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子和下人黏黏糊糊
《红楼梦》对宝黛爱情的描写之所以深刻，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至今尚无来者，除了它的反封建意识，还在于它对人性人情、对爱的本质的深入挖掘。海外学者何炳棣先生说：“古今中外言情文学虽浩如烟海，然其意蕴内涵能深达抽象理论层次，如爱的起源这样的基本问题，中西总计不过三部著作而已。西方文学中有弥尔顿的《失乐园》，哲学中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只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具体的论述中，他甚至认为，曹雪芹所塑造的爱，比西方文学中的爱“更普遍更人性、更能自‘平凡’中见出‘永恒’的伟大”。《红楼梦》的作者曾宣称“朝代纪年失落无考”（第一回），也许正体现了对“普通”人性和“永恒”哲理的追求。
正如任何新思潮都不可能完全割断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样，任何伟大的作品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横空出世，而是有传统艺术资源和作者自身条件等多方面的影响，《红楼梦》也不例外。在这里，我特别强调曹氏家族对曹雪芹在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曹家由盛而衰的命运；二是曹家浓厚的文学以及学术传统。前者给作者提供了直接的创作素材和深刻的悲剧体验；后者从小陶冶了作者的艺术感觉并直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多种艺术手法以及广博的知识。前者已得到广泛关注而后者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有极高的文学才华，经常与名流宿儒诗文唱和，并主持《全唐诗》的刊刻。这种家学传统无疑会给曹雪芹以影响。对《红楼梦》的创作来说，更直接、更重要的影响还是曹寅丰富的藏书。据流传下来的《楝亭书目》，曹寅全部藏书共有三千二百八十七种，分三十六类。其中有许多珍贵的抄本。据有关资料，这些藏书抄家时似乎并未抄走，曹雪芹有机会读到它们。与其他私人藏书相比，曹寅最大的特点是重视“说部类”，共四百六十九种，占全部藏书的百分之十五，内容主要为前人小说、笔记，也有其他内容如《侍儿小名录》等；其他如“曲部类”、“史书类”、“杂部类”等，从戏曲、史书到医卜星象历算、金石谱、花谱、文房四宝、膳食饮茶等无所不包。了解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红楼梦》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来源，也不难理解《红楼梦》所表现出来的诗词曲赋等各种文体的深厚功底和造诣。
《红楼梦》对《西厢记》、《牡丹亭》和《金瓶梅》的借鉴显而易见，书中曾多次写到宝黛一起阅读、讨论《西厢记》，并在调笑和行酒令时直接引用其中的词牌名；《牡丹亭》艳曲对黛玉心灵的震憾是书中最精彩的片断之一，林庚先生甚至认为《牡丹亭》是《红楼梦》的“引子”，以一个不和谐的大家庭的命运为题材，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事来铺展小说。这一取材和叙事方法都直接来自《金瓶梅》，这些已被许多论者所注意。此外，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唐传奇中“小小情事，凄艳欲绝”的言情作品在《红楼梦》中有许多或显或隐的投影，典型的如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情感历程类似《离魂记》中青梅竹马、“常思感想于寤寐”的倩娘与王宙；通过书中人物之口反复烘托黛玉美貌的手法类似《任氏传》中对任氏美貌的层层渲染；林黛玉焚稿断痴情的场面使人想到《霍小玉传》中霍小玉临死时的愤恨缠绵等。二、明末清初风月传奇不满于《金瓶梅》和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的“秽亵”，追求男女之间纯洁无瑕的爱情。如《玉娇梨》中的苏友白说：“无才无色算不得佳人；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即有才有色，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算不得我苏友白的佳人”。《定情人》第一回说：“情既不为其人而动，则其人必非吾定情之人”。这些“尚情”之说，与贾宝玉“各人得各人的眼泪”的“情悟”有相通之处。三、明清之际以冒襄《影梅庵忆语》、汪价《三侬赘人广自序》等为代表的自传体散文对《红楼梦》的影响。晚明以来，描写个人经历的散文和回忆录十分流行，但大多继承陶潜《五柳先生传》等自传体传统，以自嘲的态度调侃世事人生。这些自传性小说则不同，虽然不一定有意在写小说，更不用说是纯粹的爱情小说，但大都取法古已有之的“自序”和“悼亡诗”，在历经沧桑和悲凉之后，以“超我”的眼光来审视“经验自我”，对逝去的年华进行选择、重组、夸饰和虚构，爱情或婚姻生活是聚焦的中心，对男女之情、夫妇之爱有许多动人的描绘。这对以忏悔的语调来追叙闺阁情事的《红楼梦》，无疑具有直接启发。
综上所述，在《红楼梦》之前，吧有许多作品对爱情和婚姻从不同角度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它们或以浪漫的情怀描写爱情的诗意，或以冷峻的笔墨描写婚姻的平庸；或以凄婉的情致感人，或以曲折的故事取胜；或写真情之要妙，或写色欲之恐怖，各有独到之处。但是，就爱的起源和本质等问题从哲学、心理学做全面、深入探索，《红楼梦》无疑超越了以前所有作品。
《红楼梦》刻画的人物众多且个性鲜明，人物名称往往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从思想观念上看，《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大体可分成两大阵营：一是以贾母、王夫人、贾政、薛姨妈、薛宝钗等人为代表的正统派；一是以贾宝玉、林黛玉、贾惜春、尤三姐等人为代表的叛逆派。正统派固守着严格的封建等级思想，主张遵循男尊女卑、父母包办婚姻、读书取仕等传统观念；而叛逆派没有封建等级思想，他们淡泊名利，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自由和平等。
正是由于《红楼梦》主要人物的思想观念迥然不同，在情趣爱好上也常表现迥异。这从他们给丫鬟的称谓可管窥一斑。
贾母的丫鬟主要有：鸳鸯、鹦鹉、琥珀、珍珠、翡翠、琉璃。前两者以禽鸟命名，可见丫鬟在贾母心中地位低贱；后四者以珍贵的珠宝器皿命名，可见主人地位尊贵。
王夫人的丫鬟有：金钏、玉钏、彩云、彩霞、彩鸾、彩凤、绣凤等。金、玉显示出当家人王夫人的尊贵：鸾、凤暗示着王夫人是贾元春娘娘的母亲，地位特殊。
P28-31
英雄梦醒无归路
《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都是悲剧。
《三国演义》的结尾将悲剧之因归结为“天数”：“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这实质上是对历史的一种迷惘。《水浒传》的结尾道：“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这表现出了作者对现实的一份清醒。且不论叙事艺术，单就思想水平而言，成书略晚于《三国演义》的《水浒传》就明显地高出一筹。
《三国演义》无疑就是一部悲剧。在小说中，代表道德理想、王道仁政的刘蜀集团，被代表社会现实、霸道暴政的曹魏集团所毁灭；战乱时代生灵涂炭，上至皇族、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受尽折磨和苦难；而时代风云中的杰出人物又由于天命和性格而致无法弥补的命运悲剧。这三个方面又相互渗透影响，在作者笔下构成了一幅浑然一体的历史悲剧画面。
《三国演义》的总体思想是拥刘反曹，其实质是尊崇仁德，贬斥残暴，尊崇忠义，贬斥奸诈。小说有意识地将刘备的仁厚和曹操的残忍作对比，褒刘贬曹的倾向十分明显。情节线索和人物塑造大都以蜀汉为中心，“忠不顾死，义不负心”是小说的重要思想脉络。其着力刻画的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等，都集中体现了忠于蜀汉的主旨。
小说的结构宏伟，将三国时期近百年头绪纷繁的政治、军事斗争和各种错综复杂的事件与众多人物关系形象地反映在一个一个场面中，情节波澜起伏，扣人心弦，充分反映作者突出的政治、军事素养和高超的艺术才能。作者对战争的描写，活而不乱，环环紧扣，张弛有度，引人入胜。既写出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又展示了明争暗斗的曲折隐情，也突出了人物在战争中的智能、作为、个性、性格，实现了历史真实性和艺术真实性的高度统一。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同时也演绎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时古代君臣悲剧，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不同人物的人生命运。
《水浒传》旧名《忠义水浒传》，甚至干脆就叫《忠义传》。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忠有义”的英雄好汉，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招安后，这批“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的豪杰仍然被误国之臣、无道之君一个个地逼上了绝路。作者为这样的现实深感不平，发愤而谱写了这一曲忠义的悲歌。这悲歌既针对了梁山众好汉所处的时代，同时又影射了作者所处的时代。
《水浒传》揭示了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奸逼民反。小说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坏蛋高俅。正是无数像高俅这样的奸恶之人上下其手、狼狈为奸，大奸大恶把持朝纲，小奸小恶鱼肉乡皇，把整个社会弄得暗无天日。面对这一切，英雄们除了反抗，别无出路。于是，我们看到一批忠义之士不得不“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而这一切，在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中达到了高潮。接着，悲剧气氛便在后半部的叙述中渐渐展开，而且愈来愈悲怆。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金圣叹“腰斩”了《水浒传》，完成了他心中“快意恩仇”的江湖梦。他不愿意看到英雄们如此凄凉的下场。但我认为，正是后半部的悲剧逆转，使得《水浒传》在美学境界上远远超过了《三国演义》。七十回的《水浒传》仍然是一流的文学作品，但全本的《水浒传》，其意义就远远地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同时具有了哲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意义。
造反是痛快的，可造反以后又该如何呢？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梁山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日子虽然逍遥，但毕竟无法成为这些英雄们的终极归宿。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反思，使我联想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挪威的大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极有名的作品——《玩偶之家》。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不满意于充当家庭的玩偶而毅然选择了出走。写到这里，剧本就画上了句号。该剧在“五四”时期非常流行，很多的新女性都以娜拉为榜样。可鲁迅先生却接过了易卜生的剧本结局来进一步思考：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他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讲演中含蓄而深刻地指出，娜拉出走以后的结果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将娜拉和梁山众好汉进行比较是蛮有意思的。娜拉无法忍受充当家庭的傀儡，从而选择了出走；梁山好汉们不甘心于社会压迫，所以选择了造反。相似的选择，有着相似的原因：觉醒和无奈。因为觉醒，所以必须有所作为；又因为无奈，所以只有铤而走险。还是在那次讲演中，鲁迅先生将其概括为“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娜拉是这样，梁山上的英雄们又何尝不是呢？
英雄毕竟是英雄，他们不会堕落。他们艰难地选择了归来（招安），然而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好不容易招了安，但曾经在水边啸聚的他们注定了边缘人的身份，最终还是逃不脱被这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的命运。这正应了一位西方哲人的话：“社会没有集体的善的力量，个人就无法维护善的准则。”所以，在《水浒传》里，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悖谬的悲剧：逆来顺受不成，揭竿而起也不行，招安效命更没有好下场！呜呼！“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以传统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与悲哀，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也表现出深深的迷惘。”从这层意义上说， 《水浒传》是一部有关道德的悲剧，一部迷失在价值（忠义）怪圈中的历史理性的悲剧，是一部无法超越的文化宿命的悲剧。
这也许就是人类理想、正义所必须直面的社会现实困境。因此，《水浒传》具有了永恒的意味，使其无法不成为经典。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于一九三三翻译了《水浒传》，题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在译作的序言中，她这样写道：“《水浒传》这部著作始终是伟大的，并且满含着全人类的意义，尽管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
四大名著之现代解读
一、四大名著之述
“三国”写了一个大时代；“水浒”写了一帮大英雄；“红楼”写了一个大家族；“西游”写了一伙大妖怪。
三国玩的是心术；水浒玩的是义气；红楼玩的是感情；西游玩的是感性。
三国侧重在国——治国、兴国、安国、丧国；水浒侧重在气——勇气、义气、豪气、霸气；红楼侧重在情——亲情、爱情、官情、民情；西游侧重在趣——情趣、游趣、野趣、妖趣。
三国是正史；水浒是野史；红楼是家史；西游是妖史。
三国写官；水浒写盗；红楼写人；西游写怪。
三国写了一次变革；水浒写了一次冲动；红楼写了一场恋爱；西游写了一次旅游。
往西游，出身不好，想成佛是有难度的；在红楼中，出身不好，想嫁人是有难度的；混水浒，出身不好，想当官是有难度的；战三国，出身不好，想创业是有难度的。
二、四大名著之道
所谓道，即作者所主张的治国救世之思想。对于道，各人自有各人的认识，谁是谁非，孰高孰低，自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了。三国提倡以“仁”治天下，集中体现于刘备身上，仁是他的招牌，仁是他的旗帜，仁是他号令天下之武器，也是他落难逃荒的护身符。他以仁义感召天下，还真的唬弄了很多人，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有那么多百姓跟随。这仁义成了他的虎皮，成了他失败的理由，也成了他欺骗天下的精神鸦片。诸葛亮舌战群儒，打的就是这张牌。而后刘备借荆州，取西川，建蜀汉，做皇帝，无不以此通关节，买人情，做烂账，打牙祭。这罗老夫子确实把仁玩活了，当然他也讲义，讲忠，但对忠和义都是取批判态度的。刘关张因义而结兄弟，但也因义而坏蜀；诸葛先生因忠而成千古，却也因为愚忠阿斗而亡国——其教训之深刻，发人深思。
与三国不同，水浒重义，那一帮不认爹娘、不事君父的虎狼之徒，却在“义”的旗帜下啸聚山林，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有财大家发，有债大家讨，团结得一个人似的，出生入死，甘苦与共，患难相交，荣辱相守。在水浒中，义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是非成败转头空，只有义存千古。晁盖虽说是个莽汉，却误打误撞歪打正着，举了“义”的旗帜，为梁山的兴盛做了良好的奠基。宋江却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硬是要将“义”作愚蠢的篡改，塞进什么“忠”的破烂货，坏了梁山大事，也丢了自己性命。三国旨在治国，水浒旨在救世；三国是皇家大戏，水浒是江湖小品；三国是大政治家玩大策略，水浒是小混混闹小脾气。目的不同，道亦不同，各执一端，各行其是，曰仁曰义，自然是各有道理了。
三国和水浒，虽是将“仁义”二字掰开了用，却都没有跳出儒家治世思想之老道。倒是西游，在这一方面有一个大的突破，主张科技兴国，以“技能”治天下。西游首先主张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混洋文凭，像孙猴子那样海外归来，便不把地方长官玉皇大帝放在眼里，仗着能耐讨价还价，一口一个“玉帝老儿”，要了个“弼马温”的职务尚且不满足，做了齐天大圣还认为没有实权，直至大闹天宫，不可开交。其二，强调技术和武器的重要性。西游中各种妖魔全是仗了新式法宝，而悟空战胜妖魔也是依靠从西方的菩萨、如来等处进口的先进武器。西游把先进技术作为战胜对手的最有力手段，无疑是有前瞻性的。其三，西游的统治和管理思想也是以“技能”为核心的，孙悟空肯服软，乃因如来手段高；唐僧管理悟空，使用的是紧箍咒；孙悟空领导猪八戒，凭的也是自己的本事大。
和上述三者不同的是，红楼宣扬爱情至上，倡导以“情”感天下，建立和谐社会。整个红楼，可以说是一部情的颂歌。四大家族因宦情结为一体；贾氏宗族因亲情而聚居一所，大观园中众兄妹因友情而乐在一处；宝黛钗因爱情纠结一生。就是那些丫环、奴仆与主子之间，除了雇佣关系，也还有一种主仆之情谐和其中，焦大敢骂主子也是情之所致，睛雯也因与宝玉有特别的感情而勇于撕扇，作千金一笑。而凡是失情之处，便是诸多的不顺畅，诸多的不和谐，矛盾丛生，争斗连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红楼最终以宝玉出走为结局，就是要向人们表明，这“情”字，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是多么的重要。
三、四大名著之于权术
三国中，刘备的班子很有点现代企业架构的意味，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分开，刘备就当他的董事长，诸葛先生很像公司里的总经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先进的管理催生兴旺发达的企业，蜀汉也迅速从弱小走向强盛，成为可与魏吴抗衡的三国之一。然而，这种制度毕竟还在草创阶段，还有不尽完善之处。没有董事会和监事会，有时诸葛亮的经营权便被董事长刘备无端地收回，给“企业”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如关羽死后，刘备不听诸葛的话，意气用兵，结果闹到了白帝城托孤的地步，险些把整个基业赔了进去。后来刘禅做了董事长，情况更不如前，诸葛亮只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水浒中，梁山的班子虽几经调整，但最终还是没有走出合作制的困境。梁山先是白衣秀士王伦做地摊生意。他胸无大志，气度狭小，小富即安，小成即满，缺少现代企业思维，结果让林冲火并。后来托塔天王晁盖做了寨主，直嫌生意小，直怕人才少，于是广结天下豪杰。他的基本经营理念是合作制，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哥们儿义气占了主导地位，不论投资，不说股份，按人头分红，搞什么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宋江继任后，做的是投机生意，“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他先是搞产权改革，改“义”字型企业为“忠”字型企业，不动声色，便把梁山的所有财产纳入自己腰包，把集体财产变为了他的私有财产。然后以此为资本，勾结官商，和高俅做什么皇家生意，结果赔了一个底朝天，彻底地葬送了梁山基业。
西游中，唐僧取经小组的班子建设最好，组长唐僧虽没有本事，却是天生当官的材料，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言谈举止，皆为楷模。又是上级任命，说他行他就行了，名正言顺。当然，他官德不错，不贪财受贿，不玩弄小蜜，不喝酒使性，他还特别会玩弄权术：对有本事的，控制使用；对有劣迹的，合理利用；对于平庸的，也尽其所用。大徒弟孙悟空，坐得稳，行得正，又有相当的科技水平，对师父是忠心耿耿，对同志是一腔热忱，可就是有点儿顽劣，不善逢迎，不会顺着领导的话说，老是惹师父不高兴。这在战争年代，或许不会太多计较他。假如说没了妖精，这孙悟空一定早被捉“右派”了。但师父对他有救命之恩，而且还有紧箍咒在手，他只能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了。二徒弟猪八戒，业务虽说平庸了一些，品质也有点儿差劲，但脑瓜不笨，嘴巴会说话，而且还有一个特长，能主动监督二把手。这一个优点，可是其他徒弟不能代替的。三徒弟沙悟净，一个特长就是品德好，忠贞不贰，让人放心。老吴在二百年前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班子的最佳组合模式，就是一把手要稳，二把手要能，三把手会配合领导工作，其他的就是要会牵马抬轿了。
至于红楼，则是典型的独资企业或国有企业模式。职工全是家庭成员，资历最老的史老太君自然而然就成了企业的董事会名誉主席。而作为监事会主席的王夫人，因与总经理凤姐有亲情关系，监事会实际有名无实。贾家公司的职工都是有门道的，自然谁也不想干事，做事的都是一些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们。制度的腐败导致企业的倒闭，再加上王总经理假公济私，多次挪用公司资产做自己的小生意，结果是“呼啦啦似大厦倾”。这也是这一类企业意料之中的事，板子全打在凤姐屁股上，也是有欠公平的。
四、四大名著之于人才 三国讲礼遇人才，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传为千古佳话。诸葛亮请姜维入伙，也是有礼有兵，以情而感之，而后又破格提拔，委以重任，确实不失为明智之举。蜀汉却没有建立良好的人事制度，千里马重用与否，全是伯乐一人说了算，以致魏延怨气很大，到最后走向反叛，也是势在必然。
水浒讲人尽其才，不求完人，只求能人，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可以得到重用。水浒在招聘人才方面，采取了多方面措施，能拉则拉，得抢便抢，该骗则骗。一百单八将，上山的方式各异，成为水浒最亮丽的风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水浒，简直就是笼络人才的百科全书，不能不认真研读。
在人才引进方面，西游也是别出奇招，主张从囚犯或地痞中选拔人才。这虽是在强化佛教感化功能的强大，但也反映出了吴承恩的用人思想。孙悟空是天字号劳改犯，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多年了，他却让孙做了取经小组的副组长。猪八戒也是正在服刑的重犯，且服刑期间又有新的劣迹，在高老庄一带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沙和尚是流沙河里的妖魔，白龙马也是一条长期作恶的孽龙，唐僧却一一收留并委以重任。吾佛慈悲，回头是岸，不论出身，不论前科。吴承恩在人才选用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
《红楼梦》在人才选拔方面，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揭露了相对稳定时期人才选拔的弊端。红楼选择最高领导人的方式是联姻。为宝玉选媳妇，这当然就是为贾家选择未来的当家人，选黛还是选钗，不能太顾及宝玉的情感需要，而是要从接班人这个角度来考虑。黛玉气度狭小，身体多病，缺乏心机。宝钗就不同了，宽厚仁爱，身体健康，而且有管理方面的才能。所以，宝玉这个政治婚姻，是只能选钗而不能选黛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宝黛之婚姻悲剧也是必然。
《戏说四大名著》由毛大步编著。
《戏说四大名著》内容如下：
三国写了一个大时代，水浒写了一帮大英雄，红楼写了一个大家族，西游写了一伙大妖怪。三国玩的是心术，水浒玩的是义气，红楼玩的是感情，西游玩的是感性。三国侧重在国，治国，兴国，安国，丧国；水浒侧重在气，勇气，义气，豪气，霸气；红楼侧重在情，亲情，爱情，官情，民情；西游侧重在趣，情趣，游趣，野趣，妖趣。三国是正史，水浒是野史，红楼是家史，西游是妖史。三国写官，水浒写盗，红楼写人，西游写怪。三国写了一次变革，水浒写了一次冲动，红楼写了一场恋爱，西游写了一次旅游。
毛大步编著的《戏说四大名著》总结得出：
《西游记》：出身不好，想成佛是有难度的；《红楼梦》：出身不好，想嫁人是有难度的；《水浒传》：出身不好，想当官是有难度的；《三国演义》：出身不好，想创业是有难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