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批判地吸取了中国古代谋略思想，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造，给古老的东方谋略思想赋予了新时代的活力。
古代的谋略理论虽然闪烁着哲学思想的光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还只是朴素的、不完备的，没有也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体系，且大都夹杂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宗教迷信的思想糟粕。例如《易经》中包含有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但它所说的变化，不是向前、向上发展，而是周而复始的循环重复，用有限的模式概括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因而《易经》的辩证法是装在形而上学筐子里的辩证法。战国时期庄子的思想中包含有朴素辩证法因素，但又夹杂着相对主义的宿命论；惠子的朴素辩证思想中则含有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墨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中带有宗教迷信成分，等等。因此，那个时代的谋略也就不可避免地染上神秘、虚幻、迷信的色彩。
毛泽东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精通中国古典哲学思想和兵法战策；既是学识渊博的理论家，又是经验丰富的实践家。他善于用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把大量的实践经验总结、概括、升华为深邃的谋略思想。在他无数谋略艺术杰作中，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宏谋大略为其代表作。他的谋略思考很别致、很奇特、很深邃，最富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神韵：在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社会中搞革命，却把主战场放在农村；以无产阶级为主导、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革命，却以农民作为主力军。一位著名理论家在论及这一点时不由赞叹：“这就叫创造，这就叫惊世骇俗。”
正因为毛泽东在各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和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突出贡献，因而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公认为革命的领袖。因此，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称之为“毛泽东军事谋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湖南人文环境的影响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大地生长出的巨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为杰出的代表，湖南的人文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湖南人文环境对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湖南当地的湘学士风对养成他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重视实效的用兵特点影响很大；二是湖南人敢于斗争的精神对养成他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气概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毛泽东军事谋略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明清时期著名哲学家王夫之的“实学”思想。王夫之是湖南人，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世称“王船山”。他一生著述宏富，在学术上强调“经世致用”，主张“理依于气”、实用为本，重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王船山”对湖南的湘学士风有很大影响。
湖南学子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政治运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曾国藩就出在湖南。此外，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兰等，都受教于岳麓书院，他们一方面执守重内圣之道的理学，同时又师承王夫之重外王之术的实学。曾国藩曾着力传刻《船山遗书》，糅合理性和实学，因此贯通内圣外王之道。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打着“保卫名教”的旗号，又严格整军治政，还是早期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就曾说过：“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毛泽东的《讲堂录》中，收抄了许多曾国藩的话，如“涤生日记，言要转移世风，当重二义：日厚日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等。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也是岳麓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倡导下，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一直具有研究王船山的实学思想的风气，年轻时的毛泽东自然深受影响。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表现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实事求是。1916年，岳麓书院把这几个字刻成一个大匾挂在书院的讲堂正门。后来毛泽东两次到岳麓书院寄读，这块“实事求是”的横匾自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后来还对这四个字做出了新的解释。
湖南人历来具有为国捐躯的斗争精神。曾国藩剿灭“长毛”(太平军)之后，“无湘不成军”便传遍了全国。湘潭人杨度曾预言，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意思是救中国者湖南也。如果说杨度本人是湖南人有崮吹自擂之嫌的话，安徽人陈独秀的话则是有说服力的，他说：“湖南人底(通‘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民族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几十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在汉阳抵挡大队清军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他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毛泽东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对于养成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性格，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