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何以成为领袖？如果性格决定命运，那么偏执如林肯、自恋式病态如恺撒·威廉二世、成功神经症患者如伍德罗·威尔逊，又怎会被时代所选定？

而他们如何头戴皇冠、手执权杖掌管国家，他们又将自己的人民引向了何种未来？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丹尼尔·奥弗编著的《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是由美国当代知名心理学汇聚，对领袖问题的开创性分析。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丹尼尔·奥弗编著的《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对国外历史上杰出领袖的生活、成长经历等进行了心理学层面的分析，涉及柏拉图、林肯、甘地、威尔逊、恺撒·威廉二世、惠特曼等，探索了这些领袖如何把他们个人的使命与神秘性投射到他人尤其是其民众身上，并因此满足甚至创造了他们的追随者们独特的需求。与很多作领袖问题研究的著作不同，《领袖：一项心理史学研究》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领袖问题，而是从心理史学角度来分析这些领袖的成长环境、性格特征等如何影响他们后来的决策与行为。

前言

献词

第一部分 研究方法

第一章 内容简介

第二章 古代领袖：约瑟、柏拉图和亚西比德

第三章 心理史学的英雄主义时期

第四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历史

第五章 埃里克·H.埃里克森、自我心理学与伟人理论

第六章 心理史学的成长

第七章 新方向：海因茨·科胡特

第二部分 研究

第八章 林肯与19世纪50年代的危机——群体自我思想

第九章 圣雄甘地的自我转变

第十章 重访伍德罗·威尔逊：从政前的岁月

第十一章 国家的镜像——论恺撒·威廉二世对德国的领导

第十二章 自恋型领袖的得与失——惠特拉姆与澳大利亚政治

第十三章 领袖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精神分析学的阐释

第三部分 结论

第十四章 对领袖问题的思考

在过去的20年间，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领袖和探索问题的心理史学模型，以新颖独特的方式摆脱了一直主宰该领域的弗洛伊德或者埃里克森学派的束缚。利夫顿对四组特殊的人群进行了采访和研究，他们分别经历过一段对当前时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他们是：经历过“思想改造”或者“洗脑”的中国人和西方人、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大学生、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和反战的越南退伍兵。研究的重点放在群体明显共有的主题、形式和意象上，而不是个体的生平故事。利夫顿的方法要求访谈方式具有重大的革新。

为了接近和理解形形色色的人物，20多年来，利夫顿不断地修改着精神病式和精神分析式访谈法。他们没有寻求专业的心理治疗，是利夫顿把他们找了出来。利夫顿逐渐创造出一种自由访谈的风格：谈话一直在挖掘，鼓励谈话对象最宽泛的联想，包括详细的生平故事和对梦境的分析。但是，谈话的焦点集中在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所以坐在一起的特定情况（大多数访谈都是单独进行的），采取的形式接近于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开放式对话。

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医生和患者，也不是普通朋友，某些时刻很像这两种关系的结合。利夫顿为了给这种关系中的访谈对象取个合适的名称而颇费心思：“研究对象”似乎不太妥当，因为它暗示对方只是被研究或者被调查，多少是被动的。“患者”则完全不合适，“客户”也好不到哪里。“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员”和“关键人物”较为贴切，但是这两个词也有模棱两可的地方。心理史学的进步也许在某些部分就取决于类似的方法革新。一旦对当代史的研究得到发展，就可以把革新的方法应用于对过去的研究，虽然它们的用途主要是搜寻和解释各种各样的记录和文件。

心理史学的访谈强调共同探讨，基本上是探讨访谈对象的世界，但它包含大量问答和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关涉作者本人的态度和兴趣，还要求把人的自发性和专业素养结合起来。可惜研究人员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方法总是带有个人色彩，效果总是不够理想。

利夫顿把自己的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叫做“共同主题法”。1963年，他用这种方法在广岛展开了为期6个月的研究，探讨原子弹爆炸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这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75位幸存者展开密集的访谈，他们当中约半数是从一张正式的名单上随机选择的。另外一半则经过特别遴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里积极参与了与原子弹相关的工作。大多数访谈都录了音，根据这些研究写成的著作《生命中的死亡》（Death in Life）主要是由谈话组成，书中大量使用直接引语，说明研究人员听到的萦绕着死亡念头的回答。但是在研究和最后的成书过程中，利夫顿向外扩展，跳出了与每位幸存者的谈话，转向认真探讨这些人所形成的群体、他们中涌现的领袖以及由幸存者创造并施加了影响的关于广岛的社会思潮。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这座城市被原子弹袭击后的历史，它与日本其他地方以及整个世界相比而言的特殊历史，还有广岛原有的早期遗产。这段历史的相当一部分由生活在广岛内外，勉力与这座城市达成和解的作家、画家和导演的创作和奋斗构成。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作和奋斗与人们的记忆和纪念活动、与超越了炸弹的努力牢牢地绑缚在一起，同时却又始终忠实于死难者。

通过对幸存者精神风貌的详细阐释，利夫顿把他观察到的个体心理倾向与历史潮流结合了起来。他比较了原子弹幸存者与其他大规模杀戮的死难者——比如纳粹的迫害、历史记录揭示的中世纪瘟疫和自然灾害等——亲朋好友及家庭成员的死亡。然后，他在这些研究中指出了一系列问题的普遍重要性，比如幸存者在当前年纪的一般精神状态，人们倾向于放在历史背景下看待幸存者留下的死亡烙印的程度，幸存者对死亡者的负罪感，对死亡主导的意象变得麻木和迟钝的程度，对意义的拷问，还有作者所谓的幸存者的“口头禅”等。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潜入了利夫顿的几乎每一部著作，它们缠绕着人们对当代的想象。

在《革命永垂不朽》（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中，利夫顿从毛泽东的许多亲身经历和革命存亡的角度讨论了毛泽东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他把毛泽东对幸存者的利用与毛泽东作为领袖的超凡成就相关联，从最广义的历史角度考察了死亡象征相对于中国“文革”的普遍意义。利夫顿把毛泽东的个人作风和革命风格的某些心理特征与“文化大革命”的鲜明主题联系起来，借此把“伟人”与“共同主题”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这本书的中心内容是毛泽东预期自己来日无多，他本人及其追随者担心革命消亡。利夫顿认为，毛泽东面临的可怕威胁不是来自死亡本身，而是他的革命著作也许不会流传于世。那么，革命永垂不朽就意味着参与永恒沸腾的革命和超越个体死亡的共同感觉，永远活在接下来的革命中，就像托洛茨基永远革命的原则所表达的那样。这种幻觉在中国执政者的体验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程度。对革命不朽的追求造就了一个整体框架，只有在这个框架下，才能认真探讨“文化大革命”发起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以及反腐败、反修正主义进攻；只有在这个框架下，问题才不会沦为追究单个人的特殊或病态心理。

与革命不朽的追求相关的是一种模式，它反映了毛泽东主义者与技术之间艰苦卓绝的斗争。作者把这种模式叫做“精神化”（psychism），意思是夸张地依赖精神力量充当控制外界环境的手段，或者试图用纯粹的革命意志取代技术要求。技术可以拼命追求，感情可以培养。在这种精神化的模式下，毛泽东的个人革命风格再次展现出来，包括中国共产党评论员所指的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潮。精神化的概念也像革命不朽的概念一样，是想澄清心理史学的那个特定层面的一些奥秘。

相对于利夫顿的广岛研究，《革命永垂不朽》并没有依据深入的访谈。相反，它是一篇简短的解说性论文，文中大量参考了“文化大革命”的档案、他人的观点以及毛泽东的著作。文章只编撰了少量对文中所述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的访谈。与广岛研究相比，毛泽东研究较为脆弱，不够扎实。利夫顿在他最新（和即将问世）的对纳粹德国医生的研究中，恢复了使用与“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员”访谈的方法，以便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近代史上发生过的重要事件的意义。

P78-81

彼得·盖伊

昭示心理史学错误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错误似乎无可辩驳，而且具有毁灭性：它们玷污了英语的纯洁性，打乱了科学步骤，违反了常识本身。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绝对真实，但在批评家看来，它的研究框架和重心却奇怪地发生了扭曲。从外部看，心理史学家之于历史学的关系，就像精神分析学家之于心理学：即一大群异想天开的人以相同的方式，犯同样的错误。从内部看，原来心理史学家之间也是高度分歧、甚至动辄引发争论的。哈特曼（Hartmann）的弟子排挤科胡特的拥趸者；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派声称，它们已经独占了心理史学的全部领地，跟自成一派的新心理史学产生纠纷；正统的弗洛伊德学派坚持主张，精神分析法囊括了心理史学研究的一切方法，不料却发现自己招致用社会学来修正心理史学的研究者的围攻；一部分毫无防备的心理史学家遭到了狂轰滥炸，而另一部分早已准备应战的心理史学家却安然无恙。不管怎样，反对心理史学的充分理由有三条，条条都直指它的核心，不知何故，心理史学家们却对这些关乎自身安危的理由视而不见。把反对声作为某种形式的抗拒轻描淡写地打发掉，这样做虽然简便，却是全然不可接受的。当年，精神分析的倡导者可以对批评家进行精神分析，借此挫败有理有据的批评；如今，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把反对意见总结为三点，它们依次是：心理史学是空想的、粗鄙的、琐碎的。说它空想，是因为它试图用心理学中最顽固的个体性来揭开群体行为和群体事件的谜团。从生理学到历史学，这条路无法正确地追踪精神分析的历程，因为就算精神分析称得上是一段历程，它也是一段指向心灵的历程。说心理史学粗鄙，是因为它把历史经验和事件降格为神经机能的作用。的确，如果说有一种针对心理史学的意见在批评家中广为流行，并引起心理史学支持者的普遍不安，那就是它的简单化。最后，说心理史学是琐碎的，是因为我们不能对死者进行精神分析，死者不会也无法像活生生的精神分析的对象那样有言谈举止。首先，我应该指出，依据我的判断，这些反对意见都不无道理，只是不能就此得出抹杀一切的结论。

心理史学一直被称为用传记、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对历史进行错误解读。精神分析是个人的心理学，‘这点不是秘密。精神分析的情境，加上分析师是单独与一位分析对象进行隐秘的会面，于是，这种对单个人的集中关注具有了戏剧性。精神分析师自觉地充当了保守秘密的私人传记作家，成了窥视隐私的眼睛和探听隐衷的耳朵。

可是，把对过去的解读截然分成传记（个人的历史）和历史（群体的传记），是误读了这两个相互作用、互有重合的门类。每位传记作家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每位历史学家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传记作家。有些近代社会历史学家是穿着历史学家外衣的社会学家，他们依靠回忆过去来进行研究。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人文学科的价值几乎被全面削弱了。我得承认，他们得出的是拙劣的历史学；就好比传记如果不能把传主稳稳地纳入他当时的生活环境，纳入他所处的经济、社会、宗教背景，就是拙劣的传记。传记和历史这两个门类，无疑都有其看待过去的独特视角和职业偏见。这二者之间有张力，也有合作。但是，历史是关于人类，关于人类与自然、技术、权力，人类彼此以及人类与自己交接的学科，这个定义是始终不变、始终成立的。社会历史的实践者，不管他们对精神分析学的敌意多么深，恰恰强调了这种承诺；毕竟，他们渴望求得所谓的总体历史（histoire totale）。必须提醒他们，如果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死去的人成为研究对象，如果要深人追问死者的经验，即将跨人这一深度的精神分析学在构建浅白易懂的模式和可信的解释时，就应该被特殊对待。

精神分析学让历史学家产生同感，还有一条理由。人类跨越时间、空间、阶级的鸿沟和性格癖好的差别，拥有千奇百怪的体验，这恰恰也是历史之所以丰富有趣的地方；然而，由于人类天生的生理结构和势必经受的情感折磨，所有人大体上又是彼此相像的。情感煎熬由长久的无助、性心理的分两个阶段成熟和进化过程中遭遇的无可逃避的危机所决定，最有名的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和青春期的心灵动荡。简单地说，一切人彼此相像，因为他们必须解决相似的矛盾，克服雷同的障碍；人人都要学会遏制冲动，推迟满足，放弃乱伦的情爱对象，如果做不到就要受到惩罚。一切人彼此相像，归根结底，是因为每个人身上的自我都在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尝试着适应现实生活。人类的动机和行为五花八门，纷纭复杂，我认为文字记载的历史其实就是这种广阔性的记录，但是，壮丽辉煌的历史画卷却是由相对较少的成分，以独特的方式排列组合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基本的人性就像棋子，进攻和防守的主要活动就像棋盘上的运筹，对一段史实的详细阐述就像描述一场比赛，每场比赛都由属于一个家族的十几个基本成员构成，这些成员却又并非一模一样。要分析象棋比赛，专家必须专注于具体情况和已知的普遍规则。历史分析家的处境也一样。他是在一般的基础上研究特殊。这里我要借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Kluckholn）和美国人格心理学家默瑞（Mumy）言简意赅的说法：“人人在某些方面（1）跟其他所有人相像，（2）跟其他一部分人相像，（3）跟其他任何人都不像。”我再说一遍，传记是一种历史，历史也是一种传记。

可是，心理史学家从这种密切关系中几乎得不到安慰，因为如果传记和历史是一对孪生子，那么，二者共用的思维方式就跟二者共同的烦恼一样多。个案史与笼统的历史记录如果随意堆砌在一处，那复杂的动机和彼此冲突的外力作用会让人无从解读；个案史和大历史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overdetennined）。弗洛伊德明白这一点；毕竟，他发明这个词正是基于对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尊重。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冲动组合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而两个迥然相异的冲动组合也许反而产生了般般相似的结果。看似明白无误的表述，可能掩盖了遭到挫败的相反意愿；而看似果决的行为，如果细加省察，则可能揭开它背后的矛盾心理。心理学界众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人类社会的几个层面扮演着多重角色，这些角色还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转换。打算绘出过去的精神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家，要有一杆精细的笔和一块好使的橡皮，因为画这样的图必须灵巧、耐心，在精神的广度和局限方面要一丝不苟地打好底稿。但是，无论任务多么艰巨，结论多么偏颇，历史学家必然会从行动中获益，历史总归是可以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