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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 | 考古学家张光直文学作品集粹 |
| 分类 | |
| 作者 | 张光直 |
| 出版社 | 台海出版社 |
| 下载 |  |
| 简介 | 编辑推荐 张光直（1931—2001）原籍台湾台北板桥，出生于北京。15岁随父母迁返台北，就读于建国中学。1949年在台当局镇压进步学生的“四·六”事件中被捕坐牢一年。出狱后入台湾大学考古系，后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曾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及文理科学院院士；为祖国大陆多座大学聘为荣誉（客座）教授。 《考古学家张光直文学作品集粹》收录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文学作品,包括“建国中学时期的作品”、“小说：小人物描写”、“《张我军文集》前言、后记及纪念文”、“回忆录”、“其他”、“致张光正信函”以及“对张光直的回忆与悼念”七个部分。 内容推荐 张光直（1931-2001）原籍台湾台北板桥，出生于北京。15岁随父母迁返台北，就读于建国中学。 《考古学家张光直文学作品集粹》收录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文学作品,包括“建国中学时期的作品”、“小说：小人物描写”、“《张我军文集》前言、后记及纪念文”、“回忆录”、“其他”、“致张光正信函”以及“对张光直的回忆与悼念”七个部分。 《考古学家张光直文学作品集粹》由张光直编著。 目录 编者的话 张光直的精神魅力（代序） 建国中学时期的作品 老兵的佛像（1948） 故乡（外二章）（1948） 学校生活散记（1948） 文学是为多数不幸者存在（1948） 伐檀（1948） 建中风景线（1948） 致陈百感先生的一封信（1948） 小说：小人物描写 杨老师 孙在芳 王恢和李继禹 《张我军文集》前言、后记及纪念文 《张我军文集》编者的话 《张我军文集》增订本后记 父亲可以放心了——纪念父亲逝世30周年 回忆录 番薯人的故事 【原书附录】罗刚（罗铁鹰）及罗呜致张光直函 张光正：关于《番薯人的故事》 张光正代《番薯人的故事》著者勘误 我求学和就业于兹的哈佛大学（一） 我求学和就业于兹的哈佛大学（二） 其它 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谈话 新年三梦 台湾考古学者该与福建和东南亚交流了 抗战与学术研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与加拿大学者海基·菲里交谈 致张光正信函 第一封（1984.7.25） 第二封（1984.11.19） 第三封（1985.1.21） 第四封（1986.2.26） 第五封（1988.6.12） 第六封（1986.6.14） 第七封（1989.9.4） 第八封（1994.2.16） 第九封（1994.7.16） 第十封（2000.2.12） 对张光诚的回忆与悼念 我的二哥张光直 林海音对张光直回忆片断 一些琐事 一座没有暴发的火山——悼亡友张光直 怀念张光直教授 永远的张光直先生 从重聚到永诀——痛悼二弟 试读章节 老兵的佛像 是去年的秋天的夜晚，在一家酒店里。 “依拉瞎依！”女主人喊着习惯的一句客套，一面把邻近的一张桌子收拾好。接着说： “请坐！请坐！”然后问了一声就转到后面去了。 进来的是一位军人。陈旧的黄色军装套在他庞大的身躯上，他向这边望过来了；果然，两个掉了色的星，是中士；脸上纵横的皱纹，表示他大约早已达到了退役的年龄罢。黄而黑的面孔和纵横的皱纹，显示着他已久历风霜。 他的进来使我忽然生了亲密的感觉。而且那和善的面孔，也引不起谁的憎恶。我想在这老兵的经历中，不知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所以趁着酒性，在他挟着刚端上来的酒菜的时候，就凑近和他搭讪起来。 “老总，您从哪里来？” “哦，哦……”他似起了他乡遇故知之感，把和善的眼光投了过来。“哦，哦，我打外省来。” “哪省？” “哦？……”他茫然了一会。“哈哈，嘿，可教你问着了，唉，哪省都去过”…… “唔……”下面似乎再找不到话往下接了，我只呆呆地看着他的衣服；这次，我注意到他的手在不停地抚摸腰带上吊着的一尊铜的佛像。二三寸，光闪闪地，好像已被抚摸了很久，很久。 “咦，老总，那是什么？”我用手指着问。 “这个”…… “佛像？”……我看他的态度似乎对这尊佛像保存着若干秘密，好奇地试探着。 “嗨。”他一古脑儿把举起的酒一饮而尽。我看到他的手颤抖着，酒撒了一半。“这玩意儿的来由，在我想是再合乎人情也不过的。可是我几乎为它丧失了我的生命。这故事说给您听听也不要紧……” 我知道故事来了，连忙坐到他那一边去，一面招呼又叫了两盘菜，他也不推辞，一面把花生米剥着送向口中。 “‘八·一三’那年我吃的粮，如今整整十年了。那时候，我正在山西的一个小县城里教书，就给拉进了军队。”他一口气又饮了两杯，把花生米向嘴中送着。 “年尾上，就在山西北边，跟日本儿开了一仗。白天，我们一班和队上失了联络，就在火线上闯来闯去。到末了，一班弟兄们就剩我跟一个二等兵，伙计们全完了。那时候，我俩心头烧着一把火，跟着一双血红的眼，疯了一样乱窜；我们也不想回队了，就想抓住几个日本兵，一起拼死给弟兄们报仇。那时候，我想就是狼虎看见我们也得吓死……” 乱跑了两个来钟头吧！也是活该，就在一个破土墙后面，瞧见了四个日本兵，都受了伤睡着，只有一个醒着，坐在墙根发愣。我们俩就像饿虎扑羊似地一下子就拿刺刀刺了三个；我正举起刺刀要刺那末了一个，忽然看见什么似的，也奇怪，就刺不下去。那是一个老头子，我不觉得眼前是一个日本兵，只觉得是一个和善的老公公，一个老学长，反正是一脸的害怕，求饶，跪在地上。白须下的嘴不住地牵动，一双眼就只管看着我一双凶狠的手。我从那颤巍巍的眼睛里，好像一直看到他的脑子，他的心，看得出他是一个可怜虫——像我一样，离开了老伴儿、儿子、孙子，拼着老命给拉了出来。看到这儿，我下不去手。我杀了他就跟杀了我一样…… 我把枪放下了，望望四周，看看还有敌人没有，没有！影儿都没有。那个二等兵刚戮完了一个小伙子的肚皮，转过身来，看了那老头子一眼，就扑了上来。 “不许动！”我把他用力拖住，向后面摔过去。他奇怪地瞪着我。我一时找不出话，只似乎向他解释： “……自己人……” “手表！那老头子腕子上！”他指着老头子，又爬了起来。我真看不起那家伙，拿枪背使劲揍了他两下。 后来渐渐心情平静下去了，我想找路跑。可是这老兵也不好办。想了半天，才决定把他俘虏，就带他一道归队了。 这时，他脸上激动着，红红的血筋进出来。 “可是，那家伙！”他捶了一下桌子，一盘花生米都进到地上，“他给我告了上峰，说我通敌！他说，老兵给了我一个宝贝，我就放了他。其实哪里有什么宝贝？只是这佛像。那老日本在分手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挣扎了半天，只流出几行泪，最后把这东西拿出给了我，说了几句我昕不懂的话。” “可是我懂！他感激我！我并不自负，我以为杀这种人是不该的！” 他又用力拍了一下桌子，我赶快扶住酒瓶。 “可是上峰说，应该立刻就判我吃黑枣！那就别客气，看我的人也是好兄弟，我就跑了。后来打听，听说长官气得要命，差点把看守也枪毙，我就不敢回老家了，带着一颗自己觉得是善良纯洁的心，东奔西跑，又入了军队。去年这会儿才开来台湾接收。” 他的感情平下去了，我催着他吃菜。店里又来了两个大学生，似乎都鄙夷我俩，嘴角冷笑了一声，便挑了一个远远的地方坐下。 他又扔了一把花生米往嘴里。 “去年，我就可以回家了。可是，我出来也lO年了。家里的人在这10年兵荒马乱里，说不定怎么样了呢？老光棍一个人就在军队里过一辈子倒也有点意思……” 他笑了，又吃了几口。我默默地看着他受难的、牺牲的Aksyomof一样的汉子。 “可是，大概再过半个多月，就再调上东北，还要打仗，这回是打八路。可是——我再不能忘了这佛像——这仁爱的友情的纪念品”—— 接下来是静默，我俩都不再说话，默默地喝着吃着，望着远处天边。只听见那两个大学生叽哩咕噜地谈笑—— 原栽台北《新生报》1948年1月19日 P3-6 序言 张光直的精神魅力 李零 张光直教授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他走后，凡是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说他为人厚道，学问了不起。可是没有见过他的人呢，他们除了读张先生的书，要想了解张先生这个人，就比较困难了。为此，我们编了这本纪念集，一方面寄托我们的哀思，一方面彰显他的业绩，让读者知道，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摞书，张先生的精神魅力究竟在哪里。 张先生这一辈子，从北京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然后又回北京和台湾，往来各地，沟通有无，胸襟博大，最少偏见，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国际化的学者。但在张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个乡情浓厚，再普通不过的中国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既会说“标准的京片子”，“也会说台湾话，”虽学过日文，但“从小就不喜欢日本人”，自认为是台湾人，但也是闽南人和中国人的“番薯人”。他对他的故土北京和台湾，对他的父母、老师、同学和朋友，一直有诗一般的魂牵梦萦，又透着淡淡哀伤。 有件事也许应该特别提到，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第一次回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他小时候呆过的地方。在那里，他看望过一些“故人”，勾起难忘的回忆。后来，他以“吴襄”为笔名（此名恐怕是“无乡”的谐音，正像他母亲易名“心乡”，是个寄托乡愁的名字），在《秋水》杂志上发表过三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从角色类型讲，我们都很熟悉，但和张先生的记忆对比，反差太强烈。这些故事，有些就是张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里当真人真事讲，其实是属于历史性的东西。张先生笔下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真诚、有理想、舍身忘我。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结局又怎么样呢？他们的结局好像很惨，至少是命途多舛，让这个在北京深受感染而且在台湾蹲过监狱的他，有一种不知家在何处的悲凉。 第三篇小说的结尾，“老张”递给主人公“我”的杂志上，那个《万世师表》剧中对旅美学人提出的问题令人震动： 将来若是你们的孙子孙女——不论是用中文还是用英文——问你说：“爷爷，你在中国最艰苦的时候，给中国干了些什么事呢？”请问你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让置身局外、独善其身的主人公发怔半天，一时说不出话来。 当我们读到这里，不禁又会想起，张先生在《番薯人的故事》最后说的那段话。他说他是受了50年代以前的刺激，才去探讨“人之所以为人”，但50年以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还在思考他的问题。 他既预言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他也批评过“1950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 张先生是个四海为家的考古人类学家，但他心中还是有个属于他的家。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光直先生去世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了纪念文集《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这一文集于2002年出版，本文为编者“写在前面的话”。 载于2002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作者李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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