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纵论管理之道》(作者陈世金)除了摘选《孟子》、《大学》、《中庸》、《孙子兵法》、《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中的名家名言,同时也摘录了《老子》、《荀子》、《庄子》、《管子》、《墨子》、《慎子》、《韩非子》、《列子》、《尹文子》、《盐铁论》、《潜夫论》、《论衡》、《淮南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新语》、《古文观止》等文中的一些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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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古人纵论管理之道 |
分类 | 经济金融-管理-管理学 |
作者 | 陈世金 |
出版社 | 台海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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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古人纵论管理之道》(作者陈世金)除了摘选《孟子》、《大学》、《中庸》、《孙子兵法》、《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中的名家名言,同时也摘录了《老子》、《荀子》、《庄子》、《管子》、《墨子》、《慎子》、《韩非子》、《列子》、《尹文子》、《盐铁论》、《潜夫论》、《论衡》、《淮南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新语》、《古文观止》等文中的一些言论。 内容推荐 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和延续下来的灿烂历史文化,既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 《古人纵论管理之道》主要摘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荪子兵法\左传\资治通鉴等厉史名著中的名家名言,这些言论对处于改革开放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古人纵论管理之道》的作者是陈世金。 目录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好利而欲得者,人之情性也 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富与贵,必以其道得之 度德而处,量力而行 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胜在于数,不在于欲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所为 于利之中则争大,于害之中则取小 虎狼当路.不治狐狸 刚柔相济,贵处中庸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 顺其自然,欲速不达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 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 曲则全,枉则直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使鼓鸣者,乃不鸣者也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见微知著,防范于未然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焚林而猎,后必无兽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胜而不知胜之所以成,与无胜同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恤远者略近,事外者简内 乐极生悲.骄兵必败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 学而不能行,谓之病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有志者,事竞成 自见之谓明,自胜之谓强 运虽天所授,功因人而成 天降大任于人,必先苦其心志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 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 身正不令而行,身不正虽令不从 人谁无过,贵能自新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礼之用,和为贵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何处无人才,患在君不识 因能任官,官不虚授 分职而治,各司其职 任则勿疑,疑则勿任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责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任以职事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 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其君 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 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 与人为善,成人之美 理乱之本,系于人心 审时度势,趋利避害 与时迁移,设策之机 依势而谋,因势而导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无赏无罚,不能为治 无赏无罚,不能为治 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 赏不遗贱,罚不避贵 朴遗:读史偶得 正确对待物质利益 诚是信之本,信是利之源 终生学习,方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领导用人之道:“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抓住机遇,成就事业 制度管人.依法办事 试读章节 勤能兴业。力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是事业兴盛的条件,惰是事业颓废的病根。 勤能补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各种生产技能只有靠勤学苦练才能掌握,各业经营的规律、谋略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摸索领悟,科学的发明创造大都也是起源于勤劳的社会实践。 勤能致富。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财富只有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才能创造积累。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富贵之“道”,应该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是指道德道义,主要是讲经商发财要有职业道德,商业道德,不能搞商业欺诈,骗取钱财。“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所以,先利后义,见利忘义,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是指规律、规范、法规。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必须无条件的遵循经济规律,技术规范,行业法规,市场规则。 第三,是指谋略,方法,策略,手段。经营内容,经营方式,都要因人而宜,因时而宜,因地而宜,不可人云亦云,盲目行事。 度德而处,量力而行,就是现在通常人们所讲的实事求是,一切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 宋朝宰相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一文中曾经这样讲过:“人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王安石讲到至深至远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你去力求“至深至远”,这就是“度德而处,量力而行”。同样,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不勉强去办那些一时还不能办到的事情,也可谓是自知之明之举。 一个人的智力、精力、财力都是有限的,世界上的生财之道却是无穷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如果什么事情都想干,那就可能什么事情都干不好。“道以多歧亡羊”,“求多者,其得寡”。四面出击,就会分散自己的兵力,导致四面围攻。有所不为,才能依据特点,抓住重点,避开弱点,突破难点,最终才会有所为。 所谓“予”,就是指予谋,谋划。古人都是劝诫人们遇事要多思的。因为只有多思,才能使入学会深谋远虑,瞻前顾后,把想办的事情,面临的问题,与大局联系起来,把现实的努力与将来的发展结合起来,小中见大,近处见远,在办事的过程中具有明确的计划性,预见性,目的性。只有多思,不断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经常进行分析总结,把大量片面的,零碎的感性认识,逐步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不断提高自我,完善自我。增强办事的自觉性,提高能动性,减少盲目性,克服随意性,避免摇摆性。 总之,多思可以使人们出智谋,长才干,明是非,增强智慧和力量。 所谓诚,就是诚实,诚恳,诚心,都是说明做人办事要真心实意,不掩饰,不做作,不虚伪。 所谓信,就是重守诺言,言行一致,一言九鼎,说了的话就要兑现。不哄骗,不欺诈,不朝令夕改。讲真话,办实事,说到做到,这叫言而有信;用自己的实际行为,赢得他人的相信,这叫取信于人。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就是无形资产,就是生产力,就是财富。诚是信之本,信是利之源。诚信是金。 我国历史上有个“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叙这一历史事件时评论说:“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复言,重诺,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决腹,非勇也”。(《资治通鉴·秦纪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复言,重诺同样也是不可信的。历史和现实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复言重诺,可能就越是有欺诈。凡是承诺得越多越重的,兑现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渺茫;期望值越高,失望的可能性就越大。 兵家讲“以正合,以奇胜”;商界讲“胜在于数”,“富在术数”,都是强调庙算、谋略、管理的重要性,强调以智取胜、以奇取胜的必要性。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都会遇到一些矛盾、困难和问题。只有在众多复杂的矛盾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分析的方法,正确权衡各种矛盾的利弊关系,科学决策,做到两害相权求其轻,两利相权求其重,取舍洽到好处,既不因小失大,也不顾此失彼,才能在风云变幻的矛盾中,把握全局,处变不惊,灵活应对,取得主动。 干好任何事情,“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25页) 一张一弛,文武并用;宽严适度,恩威并重;刚柔相济,贵处中庸,这些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 人们在想问题、办事情的过程中,都要分清主次、轻重、大小、缓急,学会抓大事、抓根本、抓关键。先大后小,先急后缓,先主后次,先重后轻,就会事半功倍;因小失大,舍本求末,主次不分,避重就轻,结果就只能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劳而无功,全功尽弃。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些都是告诉人们,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不仅要有一个好的理想、志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付诸实际行动,善于实干。不干,任何好的理想、志向,都只不过是空想、空谈。实干才是成就事业、发家致富的必由之路。不干,弱者永远是弱者。苦干加巧干,才能改变落后,摆脱贫困,走向富裕。P145-148 序言 中华民族数千年形成和延续下来的灿烂历史文化,既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它不仅对过去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推动力,而且对今天新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是我国儒学的创立者。自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就享有至上至尊的地位。《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记录,包括孔子谈话、答弟子问及弟子间相互的谈论,是流传数千年儒家思想的基石。《孟子》在历史上也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与《论语》同被后人所推崇。《大学》、《中庸》原本都是《礼记》中的一篇,到了宋代,才把它们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是儒家的经典著作。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春秋末期孙武著,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作之一。它深刻地总结了春秋末期以前的作战经验,揭示了战争的一些重要规律,不仅指导了我国历史上千百次有声有色的战争,培育了众多著名将帅的成长,而且全书洋溢着唯物论和辨证法的思想光辉,被后人译成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广泛应用于外交、战争等领域。孙子和《孙子兵法》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兵学圣典”、“兵经”,广受国内外的推荐。 《左传》全书共约18万字,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记述了春秋时期250余年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历史,是先秦时代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宏大的历史著作。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一百三十篇,原名《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撰。后又经褚少孙补撰《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篇,并附缀汉武帝天汉以后史事。作者职居史官,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利用国家收藏的文献,益以实地采访的资料,取材极丰。 北宋司马光所撰、宋神宗命名并作序的《资治通鉴》,则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共二百九十四卷,另加考异、目录各三十卷。取材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传状、文集、语录等二百二十二种,是我国古代史学发展时期浩大的史学工程之一,也是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因此,《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在中国古代史学上被尊称为“两司马”。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孙子兵法》、《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这些历史文献,纵跨中国历史几千年,横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领域。在这些文献所记叙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中华民族,有统一,也有分治;有和平,也有战争;有兴盛,也有衰败。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时代.为着国家统一,为着民族振兴,为着抵御外侮,为着人民富裕,在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大智大勇,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悲壮的历史剧。 这些经典历史文献,内容繁复,是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作者多年潜心研读,爬罗剔抉这些历史文献中有关管理之道的经典言论,编撰成书。这些经典言论是古人管理经验的总结,相信对当今的管理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书除了摘选上述历史文献中的名家名言,同时也摘录了《老子》、《荀子》、《庄子》、《管子》、《墨子》、《慎子》、《韩非子》、《列子》、《尹文子》、《盐铁论》、《潜夫论》、《论衡》、《淮南子》、《吕氏春秋》、《晏子春秋》、《新语》、《古文观止》等文中的一些言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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