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精)》是乔治·F.凯南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这就是为什么此书一直受到“持久关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原因。本书第一部分是他1951年在芝加哥大学的沃尔格林基金会演讲集。《苏联行为的根源》是他194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凯南详析了遏制苏联的理由。《美国与俄国的未来》是另一篇《外交事务》上的文章（1951），这篇文章论及美国应当如何思考苏联内部的变化。第三部分是1984年凯南在格林内尔学院的演讲。在这里，凯南回顾了沃尔格林的演讲并为听众提供了新经验。

在超过六十年的岁月里，乔治·F.凯南的《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精)》是公认优秀的关于美国外交的作品。利用其显著的外交经验与专业知识，凯南对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大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概览与批判：它对公正的追求经常沦为自以为是，它的雄心与权力现实冲突，它喜好评头论足的习惯经常妨碍他国利益，它的国内政治经常妨碍谨慎的外交政策而导致扩张过度。基于对军事干涉和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负面影响的强烈意识，凯南看出了行动与理想领域令人不安的矛盾――甚至是存在争议的战略取得了确定无疑的成功的时候。

这个六十周年纪念版本包括了美国现实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的重要介绍，提出了对凯南作品的新理解，探索了《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的持续影响。当美国作为强国之一应对其新角色时――而不是能够看到“更远的将来”的“不可或缺的国家”――凯南对过去全景式的分析更加意义重大。如当年一样，今天如何谨慎而负责任地行使权力的紧迫问题依然存在。凯南关于对狂妄自大的谨慎态度依然合乎时宜。以其令人耳目一新的坦率正直，《美国大外交(60周年增订版)(精)》点到了那些当前继续正被热议的政策问题的实质。

序言 约翰·J.米尔斯海默

前言，1985

前言

第一部分 查尔斯·R.沃尔格林（Charles R. Walgreen）基金会演讲集

1 美西战争

2 贺壁理先生与门户开放政策

3 美国与东方

4 第一次世界大战

5 第二次世界大战

6 现代世界的外交

第二部分 苏联行为的根源

1 苏联行为的根源

2 美国与俄国的未来

第三部分 格林内尔（Grinnell）演讲集

1 对沃尔格林演讲的反思

2 美国外交与军事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六个演讲的概念。这一概念不是源自对历史的抽象兴趣，而是源自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专注。

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目前，我们的国民意识被一种更大的不安全感所统治，这种不安全感甚至比很多西欧国家的人都要强烈。这些西欧国家离我们关心的主要源头更近，处于更加脆弱的位置上。现在，其中大部分的改变或许是，无疑是主观的——是对这一事实的反应，即在1900年，我们夸大了我们所处位置的安全性，并且对我们处理问题的力量和能力有一种过分的自信。然而今天，我们夸大了面临的危险，并有一种低估我们实际能力的倾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改变客观上也是真实的；在1900年，政治和军事现实正是这样，当时，我们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但是今天，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

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

换句话说，过去五十年里美国对外关系的记录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正如我们，1951年的一代，被无数麻烦和危险所压迫和包围，我们周围的世界的一部分似乎真的要促使我们灭亡，另一部分或者对我们自己或者对它们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对二者都是失去了信心？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是这些问题使我去回顾这五十年来国家政策中的一些决定。我当然不能使你抱有这样的期望：这一系列演讲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或是能以没有争议的方式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希望的是：它将有助于我们再次回到这一时期国家政策的一些主要阶段上去，以回顾什么是它们的选择及其结果的观点再次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不仅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可见的事情，在仅仅十年前对人们来说就是不可见的事情，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够赋予这一探究以一种新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是由我们对巨大破坏的回忆以及我们有生之年目睹的牺牲所引起的。比起两次悲惨的世界大战前的日子，这种严肃性更加深思熟虑，更加令人痛心。

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美西战争。

今天，站在这半个世纪之末而不是之初，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基本元素，我们怀疑，美国安全就是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我们的安全都依赖于英国的地位；对我们国家和英帝国的友好关系来说，加拿大尤其是一个有用的、不可或缺的人质。英国的地位，反过来依赖于欧洲大陆权力均势的维持。因此，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英国也是如此。我们的利益在于在内陆国家之间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的均势。其目的在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征服，攻取广袤土地的航海边界，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欧洲和亚欧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看到这些，我们就能理解，欧洲和亚洲周边大国的繁荣和独立与我们利害攸关：那些国家的目光投向外部，跨越海洋，而不是向内征服陆地大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些，或是认为我们明白了。但是它们对1898年的美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明白的。那些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所知道的很多东西。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他们的安全，以至于他们已经忘记了其安全在我们的大陆以外还有任何基础。他们将我们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陆外交背后的得天独厚的位置，误认为是避免干涉东半球(Old world)肮脏的分歧的优越的美国智慧和美德的结果。他们没有注意到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变化注定会打破安全的模式。

当然也有例外。亨利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或许比他同时代的任何美国人都更加接近某种关于未来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的知识分子的预感。但是即使是他也只抓住了问题的一部分。他看到了英国日益增长的脆弱性——英国经济地位的日益增长的“离心率”(他这样叫它)，英国对美国日益增长的依赖——反之，美国日益增长的对英国的战略依赖。他觉察到海军强国和陆军强国之间区别的极端重要性。他隐约认识到俄国、德国与中国政治合作的危险性。但是他的思想被当时的物质主义所扭曲：高估作为人类活动因素的经济和贸易，以及相应的低估作为事件原动力的心理和政治反应——恐惧、野心、不安全感、妒忌，甚至是无聊之类的事情。

P3-7

在美国驻外事务处供职多年之后，我开始负责二战后的困难年月中构想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负责建立了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这个机构并在其建立之初的几年里领导它——这是国务院第一个常规办公机构。其职能是在我们的时代里，从美国国家利益全局(而不是从一个单一的部分)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在这个组织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很快就意识到：在政府内外，对于构成美国对外关系行为的基本概念，我们缺乏任何普遍的共识。

正是意识到缺乏被充分论述和广泛接受的支持我们对外关系行为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我的好奇：近年来我们的政治家都受什么观念来指导。毕竟，我们被迫应对的那些新奇的和严重的问题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两次世界大战结局的产物。国际事件的节奏是这样的：考察美国外交以及美国外交与两大暴力周期的关系，世纪之交似乎是一个合适的起点。从美西战争结束和发出第一封“门户开放”照会到一战爆发，十五年过去了。按照国际生活中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来衡量，这是一段体面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只要怀有决心并持续不断地施加影响，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就能够明显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也出现了完全一样的情况。到1900年，我们普遍意识到，我们的国家力量具有世界意义，我们能够受到遥远的事件的影响；从那时起，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我们的利益就不断地以重要的方式被牵涉到这些事件中去了。

在面对这些新问题时，我们的政治家们是被什么观念所激励呢？关于我们国家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基本概念，他们做出了怎样的假定？他们认为他们要努力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回顾起来，这些概念是合适和有效的吗？它们反映出对美国民主与世界环境的关系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吗？——这些或许已经被我们遗忘了，但是应当重新使用再次将它们作为我们行为的基础？还是它们自始至终就是不充分的和肤浅的？

正是这些问题将我的好奇心吸引到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外交活动的档案上来。随着不断出现的个人回忆录、文章，以及研究和分析这种材料的美国学者的卓越努力，这一档案变得曰益丰富。作为外交史领域的新手，我不奢望能够有助于这项研究工作，我甚至也不奢望对所有与这一论题有关的二手材料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因此，本书中的演讲仅代表尝试运用一个门外汉阅读的主要出版材料——受上面所说的好奇心的鼓舞——去解决手头的问题并揭示答案。

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两个多少有些矛盾的想法使我对这一问题有了特殊的兴趣。第一个是认识到，自美西战争到二战结束，美国外交政策的规划占去了大量杰出的美国人士的精力和贡献——这些人才智超群，受过高等教育，对他们诚实的品质和生命的历练表示深深的敬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基本上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人选。如果他们的对外关系哲学的方法是不恰当的，那么美国对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理解的缺陷，以及美国对塑造这一关系的兴趣都深深地根植于国民意识。任何的改变确实都很困难。

与此相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安全，或是我们认为的我们的安全极大降低了。在1900年，这个国家没有想到其财产和生活方式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任何威胁。到1950年，这个国家似乎除了考虑这一危险之外别无选择。

对这一情况作何解释？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如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外交的错，那么是什么错了——观念还是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或许是我们影响力范围以外的事情的结果，这些事情是什么？这些事情预示着什么？这些事情依旧是可实施的吗？它们将把我们带往何处？即使有入认为他有了答案，六个演讲也不能详尽无遗地回答所有问题。因此，本书中的六个演讲试图根据这些问题讨论个别事件和情况，希望这一不系统的模式能够比将我自己对手头这些材料的反应直接呈现出来的表达效果更好。只有在最后一个演讲中，我才努力进行了概括。我可以确信，面对经验丰富的外交历史学家的批判性意见，本书在细节方面容易受到批评。本书指出的结论一定会受到广泛地质疑。如果本书能够促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思考，促使智慧的和更有学问的人更好的努力，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芝加哥大学的演讲采用的是美国二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与苏美关系问题不直接相关。苏美问题在我们时代的公众舆论中引起了深刻的争论。因此，让每个人充分认清它们与当前问题的关系或许并不容易。因此，在本书中加入两篇关于苏美关系的文章是恰当的。这两篇文章可以被看做是对将理性的方法运用到当前问题上的一个反应。

这里，我要对支持研究美国的机构的查尔斯·R．沃尔格林基金会的官员表示感谢，该基金会资助了这六次演讲；对《外交事务》的编辑表示感谢，本书的两篇文章最初发表于此。

乔治·F．凯南

普林斯顿，新泽西

“这些在1950年发表于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演讲，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的很多年里一直是有最广泛阅读量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作品。”

——《外交事务》，过去七十五年里最重要的书

“关于外交这一主题的最简明扼要的总结。”

——亨利·A.基辛格

“一个真正懂得有关外交政策知识的人的一部关于外交政策的著作。”

—— 《纽约时报》

“一部经典的外交政策教科书。”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