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英格兰既无亲戚，又无朋友，所以就像空气一样无拘无束——或者说，一个每天收入十一先令六便士的人能怎么无拘无束，我就怎么无拘无束来着。既然如此，我自然免不得要去伦敦喽，这座城市可真是个巨大的污水池，帝国里凡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没一个不进这池子的。到了伦敦，我在斯特兰德大街的一座内部旅馆里住了一阵，日子过得既不舒适，又很乏味。只要钱一到手就花掉，手头松得根本想不到量入为出，所以，经济情况告窘之时，我马上意识到，要么我离开这个大都市，到乡下去找个栖身之地，要么我就得完全改变眼下的生活方式。我选了后一个方案，决意要离开那家旅馆，找一个不那么讲排场，租费比较便宜的住处。
就在我拿定这个主意的当天，我正站在克赖蒂里恩酒吧门前，冷不防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回过头去，我认出那人是斯坦福德，他以前在伦敦圣巴托罗缪医院做过我的助手。在伦敦这冷冰冰的茫茫人海里见到一张亲切的脸，对一个孤独的游子来说，真是件高兴的事儿。当年我跟斯坦福德谈不上是特别亲密的朋友，不过这会儿我满心欢喜地跟他打招呼，而他呢，看上去也挺高兴见到我。欣喜之余，我邀请他去霍本区共进午餐，说着我俩就跳上一辆马车出发了。
“这一阵你都在干些什么呢，华生？”他问这话时，马车正行进在熙熙攘攘的伦敦街道上，他脸上明显流露出诧异的神情，“你看上去骨瘦如柴，脸色又黄又黑。”
我把自己的遭遇简略地讲了一遍，快讲完的当口，车子到了目的地。
“可怜的伙计，”他听完我的不幸遭遇以后，表示同情地说，“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找个住的地方，”我答道，“看看有没有办法觅个价钱公道、住着舒服的寓所。”
“真是怪事，”他接口说，“今天你是跟我说这话的第二个人了。”
“那谁是第一个呢？”我问。
“那人在医院的化学实验室里工作。今儿早上他还在说可惜呢，因为他找到了个挺好的寓所，却找不到人跟他合住，要一个人住吧他又嫌太贵。”
“啊！”我喊出声来，“要是他当真想找个人跟他合住，两人分摊房租，我可再合适不过了。我觉着一个人太孤单，正想找个伴呢。”
斯坦福德没放下手里的酒杯，神情有些诡谲地望着我。“你还不了解歇洛克·福尔摩斯，”他说，“要不，没准你不会喜欢跟他常住在一块儿呢。”
“怎么啦，他这人有什么问题吗？”
“噢，我不是说他这人有什么问题。他就是想法有点儿怪——对有些学科过于着迷。就我所知，他是个很正派的人。”
“我看，他大概是个学医的大学生？”我说。
“不是——我压根儿不知道他要干哪一行。我相信他对解剖学很在行，而且是个第一流的化学家；不过，据我所知，他从没系统地听过医学院的课。他的研究很杂乱，而且方向很偏，但是他积累了大量一般人所不熟悉的知识，他的那些教授知道了准会大吃一惊。”
“难道你就没问过他打算从事什么职业吗？”我问。
“没问过。他这人，平时要引他开口可不容易，不过有时候他会满脑子尽想着一个念头，那会儿话就多了。”
“我挺想见见他，”我说，“我要跟人合租一个寓所的话，宁可对方是个勤学好静的人。我身体还很弱，经不起喧闹和刺激。这两样东西，我在阿富汗早已受够了，这辈子不想再领教。我在哪儿能见到你这位朋友呢？”
“他一准在实验室里，”斯坦福德回答说，“他要么一连几个星期不上那儿去，要么从早到晚在里面忙个不停。你愿意的话，我们吃好饭就一起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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