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农村生活的变异，农民心气的勃发，新一代农民在精神、意识、思想上的吐故纳新，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

郑电波编著的《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精选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乡土短篇小说中的名篇佳作。本书收录了《麦客》、《支书下台唱大戏》、《狗日的粮食》、《洞天》、《满票》、《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短篇小说。

《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的1-3卷精选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乡土短篇小说中的名篇佳作，可以说它反映了新时期短篇小说整体面貌和最高成就。这些作品时代特征和艺术特点突出，影响力大，可读性强，是不少作家的成名之作，也是很多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篇。

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余年，许多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已经流失，或一时难以查阅，《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的隆重推出，能够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

本书为第一卷下，由郑电波编著。

麦客

支书下台唱大戏

狗日的粮食

洞天

满票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喊会

年关六赋

塔铺

麦 客

邵振国

天还没亮，只是东边有些发白了。

这里是陕西千阳县城唯一的一条街，赶集卖当全在这达。

街，渐渐显出了轮廓，那是啥，像是过去富户人家门前的石狮子、石磙，黑乎乎的一堆？走近些看，一个个蜷腿躬腰，东倒西卧。

他们是做啥的？“跟场”的。噢，庄浪的“麦客子”嘛！

庄浪是甘肃的一个县，关山脚下，方圆几百里。别看庄浪地大，可人稠，天爷又年年不作脸。十有九旱，一亩打上二百就算是破天荒了。包产后，听说有不少地方打五六百的，可也有部分山地没水少肥，说是有水也不敢浇，庄浪的土地怪着哩，一浇就结板，把苗活活地给箍死。唉，就是这么个势，一人一亩多地，种上算得了，闲下时间跟场走！

每年古历四月，庄浪人便成群结队来陕西割麦，一步跨到顶头，一站站往回走。宝鸡割罢，凤祥的麦刚黄；千阳的麦倒了，陇县的又跟上了。到了古历五月，便离家门不远了，回去割自家的麦还能跟上。

麦客跟场，可说是庄浪人的“祖传”。爹这相，娃也这相，习惯了，咋也改不下。一年不出来，总觉得有件啥事没做，全年不得坦然。出来闲心不操，一天三顿饭“掌柜的”管，要馍有馍，要汤有汤。可话说回来，那三顿饭不是个好吃的！太阳晒得肩胛子上戳下一层皮，晚上在哪个草窝窝、树阴阴、牛棚马圈里一睡，乏得像死驴一样不知道动弹；晒倒没啥，单怕天爷变脸，刚跌个雨星星，就像石头砸在了心上：“害死喽，害死喽！麦割不成喽！”不割麦，掌柜的把饭一停，只得打开干粮袋子吃炒面，或吃平时攒下的干馍馍。这些都没啥，最怕跟不上场。这两年麦客子多，掌柜的少，来一个雇主，蜂一样地围住，步子稍迟就跟不上了。再说人多不值价，早先一亩三五元挣哩，现时，掌柜的胸脯一挺：“一亩一元二，谁去哩！’’麦客照样跟上走。过一半天，一亩几角，或是光管饭，看看再没雇主，眼见这达的麦快倒完了，“走，日他妈，肚子吃饱就行！”……

说时，天已大亮了，赶集、卖当的都来了，这条街渐渐红火起来。那些麦客早已坐起身，一边搔着昨夜蚊子咬下的腿，一边瞅着推车挑担南来北往的人们，看其中有没有“掌柜的”。  迎面，一个壮实的小伙大步流星地走过来。

“爸！你不会灵透些，只是个坐下等，等到啥时辰去！刚刚，汽车站那达，水川的一个队长来着，一下要走了四五十个……”

小伙身材匀称，满脸秀气，大眼珠灵透地闪着。白褂子上印满汗碱，黑裤子打着补丁，一双麻鞋磨掉了后跟，可他却浑身精神。

吴河东望了望气喘吁吁的儿子，仍旧坐在水泥台阶上吃炒面，待把那口干炒面咽下，这才一边刮着碗底一边说：

“甭急，甭急，这达我夜个就观点了，麦厚得很，广得很，一时它割不完。”

说着又把目光移向街上的行人。

儿子叫吴顺昌，对爹妈可说是“顺”哩。这会，尽管他心里急得火烧火燎，但还是一屁股坐在了石台阶上。

“吃些不？给，炒面、干馍馍，去，那面饭馆子里要碗面汤拌上、泡上吃！”

“我不吃！”

顺昌娃把头一甩，两只秀气的大眼竟直呆呆地发愣。记得前几年，一次跟老子去西安割麦，老子一看那八百里秦川黄黄的一片，麦厚得风都吹不动弹，两眼笑得弯成了镰刀。见掌柜的吝啬，不肯多给，他“哼”的一声躺在地上：“哎，路上走乏了，咱‘歇马三天’！”心说，看你不拿大价来抬我！结果第二天睁眼一看，那望不到边的麦全都割倒了，顺昌急得泪珠子直跌：“现在好了，好了吧！”可吴河东望了望那满世界的麦捆子，又说：“哼，光这麦捆子往场里掮，也够他狗日的掮几天！甭急，咱再‘歇马三天，！’’可是刚过头晌，再一看，那八百里地连一个麦捆子都没了。“好我的爸哩！‘麦熟一晌’都不懂，你还算是个老庄农！龙El里夺食哩，谁家等你！头晌看着麦还发绿呢，后晌那麦芒就都北起了，麦粒子直落……”“对了！对了！我啥不懂，要你说！……”

吴河东真就不怕误场？咋不怕，你看他那老长的头发，多久没刮了，麦土落了寸把厚。别人几把凉水往头顶一撩，抽下镰刃子噌噌几下刮个净光，又凉快，又舒坦。可他，听老人有个说法：头发长了不能刮，一刮就“断了”，搭不上场了。吴河东知道这是句迷信话，闲扯淡，可是你让他刮头他却说啥也不刮。

此时，他那两只浑浊的眼睛里深埋着忧虑，直盯盯地瞅着街上的行人；炒面末子狼藉在布满黑胡茬儿的下巴上，瘦凸的喉咙骨一上一下，不禁自语道：  “唉，早先还有个‘当场的’，如今各顾各喽！……”

当场的，早先也叫“霸场”。一个身强力壮，自以为有些“武艺”的汉子，从麦客子群里嗵地站起来，胸脯一拍：“这个场我当了！五个元一亩，没五个元谁也别想雇，谁也不准跟！”谁要雇、要跟，就是一场好打。掌柜的被唬住了，只得抬高雇价。

当年，吴河东就当过“当场的”，胸脯一拍天价响。可有一次，当他双臂一挥，举起石磙子的时候，并没把对方吓倒，几个赎买来的恶汉忽地拥上来把他压倒在地，打得再也没爬起。到现在，左腿还有些跛。吴河东牙一咬说：“哼，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咱走着看！等到你到老子的门上当麦客的时候再看，球！”……

“三十年”过去了，吴河东还是个麦客子，这些赶集卖当的、过路的、来寻短工的，都像是比他高着一头，那眼势一瞥一瞥的，不屑一顾地从他面前走过……

是的，谁把麦客子放在眼里哩？提起来都说：那些，十人有九个贼，见啥偷啥。饭馆里吃饭，把碗偷走，一双竹筷子也不放过；搭车哩，一眼看见了煞车绳，解下来跳车就跑……所以，每年一到过麦客的时候，家家提防，门户紧闭，生怕自家丢床被子少只鸡的。

可是你要想偷他一只“鸡”，给他割的地少算一亩，那可是打错了算盘。他的腿就是尺，二百四十步是一亩，二十四步是一分，一分也少不下。说是吴河东年轻的时候，扛活回来看见一只老鹰把他家的一只老母鸡抓走了，气得咬牙跺脚恨自己飞不上天。事过几天还一个疙瘩堵在心上。后来他想了个法，跑到山坡上，脱了个净光，把猪血往肚皮上一洒，猪下水往胸口上一摆，躺在地上闭住眼装死，单等那刁鹰盘旋下来吃“死人”肉。果然刁鹰落下了，翅膀遮天蔽日，光那鹰钩嘴就能把活人吓死，可吴河东躺得坦坦的，一动不动。等那鹰跳上他的胸脯，正要啄他的眼的时候，突然，他大眼一睁，双手一合，一把抓住了那刁鹰的脖颈。站起来把那猪下水一抖搂，笑着回了庄。满庄子人都跑来看，吴河东一边把鹰往死里打，一边说：“我让你这贼知道哩！我都是偷人的人，你还偷我的鸡，我让你偷！我让你偷……”到了把个“大鹏”打咽了气，剥下皮拿到收购站上一卖，又换回一只肥嫩嫩的鸡来……

顺昌知道老子的脾气犟，看着雇主越来越少了，却也不敢吱声，一旁讨了碗面汤，默默地拌起炒面来。

正吃着，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停在了街口上。车上站起个人，扯嗓一声：

“南川里谁去？麦不算厚，一亩两元二，去的上车！”

“顺昌，赶紧拾掇！”

吴河东大喝一声，嗵地腾起身，一根棍挑起那干粮袋子、破棉袄，连着那嘀里嘟噜的镰把子、烂草帽，三步两步已蹦到了车上。P1-3

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在新时期文学的总体中，乡土文学堪称为最敏感的文化神经。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

农民在我们的文学中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而文学地位却不低。农民在新时期的特殊地位，“五四”以来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如此。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乡土小说天然的在新时期小说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农村生活的变异，农民心气的勃发，新一代农民在精神、意识、思想上的吐故纳新，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有些小说看似与“乡土”并无直接干系，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与“乡土”其实都有内在的无法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就如同枝叶与根的联系一样。它们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社会的深层变革，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厚重、复杂与嬗变。当然，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泄。

新时期文学初期乡土小说，给大家记忆中留下较深印象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张炜的《一潭清水》，贾平凹的《天狗》，铁凝的《哦，香雪》，邵振国的《麦客》，张石山的《镢柄韩山宝》，王润滋的《内当家》等。中篇小说有郑义的《老井》，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黑骏马》，张贤亮的《绿化树》，史铁生的《我遥远的清平湾》，王安忆的《小鲍庄》，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

新时期文学的早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怀有人生悲剧感，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任何时代。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  时间在飞驰，中国的变革在加深、加快。20世纪90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商业大潮席卷而来，文学受到很大冲击，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然而在乡土小说写作这一脉，因与政治思潮、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也由于作家的坚守，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无论是中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作家就形成了楚文化群落、吴越文化群落、齐鲁文化群落、燕赵文化群落、秦晋文化群落、中原文化群落、东北文化群落、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乡土小说内容丰富，五彩斑斓。

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而是多色的、动态的、错综复杂的，很耐人寻味。如陈源斌的《万家诉讼》、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张炜的《融人野地》、迟子建的《雾月牛栏》、张宇的《乡村情感》、韩少功的《马桥人物》、杨争光的《公羊串门》、赵德发的《通腿儿》等。

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但质量很高，作家开始向家族、人生命运深处思考，审察人性、反思历史、反观传统，因此作品更显有分量。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先有张炜的《古船》现出端倪，继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余华的《活着》的连袂冲刺，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是继80年代贾平凹的《浮躁》、古华的《芙蓉镇》、浩然的《苍生》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

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20年文学文化领域，因面临着商业文化、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然而，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多元的叙事与多元的观念已出现，在表现手法上，有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及后现代主义的，可谓多姿多彩。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贾平凹的《秦腔》、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孙慧芬的《歇马山庄》、铁凝的《笨花》、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等等，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他们甘于寂寞，其思考已抵达生活、社会、历史、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

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由于书的印张所限，有不少影响大、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上，对此我们深感遗憾。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不但能让热爱乡土文学的爱好者喜欢，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让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村的变化，关心自身命运，关心社会变革，是我们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