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是在刘海粟大师的倡议和支持下，由学者、小说家、剧作家柯文辉先生执笔，以平实、纯朴的手法陈述了卫天霖先生一生奋进的艺术生涯和深远的艺术影响。其文字深邃且富于感情及哲理性，在传记文学中别树一帜。

《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作者柯文辉遵循严峻的现实主义记事，踏着卫天霖教授的脚印呼吸历史气息，广搜史料，把传主卫天霖这株乔木放到艺术家大森林来剖析，《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用澎湃诗情与哲思作浪漫主义批评，行文大胆坦诚，跌宕起伏可诵。

序一 纪念卫天霖教授——在画家卫天霖逝世十周年纪念

会上的讲话

序二 序言

序三 小引——《孤独中的狂热》读后感

序四 读《孤独中的狂热——卫天霖传》

前奏

东渡之前

背景文献卫天霖与山西文化渊源

东渡

抗战之前

背景文献回忆“七·七”事变前的旧艺专

抗战

黎明之前

黎明

复旦之前

插曲挥泪忆恩师

复旦——还不是尾声

传外赘语

论卫天霖

卫天霖油画教学笔记，

受用不尽的课堂学习笔记

卫天霖谈色彩性质

怎样画花——卫天霖教学笔记

卫天霖年表

卫天霖遗作总目

卫天霖油画

自从傅青主辞世以来的二百多年间，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分庭抗礼，合掌着中国一多半的经济命脉。也许是太穷，人又太精明，云冈、晋祠、晋城玉皇庙等等数不清的伟大雕塑，芮城永乐宫的壁画，虽然蜚声世界，山西却很少出大画家。直到卫天霖来到人间，情况才有所变化。

天霖，字雨三，1898年8月22日生于山西省汾阳县东阳城村，世代清寒。祖父衣食无着，10岁时步行去内蒙古呼和浩特(当时名叫归化)，在一家商店当学徒，到30岁才回到故乡完婚，置地160亩。老人70岁去世时，给四个儿子各自留下40亩地。天霖的父亲名璋(1866一1932)字达臣，行二，贡生出身，稍后中举人。光绪二十五年被县里聘为清徭局主管兼理赈济。因旱情严重，他捐薪救灾，次岁清廷倡导地方自治，他被推为第一区区长。1911年，山西巡抚陆某遭枪杀，汾阳东十村争水利械斗酿成命案，县令处理欠妥去职，省府令卫璋权摄(代理)县知事和省会派员会合孝义知事深入调查，他主持正义结案使群情悦服。他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为首任县长，接受新的教育思想，后来对天霖产生积极作用。袁世凯当政，他辞官回里，以诗文书法自娱。后受聘基督教神道学校教国文四年，继任县立三皇庙模范小学校长，汾阳中学文史教师。他受邓石如、康有为启示，爱读北碑，楷书未脱馆阁体局限，行草书笔润气圆，精神抖擞。本书发表书法两件，可见功力沉稳，才稍弱，气象方正，神采奕奕，清和具古君子风。

天霖舅父秦龙光(1857-1944)字云川，生于汾阳田屯村。1889年中举人，曾任汾阳咨议局理事，为民国时期地方著名书家，初攻颜体，兼及北碑与大王行书，运锋雄健持重，凝蓄生风。榜书《东铭楼》虽“东”字略小，送笔精到，气旺点划朴莪稍借行书韵味，开阖自如，举重若轻。他与妹婿卫璋莫逆，同受过宋人理学点化，做人敬恕勤廉。下引长联“光阴迅速，纵时刻读书，学问能得几何7恐至老无闻，趁此日埋头用力。世事艰难，即寻常吃服穿衣都非容易。知唯勤有益，免他年仰面求人。”内容恳切，还有司马光家训四条屏，有助于天霖气质的成长，和父教相得益彰。两位老先生终生过着平稳的小康生活：对后辈都很严，讲究博闻强记，重视节操。  天霖在6岁启蒙之前，已经由父亲口授过唐诗十来首，虽然不认得字，更谈不上理解，却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个孩子话不多，具有中上等资质，不能算早慧的天才。

启蒙课本是《三字经》，接着念《百家姓》、《五言杂字》、《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父亲边教边给儿子讲些古代忠臣名将、才子烈女之类故事。尤其是故乡名人郭子仪的传闻，什么七子八婿、单骑退回纥等等，孩子听得津津有味．喜欢追问下文： “后来呢?后来呢?”父亲也尽量满足他。当时科举初停，学堂已经开办，老先生鄙薄八股文，很少给儿子灌输功名利禄的意识。辛亥革命前后，父亲和舅父时时谈论社会的腐败、列强的贪婪与残忍、朝廷政府的无能。孩子还小，不能领会，只是隐隐地感到应当爱国，对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说很有共鸣。

习字始于描红。描红本木刻，土纸手工印制，每张4行，16个字。父亲和舅父常写魏碑，逢上春节或乡里有红白喜事，许多人求书联语或祖宗牌位，孩子用好奇的眼光观察笔的运行，朦胧地觉得其中充满着神秘的诱惑力。

更使小天霖惊奇不已的是绘画。一张素纸，父亲、舅舅即兴挥毫，勾画皴擦，略加渲染，山川、花鸟、人物、虫鱼，便各具生机。求索者甚多，老先生们有求必应，尤其是酒酣耳热、眉飞色舞之时，雅兴更浓。孩子多么希望自己在将来也具备这种本领。10岁前后，他向长辈倾吐了这种愿望。

几天之后、舅父送来了石印本《芥子园画传》。这部由浅入深的启蒙书，给孩子带来狂喜。他尊重父亲、舅父的教诲，每天下午放学前的一个多小时，各种作业完成后，才可以铺纸摹画。稚嫩的笔触中流露出显著的才气，长辈们看在眼里，默记心中，从不夸奖。

天霖9岁时入汾阳高级小学，成绩优良，历年享受公费。1911年夏末，他从初小毕业，汾阳县令穿着官衣马褂，戴着大蓝顶子请天霖等一班毕业生吃饭。闭塞小城的居民们十分羡慕，视为无上光荣，几十年后他们谈起这场“闹剧”，也还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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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在政协开会，我特地请了假来参加卫天霖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并参观他的遗作展。好心的朋友说我年纪太大，不宜应酬太多。我坦率地回答：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不是应酬。

我和卫天霖教授缘浅，生前没有交往，但彼此都知道，并且关心对方工作情况，可以称之为神交40年。艺术家的注意力不能局限于自己的成败得失，虽说个人的力量极其渺小，也有责任去关心那些忘却名利悄悄为中华民族增添荣誉的志士。这些志士是人的花朵，时代的骄傲。

评价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不相识的人，也许更少偏见；与知己的深刻了解，可以相辅相成。学问是天下公器，要受到时间与群众考验。人为地抬高贬低只能起作用于一时，最后总要还原落实。古罗马的枭雄凯撒说：“把凯撒的还给凯撒!”两千年前的帝王都懂得这个道理，一点儿也不艰深。

我和卫老是同时代人。请原谅我不是摆老资格：1919年，我与陈国良、汪亚尘、俞寄凡组成代表团到东京观摩过帝国美术展览会，由当时的文部省主持。我在参观访问期间认识了刚刚从巴黎留学归来，把印象派画法带到日本的藤岛武二教授。他的画用色绚丽，感觉细致敏锐，有真情内涵，我当时还未到过欧洲，未曾观摩过马奈、莫奈、德加、特朗、西斯莱、劳特累克、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雷诺阿等名家原作，对藤岛的作品，留下极深印象。这样，同藤岛先生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卫天霖先生东渡以后，就师事藤岛武二，成就高于同辈人。使东邻的同窗们感到羡慕、惊奇。

卫老继承了印象派之长。他最成功的作品，尤其是后期的静物，其色彩的丰富，情绪的饱满，对美的把握能力，可以说不比任何日本画家逊色。即使和老师比较，也有他个人特点：更多的书卷气，那是中国民间艺术的陶冶、傅山草书的启示，长期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深切体验，所以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方。我这样说并无贬低藤岛先生之处，真正的教育家欢迎后来居上，弟子们一个个都不如老师，是老师最大的失败。发展、超越老师的艺术，是每一位后起之秀的神圣义务。

卫老的画法，有浓郁的乡土诗情，只有用诗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人，才能默默地画出那么多好作品。他吸收了塞尚的构图原理、凡·高的热情、高更的厚朴。他又得天独厚的是中国人。东方文化之美，滋润着他的创作。所以比起法国、日本的印象派，是有所前进，有所独创的。仅仅重复西方任何一个画派，成不了卫天霖。当他的老同学们为了迎合西方现代派潮流而画得五花八门的时候，他忠于自己的艺术，不羡慕廉价的成功，不怕年复一年的单调寂寞，也不理会某些不公正的打击，我行我素，一点不保守，而是兢兢业业地耕耘着，努力使作品得到升华。这种大智大勇，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大海啸于后而不变声，锲而不舍，死而后已，使卫老的画得到了永生。

卫老走早了，他的变革并没有全部完成。所以我们对他的仙逝感到特别惋惜。假如他活到今天，他的艺术将得到更有力的支持，肯定会有更多的知音，他的境界将会更上一层楼。想到卫先生，以及和他同样有抱负、有毅力、有潜能，死非其时的艺术家们，我们的心情很沉重，他们连纪念的机会也未必有，而纪念主要是勉励生者、后来者，对死者来说，已经没有更新他作品的可能。当然，从纪念本身可看到时代的进步。悲观也是多余的，流泪不如奋发。

教育家的成绩不能光看作品。弘一大师的画在20年代就基本上毁光了(存世者仅上海有一张国画佛像，及储小石保存一张油画花卉)。但无损于他那拓荒者、启蒙者的历史地位。就画论画，卫老也了不起，何况他还有画外的工作，桃李满神州，还有不依赖画也同样受人尊敬的人品!

卫老生前说：“画家的传记是用他的作品写出来的。”但是能见到原作的人永远是极少数。要宣传他，就要组织人力，写出一本像样的评传。拿我一一生来说碌碌无为，马齿徒增，传记出版之后，许多人拿了书来找我签名。说明了解我的人多了一些。卫老的传记难写，外部事件，戏剧性事件不多，但他的内心生活很丰富，作家能写出绚烂之极的平淡，也就显示出功力。这样，卫老的形象就可以鼓舞更多的人，尤其是正在奋斗尚未出土的艺术幼苗!说真的，在欧洲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在国内，他也未享受到应得的光荣，知名度和他的作品质量不相称。我们要尽最大努力达到相对的公平。中国近代美术史和教育史上都不能缺少卫天霖教授，忽视他便是无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