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兆兄的文章特点就是有感情。这种感情融化在他的观感和见解里,倾注在他的文字之中,靠矫揉造作是造不出来的。细读他的著作之后,你会提出:为什么他对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以至童年乡间生活能记述得如此巨细无遗、活灵活现呢?为什么他对台湾同胞思乡、思亲的有关数字和动人事例捕捉得如此精警,表述得又如此感人?仅仅是记忆力好的缘故吗?不是。他记得这么好的原因,除了靠脑袋之外,更重要的他是用自己的感情和心灵去记取,刻骨铭心,能不记牢吗?
王大兆文章的另一特点,是具有浓烈的中华伦理和中华文化色彩。《最深的乡愁(来自台湾和温州的报告)》这本书虽然很多文章是80年代的作品,距今已有相当时日,星移物换,里面谈的人和事已经变化很大,有的甚至已经不复存在,但由于这些文章所提倡的家乡情、同胞爱以及延伸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所以今天读来仍然十分亲切,而且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最深的乡愁(来自台湾和温州的报告)》分为《乡愁篇》和《乡情篇》。《乡愁篇》以“读台报有感”系列文章为主,多涉及两岸关系的政治话题和人民思乡思统一的情怀。《乡情篇》收集了王大兆写家乡温州的文章,从童年写起写到老,写出了一个人已离去、心还留在、梦更牵绕的游子对故园土地、父老乡亲的深深的眷恋,读了让人扼腕而叹。
序一 魂牵梦绕家国情(张云枫)
序二 情系两岸文如其人(乐美真)
序三 赤子之心乡土情(徐永光)
序四 一阕心曲几许乡愁(何亮亮)
乡愁篇
辉煌的大业
年年此刻动归心
从岳飞和《满江红》谈起
周总理对台胞的深情
燕子总是恋旧梁
“亲不亲故乡人”
两岸人民的心声
第二个春天
不尽长江滚滚来
禽鸟亦知人意愿隔海犹作往返飞——读台报报道第一只飞到台湾的大陆鸟有感
陈香梅从“梦乡”到“故乡”
民歌手陈达之死的启示
杜聿明曲折的爱国道路——兼谈黄埔学生的不同命运
怀籀亭边勤讲诵中山精舍沐春风——读马星野《怀念朱自清暨母校温州中学》一文
从“第二次邓丽君事件”谈起
席德进的讣闻
从台片《假如我是真的》收场谈起
悠悠三载祖国心
无限相思在新春
生前哭唱《长城谣》死后骨灰“回四川”——读台报悼许芥昱教授文有感
当年同抗战此日共义愤
在北京在台北我的朋友就是你
“月光饼”香又脆——读台湾著名女作家琦君怀乡思亲文有感
统一呼声封锁不了——从《新闻天她》刊登瘳函彼国民党开“天窗”谈起
岁暮乡关何处是海峡两岸有人愁
断肠人对断肠人——看优秀摄影作品《骨肉深情》有感
和平统一已成两岸共同语言
月儿弯弯照九州
眼前点点思亲泪欲试鱼生未忍尝——读台“中央社”董事长马星野怀乡思亲近作有感
多情的五个春天——读台报有感
欣看携手耀中华——读奥运期间台报有感
乡愁的滋味——台片《老莫的第二个春天》观后感
何人不起故园情?——读台报关于华航事件报道
史实文献历历俱在钓鱼台乃中国领土
岛内外学者严斥“台独”
她带走蒋家最后一片云——宋美龄中秋前夕离台赴美
江山有待历史无私——初评台湾所谓之“两岸关系条例”
孔氏家族的最后一页——孔令侃之死与秘密发丧
“阿弥陀佛”陈履安父子
蒋介石对美有戒心——读刘安祺关于炮击金门的回忆
受难者的血不能白流——民众要求国民党反省“白色恐怖”
白色恐怖的残酷痕迹——50年代政治受难者遗体遭解剖事件曝光
人间哪得几回闻——上海昆剧团倾倒台湾观众
京剧在台湾面临危机
一个“逗号”的风波——台湾更改在亚银会籍名称未果
大势所趋华航换标志
两岸“神”通——台各路神明大陆寻根
乡情篇
梦绕瓯江旦暮求
附录:抒发对中国和家乡的眷恋之情——王大兆在‘情系中华”征文获奖者代表座谈会发言
雁山云影瓯海潮踪
少年乡韵
沉痛悼念国桐叔
重访温州
沐浴在大江南北的春风里——温州、上海、北京等地探亲旅游纪事
春节家乡行
袁芳烈谈温州开放
访欧遇到的两件感人事
我们的梦一定会实现
温州楠溪江行脚
似花岁月似锦前程
“邓旋风”下的温州
农民城龙港镇今昔
刚柔兼备之游——温州楠溪江雁荡山行脚
何处青山是越中——台北晤温州同乡
“早些走归”——贺96'“情系温州·共创大业”新年联谊会
悲喜交织的春天
回归曲
真正的春天
春天的声音
香港游子看新温州
献给母亲温州的歌
心声
感慨先生赐华章——温中百年华诞之际重读相关旧作有感
新春的祝福——致巴金师
乡酒·乡菜·乡曲·乡情——关于世界温州人大会的一封信
我自豪,我们是温州人
神往家乡
温州人在港台
春风扬柳万千条——送给故乡的学弟学妹
山悠悠,水悠悠——出席2004温州旅游节有感
悲乎“塌脑”乐哉“塌脑”
孩子们,我爱你们——观温州市艺术幼儿园庆“六·一”演出
魂兮归来,温州街头演唱——西安听曲有感
老头“新恋”
后记
附录
作家亮轩的文章《不想除的旧》中还评论说:“不晓得其他民族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中国人过年大厅里贴上一张‘百无禁忌’的红纸是极动人的景况。百无禁忌是为人最宽阔的胸怀,百无禁忌正是有容乃大,一年之始便能把这句话印上心田,凡能历久不忘者,一定是有福之人。我们从其中至少可以学到一点儿东西:接纳所有的人、事和物。我们与人为友,与天地为友,与一切看得顺眼看不顺眼者为友。”作者怀念在大陆度过的“这种把任何人一律都当朋友看待的日子”。
老作家梁实秋发表在1月25日台《联合报》上文章《过年》中同样回忆了童时在北京过的春节:“过年时我最难忘的娱乐之一是放风筝,风和日丽的时候独自在院子里挑起一根长竹竿,一手扶竿,一手持线株子,看着风筝冉冉上升,御风而起,一霎时遇到罡风,稳稳的停在半天空,这时候虽然冻得涕泗横流,而我心滋乐。”
而女作家琦君的《春的喜悦》一开头就说:“我的故乡,是浙江永嘉(笔者按:即温州)的瞿溪乡,一个民风纯厚的简朴农村。在我的记忆里,故乡的农历新年,好长好长……尤其是寒冷的大陆天气,二月初旬还飘着朵朵雪花。雪花加上融融的炉火,红红的灯笼,热闹的庙戏锣鼓,永远给你一份温暖、欢乐的新年气氛。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包围在这份欢乐中,穿红着绿,蹦蹦跳跳,吃、喝、玩、乐,真个没完没了呢。”接着,她以“瓶瓶碗碗平平安安”、“有头有尾年年有余”、“招财进宝庙戏迎神”、“吃春酒满载‘伴手’回”等四个小标题分段描绘了故乡过年的欢乐。在回忆吃春酒时她生动地写道:“我放眼望去,大堂上黑压压地坐满了客人,男客们猜拳喝酒:一个个脸都红得跟关公似的。其中有好多平常相见时,吹胡子’瞪眼跟冤家似的,也一样被请来喝酒。有的是债主,有的是债务人,尽管大年夜还点着灯笼去要债,过了子夜,一声爆竹,双方就变成了朋友,什么都不提了。如今想起来,过年的意义实在重大,把一切不愉快的丢在年底,一到年初一,就以最欢乐宽大的心,互祝恭喜发财。”文章结束时,这位著名的女作家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人生能把心情调整得每天都像过新年似的,人与人之间,还会有什么纷争呢?”
初二的台湾《中央日报》副刊上还介绍了因唱《橄榄树》一曲成名的老家在松花江畔的齐豫,文章开头重又发表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首流传台湾、香港、大陆的著名歌曲的歌词。
台湾《中国时报》初四副刊头条夏元瑜的《看了八百年的历书》,则介绍了宋代以来的“中国历书”,说明了朝代的“变迁”。
这些文章,一扫过去非得加上一些反共的“八股”和“偈语”不可的情况,而是相当诚挚的对祖国、对故乡的亲切的回忆和生动的描写。而文中一些只可意会的话,正是台湾民众今天想表达的心声!
台湾各报和文艺界组织发表的这些读了使人深受感动的文章,让我们看到了台胞一片爱国丹心!
而在海峡的这一边,除夕那天,笔者恰巧经过深圳到广州,一路上人山人海的回乡浪潮使人深感中华民族的凝聚性是多么伟大!
而在广州火车站广场卖月历的摊子上,无意间发现了刊有台湾影星秦汉、林青霞、胡慧中等彩色照片的月历。
除夕之夜,转播的北京电视银幕上出现了满面春风,胖胖身材的黄植诚,孩子们雀跃的欢呼着:“看,黄植诚在唱歌了……”P61-62
情系两岸 文如其人
乐美真
2003年冬,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在与东部华侨见面时讲到台湾问题时说:浅浅的海湾,是国之大殇,乡之深愁。这句话拨动了全体中国人的心。大兆从香港打来电话说:你看我的文集叫《最深的乡愁》怎么样?我没有吭声,但从心里认为大兆的文集以此命名,再贴切不过了。
大兆长期从事香港《文汇报》“台湾版”的编辑,我在北京从事对台工作,偶而也写点儿小文章,我们应该是同行,但长期以来只见其文未见其人。1986年,我第一次赴香港,大兆打听到我住的酒店,二话不说,拉我就走。在小店里相谈甚欢,一见如故。初次见面的感觉,他不像南方人,大有北方人的豪爽、率真,印象颇深。1991年,我调到香港工作,大兆请我夫妇到他家做客。在洛克道简陋的房间里,他夫人亲自下厨,拿出温州的特产及黄酒款待。我们谈兴甚浓,颇有风雨故人来之感。我们还一起唱前苏联的歌曲,豪情满怀。我劝他少喝酒,但一见面两人不知何故,止不住啊。或许台湾的话题说不完,或许感情的闸门一开,古今多少事,尽在杯盏中了。
大兆是温州人,一篇《梦绕瓯江旦暮求》的文章在“情系中华”海内外征文评比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名。我读后竟也眼眶湿润,其浓浓的乡情感染了我,这里面一定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东西,是不能割舍的,否则为何温州人走南闯北,艰苦奋斗,练摊创业,终究还是忘不了“雁山云影、瓯海潮踪”,正如大兆文中所述:温州人像油菜籽,散落在哪里都会生根、开花、结果,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温州人靠着自已聪明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起家。我曾去温州做过专题调查,也去过欧洲各国访问,走到哪里,温州人“当得老板,睡得地板”,敢为天下先的精神颇使人佩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温州人已不仅限于闯荡欧陆开饭馆,一门手艺打天下。他们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已能应市生产,营销世界,法律应诉,融入主流。在欧洲访问肘,我在马德里与20年前的朋友温州人徐宗挥见面,他舞文弄墨,以中国书法绘画竟也能在西方世界里闯荡成功,与西班牙诗人合编中西文词选——《爱与离别之歌》,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全国政协曾邀请海外侨胞列席大会,温州人王绍基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是学音乐的,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闯出一片天地,除生意外,他创办了《欧华报》,并为欧华联会谱写会歌,为中国的农业写出了颇有见地的文章,处处显现出拳拳爱国之心。由此再说到大兆,他是文人世家,其为人粗旷,但文风细腻,感情真挚,且出口成章。读他的文章和来信,可感受到温州的文化底蕴。以致使人改变了对温州入的片面印象,温州人不仅有经济头脑,能吃苦,敢闯荡,也同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政治智慧,温州精神是讲亲情,讲乡情,坦白,大度,力争上游。他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优秀的一员,传承着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
大兆在《文汇报》,见证了自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以来台湾形势的演变。他能从台湾报纸中读出丰富的内容,他能从字里行间浸透出两岸人的悲欢离合。以新闻人特有的敏锐捕捉每一事件,以快枪手的本领,文思如泉涌,夜半挥就第二天见报的文章。台湾问题,是中国统一大业,不仅需要制定长远战略的政策,处理纷繁的两岸交流事务,联系各阶层的代表人物,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维系中国人的根。要在新闻文化战线上,多出大兆这样的快枪手,能够以深厚的文化积淀,浓重的情思,写出心灵文章。少一点儿八股,少一点儿说教。我们现在缺少知名的专栏评论家,当然这要有良好的机制环境,但关键是要有文韬武略,德才兼备,声情并茂的专门人才,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乳汁的吮吸,以及洞察事世,学贯中西的历练和培植。功底深厚了,情意真切了,文风扶正了,人才自会脱颖而出,文章尽可展露风采。在台湾的宣传上,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好文章啊。
以上所感,信手写下,愧为序。
2004年1月于北京
1979年春,我进入香港《文汇报》编辑台湾版,每天要接触大量台湾报刊。也由此,我常常被其报道的台胞渴盼海峡两岸早日统一的“最深的乡愁”激动得不能自制,而根据台湾报刊上反映的人与事,写成的这些特稿,往往是含泪成文的,如《第二个春天》、《在北京在台北、我的朋友就是你》等即是。其实,提供文章原始材料的是台湾人民,我不过是记录者而已。
这些为赶见报而匆匆草成的急就章,我一直保存着,可谓敝帚自珍。现在汇编成书,是为“乡愁篇”。
我也极其深爱我的故乡温州,多年来也写了一些有关温州的文章,借此机会,同时汇集在此书中,是为“乡情篇”。
承蒙不少老前辈、老领导、老朋友以及学生们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这本书才得以出版。
我难忘,澳门回归祖国后的1999年12月27日,“五届中华民族振兴学术研讨会”在珠海市举行。我应邀出席。赴会时,突见名单上有乐美真兄,不禁大喜,分别多年,我们重又聚首,自是十分愉快。夜深对酌,乐兄不断地鼓励我把20多年来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台湾的文章,汇集出版。
后来,他又亲自向我推荐了北京台海出版社。样书出来后,他又审阅又作序。想到他一往情深的鼓励与全力支持,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
往事并不如烟。1986年,我与乐兄初识于香江,他给我的印象不像个官员,倒更像个充满温情的文化人。早在此前,《人民日报》台湾版负责人穆扬兄就向我介绍过他,赞他乐于助人的风格。后来,在两岸交往中,也看到他对港台记者帮助的报道。
1991年,他自京南下,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台湾事务部副部长,我们接触更多,他总是埋头苦干,毫不张扬。
我性格刚烈,他和气谦让,按温州人的俗话,“丈母娘讲天,女婿讲地,”是讲不到一起的,可我们却一见如故到今天,岂只缘份哉! 我难忘,自进入香港《文汇报》,就是我顶头上司的张云枫老社长,也一直关怀与鼓励我出版此书,在几年来的茶叙中,经常给我打气。样稿出来后,他多次不辞辛劳,仔细校阅,一一用铅笔画出错漏之处,还写了十分感人的序。
我难忘,现任香港《文汇报》副社长的刘永碧大姐,以其湖北人的侠义,给此书的出版以热忱的支持与鼓励。
还有我在香港《文汇报》共事多年的老同事、现任凤凰卫视言论部副总监的何亮亮兄,也于百忙中为此书写了序。
我的温州同乡、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老弟,以其宽阔的胸襟、感人的文笔,写出了情真意切的序,使我激动、使我惭愧。我将把上述四序,作为自己剩余岁月的勉励。
而我在温州长逾40多年的老朋友、温州市中学高级语文教师郑宗旺兄,受我之托,带病为样稿进行校订,并提出了分篇的好主意。
前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姜嘉镳教授,为此书做了最后的校订,使我感受到少年同窗的交情。
多年来,始终教导我的浙南革命老前辈邱清华、张雪梅夫妇(前者为国民党抗日名将邱清泉堂弟,后者为国共秘密会谈国民党代表张冲<字淮南>之女),他们在台湾都有不少亲人,俩老关心台湾回归祖国,也鼓励和盼望此书早日出版。
老领导卢声亮先生、陈国钧先生也鼓励和盼望我出版此书。
我在温州多年的老朋友和老同学周方权、南泉洁、曹国旗、陈步麟、黄胜仁、胡方松、刘文起、薛元、陈玉廷、金建胜诸兄,还有我昔日的学生董玲聪、陈木西等人,都为此书的出版,予我以鼓励和支持。
跟我倒霉了几十年的远超“半边天”的妻子郭丽元,在三年出书.过程中,以极大的耐心和超常的付出照料我未愈的病体,鼓励我出好这本书。一想起来就辛酸,这是我最后不能不吐的心声。 我还要感谢吕莺小姐和胡霞小姐,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和封面设计,她们的付出,是我难以忘记的。
王大兆
2004年8月8日初稿于温州
2004年11月12日定稿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