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编著的《望乡的牧神》上承《逍遥游》，下启《焚鹤人》与《听听那冷雨》，是我壮年的代表作。里面的二十四篇文章，有的抒情，有的评论，都写于1966至1968年间，后脚还在壮岁，前脚却将踏进中年。岁月的重压已开始感到沧桑。书中的前五篇抒情散文，因为作者刚从美国回台，仍然沉浸在新大陆的生动记忆之中，一时还难以把心收回这岛上。但毕竟有了沧桑，较近的新大陆之忆的背后，时隐时现，看得见更远的，更难忘的，旧大陆的回忆。

余光中编著的《望乡的牧神》是一部余光中的散文集。望乡的牧神，上承逍遥游，下启焚鹤人与听听那冷雨，是作者壮年的代表作。从咦呵西部到地图，五篇新大陆的江湖行，字里行间仍有他当日的车轱辘印，印证他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心情。至于后面的十九篇评论，有正论也有难文。异乡为异客的寂寞心情。至于后面的十九篇评论，有正论也有难文，有些是检讨现代文学的成败，有些则是重认古典文学的特色的价值，见证作者正走到现代与古典的十字路口，准备为自己的回归与前途重绘地图。

《望乡的牧神》是一本散文作品。

咦呵西部

南太基

登楼赋

望乡的牧神

地图

谁是大诗人？

论二房东批评家

阿拉伯的劳伦斯

劳伦斯和现代诗人

老得好漂亮——向大器晚成的叶芝致敬

六干个日子

从“二房东”说起

岂有哑巴缪思？

从经验到文字——略述诗的综合性

现代诗的名与实

梁翁传莎翁

中国古典诗的句法

在中国的土壤上

中西文学之比较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回信

玻璃迷宫——论方旗诗集《哀歌二三》

震耳欲聋的寂静——重读方莘的《膜拜》

盖棺不定论

喂，你是哪一派？

后记

南太基

从什么时候起甲板上就有风的，谁也说不清楚。先是拂面如扇，继而浸肘如水，终于鼓腋翩翩欲飞。当然谁也不愿意就这样飞走。满船海客，纷纷披上夹克或毛衫。黄昏也说它冷了。于是有更多的鸥飞过来加班，穿梭不停，像真的要把暝色织成更浓更密的什么。不再浮光耀金，落日的海葬仪式已近尾声，西南方兀自牵着几束马尾，愈曳愈长愈淡薄。收回渺渺之目，这才发现原是庞然而踞的大陆，已经夷然而偃，愈漂愈远，再也追不上来了。红帽子，黄烟囱，这艘三层乳白渡轮，正踏着万顷波纹，施施驶出浮标夹道的水巷，向汪洋。

仍有十几只鸥，追随船尾翻滚的白浪，有时急骤地俯冲，争啄水中的食物。怪可怜的芭蕾舞女，黄喙白羽，洁净而且窈窕，正张开遒劲有力的翅膀，循最轻灵最柔美的曲线，在风的背上有节奏地溜冰。风的背很阔，很冰。风的舌有咸水的腥气。乌衣巫的瓶中，夜，愈酿愈浓。北纬四十一度的洋面，仍有一层翳翳的毛玻璃的什么，在抵抗黑暗的冻结。进了公海，什么也摸不到握不着了。我们把自己交给船，船把自己交给虚无，谁也负不了责任的完整无憾的虚无。蓝黝黝的浑沦中，天的茫茫面对海的茫茫面对的仍是天的茫茫，分辨不清，究竟是天欲掬海，或是海欲溺天。

前甲板风大，乘客陆续移到后甲板来。好几对人影绸缪在那边的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幼婴，倚在我左侧的船舷。昏朦中，她的鼻梁仍俏拔地挺出，衬在一张灰白欲溶的云上。妈妈和婴孩都有略透棕色的金发，母女相对而笑的瞳仁中，映出一些淡淡的波影。一个白发老叟陷在镂空的凉椅内，向自己的烟斗，吞吐恍惚。海客们在各自的绝缘中咀嚼自己的渺小，面对永不可解的天之谜，海之谜，夜之谜。空空荡荡，最单纯的空间和时间最难懂，也最耐读。就像此刻，从此地到好望角到挪威的长长峡湾，多少亿公秉的碧洪咸着同样的成，从高纬度的防波堤成到低纬度的船坞，天文数字的鲨、鲸、鲱、鳕和海豚究竟在想些什么？希腊的人鱼老了。西班牙的楼船沉了。海盗在公海上已绝迹，金币未锈，贪婪的眼珠都磨成了珍珠。同样的咸咸了多少世纪，水族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就像此刻，我究竟在想什么？读天，读夜，读海。三本厚厚的空空的书，你读了又读，仍然什么也没有读懂但仍然爱读，即使你念过每一丛珊瑚每一座星。三小时的航程，短暂的也是永恒的过程，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海岸与海岸间，你伸向过去和未来，把躯体遗在现在，说，陆地不存在，时间静止，空间泯灭，让我从容整理自己的灵魂。因为这只是过渡，逝者已逝，来者犹未来，你是无牵无挂的自己。一切都纯粹而且透明。空间泯灭。时间休止。而且，我实在也很倦了。长沙发陷成软软的盆地，多安全的盆地啊。我想，我实在应该横下去了。  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好久。只知道醒来时，渡轮的汽笛犹曳着尾音，满港的回声应和着。“南太基到了”，一个中年的美国太太对我笑笑。仓促间，我提起行囊加入下船的乘客，沿着海藻和蛤蜊攀附的浮桥，踏上了南太基岛。冽冽的海风中，几盏零零落落的街灯，在榆树的浓荫和幢幢古屋之间，微弱地抵抗着四围的黑暗。敞向码头的大街，人影渐稀。我沿着红砖砌成的人行道走过去，走进十七世纪。摸索了十几分钟，我不得不对自己承认是迷路了。对街的消火栓旁，正立着一个警察。我让过一辆五七或五八年的老福特，向他走去。P19－21

《望乡的牧神》上承《逍遥游》，下启《焚鹤人》与《听听那冷雨》，是我壮年的代表作。里面的二十四篇文章，有的抒情，有的评论，都写于1966至1968年间，后脚还在壮岁，前脚却将踏进中年。岁月的重压已开始感到沧桑。书中的前五篇抒情散文，因为我刚从美国回台，仍然沉浸在新大陆的生动记忆之中，一时还难以把心收回这岛上。但毕竟有了沧桑，较近的新大陆之忆的背后，时隐时现，看得见更远的，更难忘的，旧大陆的回忆。

对于三十八九岁了，又回到岛上的我，大陆的回忆也有了层次，添了纵深。新大陆浩阔的空间令我联想到旧大陆茫茫的天地，但后者已远，只余下故国神游，而前者在心中似乎仍有视觉暂留，尾声袅袅，一时间挥之不去。从《咦呵西部》到《地图》，五篇新大陆的江湖行，字里行间仍有我当日的车尘轮印，印证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心情。尤其是前面的四篇，篇幅都不短，却都写于1966年的9月和10月间，前后不过五个星期，而回台只有一个多月。这么密集的多产，足证我的美国经验有多萦心。

至于后面的十九篇评论，有正论也有杂文，有些是检讨现代文学的成败，有些则是重认古典文学的特色与价值，见证我正走到现代与古典的十字路口，准备为自己的回归与前途重绘地图。一生文学之旅，最初我从诗歌出发，再沿诗途进入散文，终于探入评论，所以我的散文里有诗，而评论里也含了散文，可谓一以贯之。本书《从“二房东”说起》一文，说到连散文都写不清楚的作者，绝无资格做批评家：“文字，是文学这一行的基本工具。连工具都拿不稳，手艺可想而知。一个文字粗鄙的批评家，正如一个衣衫褴褛的裁缝那样，不能赢得我们的信任。”裁缝的比喻，正是散文家更是诗人的当行本色。评论文章不必自绝于抒情的风格：高妙的评论可以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学问往往是笨重无趣的，见解才有个性与胆识，见解加上想象，就更动人。

当年我写《望乡的牧神》里这些文章，正值“文革”开始，风雨初来，行见神州沉沦，斯文扫地。隔了一湾浅浅的海峡，缪思得以幸免偏安。左派人士嘲笑台湾的作家孤悬一岛，格局蹇促，自外于革命之主流，落伍极矣。我在政大的高足温健骝甚至崇拜浩然，决定研究《金光大道》充他留美的博士论文，并且在“吾更爱真理”的大义之下，再三向我讽谏，不要自外于进步的主流。幸好我不相信那一套左道，竟在《六千个日子》一文中说：“目前，我们的创作受了政治现势的影响，似乎局限于台港的两千万可能读者，那气象，只堪比拟荷兰及比利时。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七万万个中国人都可能是我们的读者。政治上的委屈只是暂时，但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永恒的。”

这一段自勉自慰的大话，在1967年说来似乎螳臂当车，自不量力，在左派人士看来，当然更可笑了。但是四十年后，我在大陆出书已经超过二十本，而《乡愁》、《等你，在雨中》、《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十几篇诗文作品，也早已收入大学与各级中小学的课本，流传极广。我的大话并未虚发。

《望乡的牧神》于1974年由纯文学出版社初版，到1986年已经十二版。可惜后来林海音女士不再经营，大大方方把版权通通还给了众多作者。二十多年后，迄未再版的此书，终于由九歌推出这本新版，并经我亲自校对，修正了几处。在新版问世的前夕，我深深怀念旧版的慈爱褓母海音女士。

书名的出处有点曲折。英国大诗人米尔顿年轻时为溺海夭亡的剑桥同学金爱华（EdwardK1ng）写过一首悼诗，名为《李西达斯》（Lyidas）。诗末米尔顿为溺者招魂，唤他莫漂流海外，应回望故乡。那一句的原文是：LookhomewardAngel．后来美国小说家汤玛斯·伍尔夫（ThomasWolfe）曾用作他名著《望乡天使》的书名。米尔顿此诗乃英语四大悼诗之冠，招魂一段之美丽与哀愁不下于楚辞，最合我当年旅美的心情，因借用以名吾书。

像《左手的缪思》和《逍遥游》一样，这本《望乡的牧神》也是一部庞杂的文集。二十四篇之中，仍以文学批评，尤其是有关诗的批评为主，而以自传性的抒情散文为副。论评的文字，或为维持一个专栏而定期撰写，或因编辑苦苦相逼稿债难逃而完成，或据演讲底稿而扩大、重组。自从前年夏天回国以来，应邀在各大学及学术性的场合，发表演说先后在三十次以上。《中国古典诗的句法》及《中西文学之比较》便是这样一举两得而得来的。两年来发表的论评文字，当然不止这些，其中有关英美现代诗人而屡在《纯文学》与《幼狮文艺》刊出者，都已纳入近日出版的《英美现代诗选》之中。

从《咦呵西部》到《地图》等五篇，都是我所谓的“自传性的抒情散文”。这五篇的风格，仍为《逍遥游》中同一类作品的继续发展。不少读者，包括识与不识，曾因我近日少写这类作品而频频相询。原因之一，是有些可诗可文的主题，我都在诗中处理了。像《或者所谓春天》和《在冷战的年代》等诗中的题材，自信用散文来表现，也可以赢得同情。只是这两年来，我对于现代诗的看法颇有改变，认为现代诗若要充实自己的生命，必须超越“第一人称的艺术”的狭隘诗观，向散文，甚至向小说和戏剧去收复诗的失土。这当然并不意味我要放弃自己在散文创作上的这片疆土。

从这本书中，读者当会发现，我对于论战一类的文字，是愈来愈无兴趣了。如果双方知识悬殊，动机互异，甚或在人品上不起联想作用，则论战云云，是毫无意义的。近年来作者成为某些攻讦文字的对象，颇使多情的读者表示关切。在此我愿意作一个总的答复：一个人如果灵魂是清白的，他衣服上偶然沾来的几个斑点，终会在时间之流中涤去。

我甚至懒得伸手去拂拭。有谁，是穿着衣服走进历史的呢？

——196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