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恺的作品《最后的儒家(附光盘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并将之置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本书1979年获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佳著作奖。

　　《最后的儒家(附光盘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以雄健的笔触揭示了儒家思想的永无止境与儒家哲学的当代性。它是海内外第一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获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佳著作奖，纪念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艾恺独家授权、全文审订版本。附赠首届国产纪录片优秀短片《泊客中国：对话最后的儒家》。

《最后的儒家(附光盘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作者艾恺

中文版序言　

导论　

第一章 父与子　

第二章 精神异常、自杀、成圣　

第三章 北京大学的孔夫子和文化　

第四章 中西文化（一）　

第五章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社会反应　

第六章 梁漱溟的上下求索，1922—1926　

第七章 广东与河南：乡村重建的开端，1927—1931　

第八章 中西文化（二）　

第九章 乡村重建：儒家的现代化　

第十章 “南京十年”时期之乡村建设：一个政治和社会的分析　

第十一章 山东的乡村建设　

第十二章 抗战时期和战后：政治和论战　

第十三章 回到北京　

第十四章 1986 年跋　

参考书目　

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会谈

这时，梁漱溟以国防参议会成员的身份被派往河南、陕西视察防务。当月，他抵达西安，但这只是个借口：“我的目的实是延安”（共产党的大本营）。梁漱溟现在看到，共产党政策的变化是民族生存的“伟大转折点”。在12月下旬病了两周（显然是由于六个月的旅途劳顿和山东的沦陷）之后，1938年1月5日，他越过宽阔浑浊的渭河，坐着牛车，穿过雨水侵蚀的黄土高原，辗转二百英里，向北进发了。当他行驶在冰雪覆盖的山路上时，陕北的贫困和荒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没有改变，直至他来到延河边那个小镇上时仍然如此。这个小镇将成为锻造中国革命的熔炉。

梁漱溟花了两周时间和党的领导人交换意见、参观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总的说来，战时的中共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最使他满意的是和江西苏维埃时代的显著差异：放弃了以武力将土地充公的旧政策；农会向全体村民开放，包括富农和小地主；建立了新型的地方政府系统。毛泽东和其他人现在向他承认江西的土地政策“是错误的”；并且，在确定未来方针之前，有必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梁漱溟惊叹道：“这自是一种重要转变。”

延安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学生生活）使梁漱溟感到特别兴奋。虽然他也发现某些方面有些“卤莽”、“肤浅可笑”，但“这是大胆创造时，所不能免，无所深怪者”。他总结道：“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尽管学生们的日子很苦，但却身体健康，精神抖擞。梁漱溟说：“这不是一种成功吗？”

梁漱溟意识到，共产党“当然给我愿意看的事来看，当然给我愿意听的事来听”。但是，他仍然从许多会谈和“所见事实”中作出结论：“我相信中共在转变中。这种转变不是假的”。从对新边区与江西时代的许多区别中，梁漱溟断定共产党所做的工作“正接近我们的乡村建设”——这种相似性在梁漱溟访问延安之后将进一步加强甚至更加明显。同时他也十分清楚共产党所做的还不是真正的乡村建设。“即其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他们仍然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然而，梁漱溟也看到：“环境事实要他变。”

梁漱溟标志性的直言无讳和他在会见中提出的令人为难的问题大概让中共领导人很难喜欢上他。他向党的总书记张闻天询问，使共产党1927年被赶出国民党的原因是否还存在？为了表示愿意在第二次统一战线中合作，共产党做了哪些改变？（许多党内元老也有同样的困惑）共产党的目的是要掌握国家权力吗？张闻天回答说：不，在目前不是。梁漱溟又追问道：“革命党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假如说，不一定自操政权，然则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愿闻其详！”张闻天含糊地说，中共“不一定要自操政权”，它将“帮助国民党完成其革命”。梁漱溟带着嘲讽的口吻说：至于如何完成共产革命，张闻天“似未说清楚”。梁漱溟这些提问的动机是迫使共产党承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合中国国情，从而证明他本人主张的高明。梁漱溟的这种谈话方式几乎被视为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批评，因此很快就激怒了毛泽东。P275-276

中文版序言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20 世纪50 年代知名的受害者。

不过还有一点应予补充，梁漱溟也曾就此提醒过我们。他自谦地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当只有二十几岁的梁漱溟成名时，正值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各国史学界无例外地给予重视。然而梁漱溟虽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却例外地没有像别人那样受到注意。不单在中国是这样，美国亦然。

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起步较晚，直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尚付阙如。华裔学者周策纵60 年代写了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史》），才提到梁漱溟，但也只有一页半，仅限于介绍梁漱溟早年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拙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是海内外第一部梁漱溟评传。同时代的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都有人作了传记，甚至不止一种。美国人认为胡适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这和胡适与外国联系不无相关。外国人容易知道他、理解他。胡适、李大钊和梁漱溟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李氏和梁漱溟还是好友。美国人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钊。这当然不难理解，人们自然会注意站在左右两翼突出位置的历史人物。

梁氏终生被看作近代中国的保守派，或者“文化守成主义派”，且又不属保守派中的最杰出者。说到“五四”时期，人们可能提出梁启超、张君劢或某个人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当时（“五四”）己被评定为保守，赞同他意见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则不免先入为主地予以忽略。

作为20 世纪40 年代政治中间派的关键人物，梁漱溟往往鲜为人知。张君劢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张氏研究西方政治，又于1953 年写了The Third Force in China（《在中国的第三势力》）的英文专著，并领导着一个中间派的民社党，因而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说过，他参与政治，完全是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一旦国共冲突已无可避免，便决意退出现实政治。这和许多人的涉足政治很不一样。

在50 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当多，不过情形并不一样。例如胡适，对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却身居海外，不受触动。梁漱溟则不然了，只因他具有罕见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间隙，才完成他的《人心与人生》及其他相关的哲学著作。他后半生的著作，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几乎是在他辞世前不久才得以出版。这既可庆幸又可惋惜。

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与偶然机遇有关，又与个人性格有关，也和美国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逐步深化的总体趋势分不开。费正清先生在美国是研究中国的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学进入中国并影响到中国开始，渐进深层，直至研究中国本身。进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响，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后学，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路数。

60年代初，中国集中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颇为偶然地，这却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机缘。在阅读那些批判文章时，我第一次看到梁漱溟这个名字。当时台湾不允许公开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陆的学者的著作，而在台港探访梁漱溟早年的学生时，他们也不知道老师的现状。我是在美国和中国台港地区搜集梁漱溟的资料的，可见封锁还是很严的。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虽然有关于梁漱溟的资料和他的一些著作，但学界对他实在很陌生。只是在The Last Confucian（《最后的儒家》）出版以后，注意他的人才渐渐多起来。例如费正清在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美国与中国》）第三次再版时，便加进了有关梁的述评。

我曾于1973 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时正着手撰写《最后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听梁先生，渴望见到他，但是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难以回答。1980 年夏天，我终于如愿见到梁先生，使我惊喜的是，他几乎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人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只是到了这一天，我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我的书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

在约半个月的访谈中，我发现在拙著中有少许事实出入，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纠正。

此后我多次访华，和梁先生又长谈过一次。不过，我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山东邹平作长达数月的实地访察，了解当年这里乡村建设理论实验的经过和成效。

梁先生过世后，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应作一些改动。现在看来，我对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个路向和乡村建设理论的意义评价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我愿借作序的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 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拙著最早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于1979 年出版，1986 年修订再版。2013年正值梁漱溟先生诞辰120 周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吴浩先生邀我将中文版修订再版，以为纪念，我欣然同意。王宗昱先生与冀建中女士在翻译、引文查证与核实等方面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我在此译本基础上，就术语的表达、文意的纠偏和事实的确认，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当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方家教正。

艾 恺

　　为什么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　　——艾恺（Guy S.Alitto）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 　　《最后的儒家》是我读过的思想史传记中首屈一指的著作。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以及梁漱溟本人的深入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构思和文笔彰显出大师功力，仅仅是第一页就把读者深深吸引住了。本书虽说是严谨的史学著作，各种资料来源不啻几百种，却如小说般让人读得津津有味。　　——谢伟思（John S. Service）

  美国资深外交官、1944年作为美军迪克西使团成员访问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