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那冷雨》是著名诗人余光中的散文作品。这篇散文抒写的是深深的思乡情绪，这种乡情主要是通过雨声的描写流淌而出的，借冷雨抒情，将自己身处台湾，不能回大陆团聚的思乡情绪娓娓倾诉，但另一方面这种乡情也表现在他在文中化用的诗词里面，中国古典诗词的意趣在被赋予生命的冷雨中表现得更淋漓尽致。

《听听那冷雨》是作者余光中，四十三岁到四十六岁之间的文集，其中的二十八篇文章，从抒情的《听听那冷雨》到幽默的《借钱的境界》，从书评、序言到诗论、乐评，都是作者第三次旅美回以迄迁港定居之间的心情与观点。《听听那冷雨》一篇风行两岸，多次选入台湾及大陆的课本及散文选集。

万里长城

山盟

南半球的冬天

听听那冷雨

蝗族的盛宴

朋友四型

借钱的境界

幽默的境界

云开见月——初论刘国松的艺术

新现代诗的起点——罗青的《吃西瓜的方法》读后

变通的艺术——思果著《翻译研究》读后

向历史交卷——《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

中国人在美国——序於梨华的《会场现形记》

涩尽回甘味谏果——序何怀硕的《苦涩的美感》

从毕加索到爱因斯坦——《大学英文读本》编后

用现代中文报导现代生活

《录事巴托比》译后

外文系这一行

后浪来了

大诗人的条件

现代诗怎么变？

传奇以外

现代诗之重认——把一切交给历史

汉江之滨——记第二届亚洲文艺研讨会

论琼·拜斯——《听，这一窝夜莺》之一

论久迪·柯玲丝——《听，这一窝夜莺》之二

苦雨就要下降

论披头的音乐

后记

万里长城

那天下午，心情本来平平静静，既不快乐，也不不快乐。后来收到元月3日的《时代周刊》，翻着翻着，忽然瞥见一张方方的图片，显示堪培拉和一票美国人站在万里长城上。像是给谁当胸猛捶了一拳，他定睛再看一遍。是长城。雉堞俨然，朴拙而宏美，那古老的建筑物雄踞在万山脊上，蟠蟠蜿蜿，一直到天边。是长城，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而堪培拉，新战国策的一个洋策士，竟然大模大样地站在龙背上，而且亵渎地笑着。

“我操他娘！”一拳头打在桌上。烟灰缸吓了一大跳。“什么东西，站在我的长城上！”

四个小女孩吃惊地望着他。爸爸出口这么粗鄙，还当着她们的面，这是第一次。

“爸爸，”最小的季珊不安地喊他。

没有解释。他拿起杂志，在余怒之中，又看了一遍。

“是长城，”他喃喃说。然后他忽然推椅而起，一口气冲上楼去。

在书桌前闷坐了至少有半个钟头，盛怒渐渐压下来，积成坚实沉重的悲壮。对区区一张照片，反应那样地剧烈，他自己也很感到惊讶。万里长城又不是他的，至少，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生在江南，柔橹声中多水多桥的江南。他的脚底从未踏过江北的泥土，更别说见过长城。可是感觉里，长城是他的。因为长城属于北方北方属于中国中国属于他正如他属于中国。几万万人只有这么一个母亲，可是对于每一个孩子她都是百分之百的母亲而不是几万万分之一。中国，他只到过九省，可是美国，他的脚底和车轮踏过二十八州。可是感觉里，密西根的雪犹他的沙漠加州的海都那么遥远，陌生，而长城那么近。他生下来就属于长城，可是远在他出生之前长城就归他所有。从公元以前起长城就属于他祖先。天经地义，他继承了万里长城，每一面墙每一块砖。

继承了，可是一直还没有看见。几十年来，一直想抚摸想跪拜的这一座遗产，忽然为一双陌生而卤莽的脚捷足先登。这乃是大不敬，长城是神圣的，不容侵犯！长城是中国人长达万里的一面哭墙，仅有一面墙的一座巨庙。伏尔泰竟然说它是一面纪念碑，竖向恐怖；令他非常不快。也许，长城是每个中国人的脊椎，不容他人歪曲。看到堪培拉站在那上面，他的愤怒里有妒恨，也有羞辱。

“竟敢吊儿郎当站在我的长城上！这乃是大不敬！”立刻他有一股冲动，要写封信去慰问长城。他果然拿出信纸来。

“长城公公：看到洋策士某某贸然登上……”他开始写下去。从蒙恬说到单于和李广说到吴三桂和太阳旗一直说到堪培拉的美制皮鞋，他振笔疾书，一口气写了两张信笺。最后的署名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中国人？究竟是谁呢？似乎有标明的必要吧。他停笔思索了一会。“有了，”从抽屉里他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翻过面来，注道：“这就是我。你问大陆就知道的。”然后他把信纸叠好，把照片夹在里面，一起装进信封里。

“该贴多少邮票呢？”他迟疑起来。“这倒是一个问题。”

他想和太太商量一下。太太不在房里。一回头，太太的梳妆镜叫住了他。镜中出现一个中年人，两个大陆的月色和一个岛上的云在他眼中，霜已经下下来，在耳边。”你问大陆就知道的。”大陆会认得这个人吗？二十年前告别大陆的，是一个黑发青睐的少年啊。

愈想愈不妥当。最后他回到书房里，满心烦躁地把信撕个粉碎。那张照片分成了八块。他重新坐下，找出一张明信片。匆匆写好，就走下楼去，披上雨衣，出门去了。P1－3

《听听那冷雨》是我“中期”的文集，到此为止，我写作的场景多限于台湾与美国，过此以后，场景就移去香港与欧洲了。文集里的散文、杂文、序文等等都写于第三次旅美之后，迁港定居之前，先后为时三年（1971年夏迄1974年夏）。那三年我写的诗合成一集，便是《白玉苦瓜》。两本书几乎是同时出版。

这本文集里的作品，颇有几篇屡经转载，或收入选集。其中尤以《听听那冷雨》一篇流传最广，甚至屡见选入两岸的国文课本。六年前，山东某出版社竞将全书盗印，甚至书名都没有换：我回母校厦门大学演讲，学生拿来索我签名的，正是那盗印本，竟有二百本之多。

《听听那冷雨》原由林海音女士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印行，初版于1974年5月，到1987年4月，已印刷了十五次。其后纯文学出版社歇业，我并未另找他社续印。而今海音大姐已离开人世，文坛寂寞，令我惘然追忆，当日她为出此书，亲自设计封面的果断与热情。自从十四年前此书绝版以来，屡有朋友与读者表示关切，更造成两岸学者研究的不便。感谢九歌出版社愿意旧书新出，给此书新的面貌来面对新的读者。我更亲自从头到尾详校了一遍，也改正了好多地方。

余光中2001年12月底于高雄左岸

后记

《听听那冷雨》是我的第五部散文集。收在这里的二十七篇作品，另附一篇译文，长短不一，性质各殊，都是我1971年7月从美国回来以后的产物。薄薄的一本，不能算是丰收。没有写得更多，最大的原因，是三年来一直误落行政工作的“尘网”，不再是“纯教书”了。先是担任科罗拉多女子学院台北留学中心主任，继又负责政大西洋语文学系的系务，领着这么一大群黑发和碧瞳的大孩子转来转去，有很多快乐，也有不少烦恼。无论如何，写作的时间是相对地减少了。另有一大烦恼，便是演讲。照说一位作家的最佳表演是作品，可恼听众（观众？）并不理会这一点，必驱之登台演出而后快。动笔不够，还要动口。实际上，有多少人是兼有彩笔和绣口的呢。往往两小时的演讲，一气呵成，舌敝唇焦之余，还要接受听众再三的盘诘和质询。

两年前，经不起信疆频频电催和面促，曾经为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写过半年的专栏。集中《蝗族的盛宴》、《朋友四型》、《借钱的境界》、《幽默的境界》四篇小品，便是那时用何可歌的笔名发表的。这四篇是名副其实的小品。至于抒情散文，只有卷首的四篇：其中《万里长城》是一夕挥就，在《人间》发表后，台港两地均有刊物加以转载，《南半球的冬天》一文，则是前年访澳期间在悉尼写的。

三年来，诗论写得不多，一方面因为读书的空暇太少；一方面因为近年批评界热中的话题像民族性和回归传统等等，早在十几年前我就言之再三，不想旧调重弹；一方面因为年轻的一代已经举起了好几支犀利的笔，像陈芳明手里的那一支，清新而勇健，已经有一点史笔的意味，同时从学院的围墙里，也伸出了颜元叔那样的淋漓“刚笔”，有担有当，敢言敢怒，非常“湖南”，我虽然不能篇篇赞同，却十分乐意做一位读者。

1972年11月6日，我应香港“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之邀，在该会第五届年会上发表演说，《用现代中文报导现代生活》便是为那个场合写的。1973年夏天，我为政大新编了一册大一英文读本，耗时三月，《从毕加索到爱因斯坦》一文，算是一篇编后记。《外文系这一行》是为《联合副刊》的“各说各话”专栏而自说白话的。《向历史交卷》则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大系》那部书写的总序。

从卷末的四篇东西，看得出近年来我对摇滚乐的爱好。摇滚乐是黑白民歌在工业社会里的结合与蜕变，富有新浪漫主义的精神和酒神戴奥耐塞司的狂放，久已成为英美青年地下文化的一大表现。要了解那些青年在想什么，不先听听摇滚乐，是不可能的。我原来想为这一种新艺术撰写或翻译一部专书，因为事忙未能如愿。拜斯和柯玲丝只能算是小小试笔，而且偏于民歌，未曾深入摇滚，久拟撰写的巴布·狄伦的评论才是真正的考验。摇滚乐是酒神的艺术，有时更成为魔鬼之声，赛伦之歌，令人心魂俱迷。我对摇滚乐在文化上的评价，不全是正面的，这也是我不肯全力支持摇滚乐的原因。

在出版这本散文集的同时，我还出版一本诗集，书名《白玉苦瓜》。除了这些散文和诗以外，三年来，我还写了两万多字英文的论述，并且翻译了四万多字的散文论著和几十首诗。前者包括Chinese Poetryin Taiwan（先在Free China Review刊出，后经The Chinese PEN、韩国第二届“亚洲文艺研讨会”英韩对照的特刊，及Asian Pacific Quarterly转载），American Influenceon Post－War Chinese Poetryin Taiwan（1973年7月3日在第一届亚东区美国研讨会上宣读），The Throaty Bass of Fong Chung—ray（冯钟睿画集序言）等文。后者包括美国作家米契纳访问记之中译，和罗青、方旗等作品之英译。并志于此，算是没交白卷的纪录吧。

——1974年4月22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