读趣味的特色书。本书为《写在新闻纸背面》，由新京报传媒研究院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