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穷匕见，刺还是不刺？
张战稷
公元前227年，即秦王赢政即位第20年，秦王大殿上发生了一件恐怖事件——燕国派来割地的使臣荆轲竟然在大殿上手持利刃，刺向赢政，但连刺几下都没能成功。那么，为这次刺杀做了充分准备的荆轲，为什么连连失手？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幕？
表面上看来，荆轲的行为属于刺客，但实际上，他的经历却更多倾向于说客。史载：“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
但是，荆轲学来的“术”，绝对不是剑术。剑术打动卫元君能做什么？保镖？刺客？还是打手？这些显然都说不通，因为荆轲的剑术并不怎么高明。剑客鲁句践听到荆轲刺秦王失败的事情之后，就曾经叹息说：“嗟乎，惜哉，其不精于刺剑之术也。”
司马迁将荆轲归为刺客写人《史记》，是从其行为上看的；刘向将其纳人纵横家一派编人《战国策》，是以他的经历为准的。虽然荆轲游说卫元君没有成功，但他说服樊於期把头交给自己却达到了目的。从这一点来看，荆轲作为一名说客远比刺客更成功。
《史记》、《战国策》和《资治通鉴》都记载了太子丹和荆轲面谈行动目的时的一段对话，大概意思就是：如果能挟持秦王，让他退还侵占六国的土地，就像当初曹沫对齐桓公做的那样，那最好；如果不能，那就干脆杀掉秦王，秦国必定内乱，待那时再起兵攻打。就是这一段话，让直接参与行动的荆轲心中打了个问号，到底是刺还是不刺？
从太子丹的前后种种来看，他的意图当然是要刺杀赢政的。
首先，樊於期投靠太子丹的时候，就有人对他进言，若是要对抗秦国，就应该把樊於期送到匈奴，再联合三晋、齐楚和匈奴的力量联合抗秦。姑且不论这个建议的对错，但是太子丹拒绝这个建议的理由就很值得玩味：“旷日弥久，心恬然，恐不能须臾。”（《史记·刺客列传》）拒绝从战略上抑制秦国，而打算靠刺杀行动削弱秦国，明显是不现实的。归根到底，他安排的刺杀行动就是因为对赢政的怨恨，因此，必刺无疑。
其次，不管是让秦国退还土地还是等秦国内乱，都需要在行动之后立刻跟进一个很庞大的后续计划，而太子丹从头到尾都没有这方面安排的记载。要么他根本没有这个打算，要么他根本不指望行动可以成功。
最后，太子丹在对行动的准备和过程安排中也露出了马脚。求天下利器淬剧毒，直接在赢政眼前亮相，都是一心为了杀死赢政，而不是挟持。
而荆轲是怎么想的呢？
太子丹给荆轲弄妥当了一切准备工作之后，荆轲意属的副手并没有出现，而太子丹怀着渴望复仇的迫切心情开始了催促，失望的荆轲说：“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人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刺与不刺之间，荆轲明显选择了后者。因为在《史记·刺客列传》中，但凡出手的刺客，不论成功与否，都没有人活下来，而荆轲不但打算活着回来，还直斥死士的行为。
一个主张刺杀的行动组织者太子丹，和一个主张不刺的行动执行者荆轲。在对行动目的理解中，有一个无法解释的巨大偏差。不管太子丹和荆轲两人有没有注意到，他们都用不专业的手段作出了备用方案——副手执行。
太子丹找了一个以能杀人和敢杀人闻名的秦舞阳，目的不外乎关键时候取代荆轲出手，确保行动的结果是刺。而荆轲找这个出场备用角色，目的是避免自己“往而不返”，确保行动结果是不刺而刺。
等到了秦王大殿上，初次出演大片的业余演员秦舞阳突然胆怯。而原本只打算做个执行导演的荆轲，在依旧没有弄明白导演意图的情况下，只好自己亲自担任男一号，并且不顾自己根本不具备夺奖能力的事实，毅然决定按照自己对剧本的理解，上演一场劫秦王的大片。不过遗憾的是，作为被动参演荆轲对手戏的秦王赢政，在戏中完全拒绝与荆轲交流，一点都不配合。当图穷匕见，一切都没有选择余地的时候，荆轲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在刺与不刺之间犹豫，准确点说是更倾向于不刺。而等他反应过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荆轲不是死士，最后的飞刀其实也是被逼的，他一开始就没想要刺杀秦王。最后的飞刀，只是无奈中的退而求其次。
或许，就在荆轲无奈地将剧情由劫秦王转变为刺秦王的时候，心中还有一句不知该如何说起的台词没有讲出口——“你莫慌，其实我不是来杀你的。”
P9-11
真正的历史没有定论，也没有穷尽，它总是在不断的发现中曲折而持续地走向真相。
东汉的蔡伦是个声名显赫的人物，他采用植物为原料，通过“捣浆”等工艺，终于研制出“蔡侯纸”，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人麦克·哈特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位名人排行榜》中，将蔡伦排在第七位，在中国名人中仅次于孔子。
然而，历史学家柏杨却认为蔡伦是个坏东西。蔡伦自15岁入宫后，颇善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很快便成为宫中实力派窦皇后的亲信。窦皇后没有儿子，宋贵人的儿子便被立为太子。窦皇后担心自己失宠甚至被取代，于是策划于密室，然后无中生有地向汉章帝告密说，宋贵人大逆不道，诅咒皇上。汉章帝命蔡伦主审此案。蔡伦不问是非，对宋贵人严刑拷打，其手段令人发指，宋贵人姐妹被折磨得生不如死，违心地认了罪，然后在狱中服毒自尽。
柏杨在书中行文至此时，无比愤慨地写道：“中国人宁可永不用纸，也不要这种丧尽天良被阉割过的酷吏。”是啊，蔡伦不发明造纸术，自然会有张伦、赵伦发明，顶多晚几年而己，中国人不可能还用竹简。即使有了纸，那些心术不正、卑鄙无耻之徒，也断不会写出锦绣文章。
柏杨可能有些偏激，把历史和历史人物过于道德化也有失冷静和理性。蔡伦虽然人品低下，但他发明的造纸术，由于原材料易得，不仅宫廷，而且寻常百姓也能使用，这对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对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其划时代的意义不容抹杀。造纸术传到海外后，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功莫大焉，也是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问题是，蔡伦在伟大发明的光环中，其人性的阴暗和残暴多年来都被屏蔽或忽略了，人们很难看到历史的全貌和真相。而且，说到底，蔡伦不过只是窦皇后的一个凶残打手而已。
人性是复杂的。人性中有天使，也有魔鬼。不同的境况会激发人性美，使之得到发扬和光大；也会诱发人性恶，从而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告密者”为人所不齿，而封建专制制度更是万恶之源。
那些毁灭人性的事件，是历史的伤口，我们的责任是正视而不是惧怕，是铭记而不是遗忘。社会的和解和进步，不是“不记”前嫌，而是“不计”前嫌。认真地对待历史的伤口，要有直面人生与真相的勇气，探索造成伤害的种种原因，剖析人性弱点形成的过程和自我救赎之路。“鸵鸟政策”既不利于灵魂的涅槃和净化，也不利于历史伤口的诊治和修复。
重视历史事实本身，而不是把事实的背后做为重点，剥离附着在历史身上的政治铠甲和道德含义，反对主观人为、急躁粗暴，不溢美，不掩恶，不过度诠释，既是科学历史观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一流历史学者必备的素质。
基于上述这些考虑，我们从近一二年来大量散见于报刊的文稿中遴选编成此书，同时在表现形式上也力求独具特色，更加贴近读者。
对历史真实的笃信、痴迷和追求，就要把历史从意识形态的概念中解放出来，从把历史神圣化殿堂化、以枯燥深涩为美的情结中解放出来，从呆板、狭隘的官场范围呈现事件和人物的范式中解放出来，把历史还原为有用并且有趣的知识。提倡多元的叙事模式，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出各个时代历史群体的状态和立体图景。
历史是由无数鲜活的细节组成的，复原这些细节，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例如历史人物，无论是皇帝、名相，还是大盗、枭雄、悍匪、毛贼，都应以一种丰富的形态更有力度地呈现出来。在呈现的过程中，注重心理转换的细致描摹，形象刻划的丰盈和血肉感，叙事语言的灵活生动，读者在阅读中可以体会到历史车轮转动中的沧桑与巨变，人性与情感在冰与火较量中的激荡和震撼，以及对命运无常的感悟和感慨。
历史的研究、书写和阅读，既要有思想的激情，也要有伦理的责任，也就是说，要有勇气并理性地把历史的伤口及其镜鉴告诉大家，把通过峰回路转而探索出来的历史真相告诉大家，把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告诉大家，把“非正统”的历史的丰富性告诉大家，把运用逻辑推理而还原的历史场景告诉大家，把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讲给大家听。
张秀枫
2010年4月13日于深圳
《历史的伤口》是“历史随笔坊”系列之一，由张秀枫主编。
《历史的伤口》讲述了：
历史是由无数鲜活的细节组成的，复原这些细节，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历史的研究、书写和阅读，既要有思想的激情，也要有伦理的责任，也就是说，要有勇气并理性地把历史的伤口及其镜鉴告诉大家。把通过峰回路转而探索出来的历史真相告诉大家，把历史研究的新成果告诉大家，把“非正统”的历史的丰富性告诉大家，把运用逻辑推理而还原的历史场景告诉大家，把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讲给大家听。
《历史的伤口》是“历史随笔坊”系列之一，由张秀枫主编。
见微知著，以崭新笔触披露惊心动魄的真相；去伪存真，用生动细节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
历史是由无数鲜活的细节组成的，复原这些细节，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例如历史人物，无论是皇帝、名相，还是大盗、枭雄、悍匪、毛贼，都应以一种丰富的形态更有力度地呈现出来。在呈现的过程中，注重心理转换的细致描摹，形象刻划的丰盈和血肉感，叙事语言的灵活生动，读者在阅读中可以体会到历史车轮转动中的沧桑与巨变，人性与情感在冰与火较量中的激荡和震撼，以及对命运无常的感悟和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