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人生
方南江
父亲原名方应生，后来才改为方正。改成这个名，还有些趣事，也让他倒过霉。抗大毕业不久，他从中央党校调到总政治部组织部工作，就请示部长方强、副部长胡耀邦，要改名为“方政。”为啥取这个“政”字，父亲没说过。胡耀邦同意，方强是父亲湖南平江长寿街老乡，也同意。报到当时的总政副主任谭政那里，谭政开了句玩笑：“我叫谭政，你叫方政呀？”父亲想了想，就把“政”字改为“正”了。1956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南京军事学院时，刘伯承院长向他介绍：“这是战史教授会的主任方正同志。”毛主席一听很高兴，也不知他听清了没有，边和父亲握手边笑着说：“哦，你是方针啊？那好，我们应该跟你走！”“文革”时期，父亲因为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的一句所谓“政治谣言”得罪了江青，江青在京西宾馆小礼堂，当众指着父亲斥道：“你这个方正，既不方又不正！”这一下，“方正”这个名就更响亮了。“四人帮”倒台后父亲平了反，方正还是方正，人仍是方方正正的。
我常想，作为子女，如果能亲目所睹父母青少年时代的风采那该多好！但是不现实。大凡子女能够从生活的角度观察父母的时候，父母已经人过中年了。父亲在我心目中一开始就是个老红军、老首长的形象。父亲从未给我们完整地讲过那过去的故事，更不用说坐在高高的白杨树下娓娓而谈了。即使对我们进行随机教育时，也只有零星的几句。如谁没有把碗里的饭粒吃干净，他会“蹦”出一句：“过草地的时候，前面部队屙出的屎里有没有消化的青稞粒子，后面的部队就捡出来吃。”我们大吃一惊，问他：“你吃啦？！”他轻描淡写：“我是一军团的，走在前头。”见妹妹们听得难以下咽，他会说：“你碗里是大米。”然后就净了碗、漱口吃药去了。哪个孩子陪他散步说声“累了”，他会嗤之以鼻：“飞夺泸定桥晓得吧？我随尖兵连一天一夜走了二百四十里，净是山路，边走边打，我还跑前跑后宣传鼓动呢。”我们很难把眼前体态已发福的父亲，同铁索桥头那位威猛红军重合起来。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的照片，父亲一张也没有。据说原本有几张，在中原突围抢渡白河时，因敌机轰炸扫射，他那匹战马的肚带被弹片切断，几张照片和他的手枪、望远镜，连同他在江西红校的毕业证书、中央苏区运动会上二百米障碍赛跑第二名（成绩29秒）而荣获的奖品（大概是背心、笔记本之类），都被大水冲跑了。致使他后来与母亲两袖清风进了延安。父亲现存最早的一张照片，是1946年10月底，他和母亲在延安北关惟一的一家照相馆补拍的结婚照。照片上的父亲虽也英姿勃发，但屈指算来，那时他已是三十二岁了，离“红小鬼”的年龄相去甚远。感谢那家照相馆，想必有数不清的前辈在那里定格过自己的青春。
父亲一生没有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母亲和我们让他写，他就说：“我不写。那么多人都牺牲了，谁替他们写了？我们活下来的人，现在都在享清福，还要把自己吹得不得了，把大家的功劳吹成个人的，还不是自己动手写的。我不搞这一套，我懒得写。”1983年，他从济南军区副政委的岗位上离休后，军区曾派人帮他写回忆录，也被他谢绝了。大家都劝也不听。他完全把写回忆录等同于给个人“树碑立传”了。后来我想了一套理论可能对他有触动。
我问：“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个人的行动组成的吧？”
他想想说：“那是的。” “其中也包括你吧？”
“那是的。”
“如果大家都不愿意说个人经历的事，那革命的大历史会不会显得空？”
“……那怕是。”
“当年飞夺泸定桥，随红二师四团先头营行动的团俱乐部主任，全军就你一个吧？”
“那当然。”
“一个红军团俱乐部主任那一段的经历和感受，你不说，天底下还有谁知道？为什么那时的团政委杨成武回忆长征，还要派人来请你谈情况呢？再说，你有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总要替你延续后代。百年之后，后人们对先人一无所知，总不是好事吧？”
父亲虽是开国将军，却是农民出身，对崇敬先人、“延续香火”是不马虎的。他是个遗腹子，出生前三个月父亲就病故了，一生中他有时也为不知先人的身世而遗憾。到了1990年，距他离休近七年之后，他以七十六岁的高龄，终于自己动笔开始写自传。母亲说，也没听他给什么人打电话，就那么写，血压升高，睡不好觉，直写得天昏地暗。终于用二十多天写出了一部两万四千多字的自传。他甩着双臂下楼，得意地说：“这是我自己写的，没让任何人写一个字，没有吹一句牛皮，欢迎大家批评。”他略有私塾功底的汉字，宛若朵朵灿烂的梅花。我们惊异父亲的记忆力和文字功底。脉络清晰，叙述平实，文字简洁，勾勒出了他从红军时期到“文革”结束将近五十年的人生履痕，毫不夸张渲染，毫不矫揉造作，就是一份实实在在的“自传”。遗憾的是文学性不强，细节太少了，也许他仍然力避“吹自己”，好多宝贵的经历、好多有价值的史料、好多有趣的故事，或是一笔带过，或是湮没其间。若以我现在对他自传意义的认识和时间条件，我会列出细纲和有价值的题目，然后多次采访他，形成一部生动翔实的传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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