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弊端与7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系列不利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拉美地区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70年代后期，不少拉美国家没有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政策，而是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推行过于庞大的发展计划。为了解决资金的不足，实行负债发展经济战略，过分依靠举借外债来发展经济。而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大量输出过剩资本，向拉美国家转移危机并获取高额利息，使拉美所欠外债总额迅速增长，从1975年的685亿美元增至1982年的3287．11亿美元。1982年，拉美偿债率(债务偿付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4l％；负债率(债务总额与同期出口总额的比率)高达331％。1982年8月，债务大国之一的墨西哥首先宣布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紧接着，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先后陷入了一场严重的债务清偿危机。
拉美所欠外债‘1986年增加到3994 29亿美元。1989年又增加到4175．25亿美元。与此同时，拉美外债的结构也发生变化，中短期债务所占比重增加。外债负担越来越沉重，其偿债率远远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
为了应付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缓解债务危机引发的其他一系列矛盾，也为了与债权国和债权银行重新安排到期的债务，拉美国家被迫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以控制国内总需求为基本手段，以对外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和消除外部失衡、对内控制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复苏为目标。为此，拉美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压缩进口，其中包括生产性投入；第二，削减公共部门开支；第三，紧缩货币政策，冻结物价和工资。这些措施虽然压缩进口后国际收支状况得到了改善，但生产活动则陷入了萧条。由于削减了公共部门开支，社会发展项目受到了不良影响。而通货膨胀率却依然居高不下。此外，冻结工资后，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80年代拉美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发展停滞，整个80年代拉美国内生产总值只增长了I．2％，人均增长为一0．9％，使80年代对拉美来说成为“失去的十年”。从1982年至1989年底，拉美地区以偿付外债形式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资金约2500亿美元；地区年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57．6％．E升到1989年的1161％。有的国家，如尼加拉瓜1988年年通货膨胀率竟高达5位数(33602％)。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使经济形势不稳，投资减少，失业率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悬殊，社会更加动荡。
80年代这场危机使拉美国家深刻地认识到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的失误和缺陷。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自80年代中期起。拉美多数国家对本国原来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开始实施以贸易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外向型发展模式，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实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大力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取消出口管制；减少或取消对外资的种种限制，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实现国民经济外向发展。尽管8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的调整并没有在发展速度上得到体现，但是，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调整是有成效的，它使拉美国家变更了发展模式，逐步从严重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为90年代及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三)对外关系：从单向依附到多元化和独立自主
从独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多数拉美国家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先是依附于英国；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逐步占上风。至60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执行同美国结盟和“单向依附”美国的政策。
1959年1月初古巴革命的胜利使美国在拉美的霸权地位开始受到挑战。60年代，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拉美国家的对外独立性不断增长。1969年5月，拉美国家在智利比尼亚德尔马举行了排除美国参加的拉丁美洲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比尼亚德尔马协议书》，要求“深刻变革”拉美同美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协议书强调，“应当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以利于消除损害拉美国家加速发展的外部障碍”，这些措施应能“保障有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特别应当遵循各国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不得通过任何有损于别国国格及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式来干涉他国的内外事务……各国有权自由支配其自然资源主权的原则以及经济合作不能附带政治和军事条件的原则”，协议书还重申“拉丁美洲本身的特点”，要“按自己的观点制定反映其民族特点的解决方案”。这次会议及通过的协议书是拉美外交独立性增强的重要标志。
70年代拉美外交政策的显著特点是独立自主倾向增强，拉美国家对美国离心倾向的增长，在一些问题上同美国进行抗衡，开展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70年代，拉美大多数国家针对以美国为主的外国跨国公司的剥削和掠夺，纷纷掀起国有化的浪潮。拉美国家还针对美国尼克松政府1971年8月宣布的对所有进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征收10％附加税的限制及美国国会1974年12月通过的《1974年贸易法》对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拉美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强制性和歧视性措施展开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1976—1979年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第6、第7、第8次和第9次大会上，许多拉美国家继续抨击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1980年3月．美国卡特政府在拉美国家的压力下，不得不取消了《新贸易法》中对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的歧视性条款。
70年代，拉美国家维护200海里海洋权，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达到了新的高潮。1970年5月，拉美9国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签署了《蒙得维的亚海洋法宣言》。同年8月，20个拉美国家又在利马召开拉丁美洲海洋法会议，发表了《拉丁美洲国家关于海洋法的宣言》。1972年6月，加勒比地区15个国家在圣多明各举行地区性海洋法会议，有10个国家同意并签署了《圣多明各宣言》。除召开国际会议外，一些拉美国家还对非法闯人其200海里海域的美国等外国船只采取拘捕、罚款等措施，打击了海洋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
70年代，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的斗争进入新的阶段。t972年托里霍斯执政后，宣布废除前政府于1967年同美国商定的关于运河问题的3个条约，明确提出收回运河主权。经过艰苦斗争，1977年8月10日，巴、美两国就新运河条约的基本内容达成原则协议。同年9月7日，巴、美两国正式签署了《巴拿马运河条约》和《关于巴拿马运河永久中立和营运条约》。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规定，在1999年12月31日期满后，巴拿马将完全控制运河和运河区。P8-11
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问是在拉美研究和与拉美交往中度过的，可以说，是情系拉美研究一辈子。1959年考大学时，我报考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后来，我所在的上海敬业中学决定保送我去苏联留学，因此我进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1960年因中苏关系恶化，我没能去苏联留学。1959年初，位于西半球的古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古巴是讲西班牙语的国家之一，出于形势的需要，我被组织上安排到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西班牙语。1961年7月，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时，我正在北大学习，我被选为“学部”在北大定向委托培养的学生，即“代培生”。
1964年1月至L967年2月，我被公派到古巴哈瓦那大学文学和历史学院进修。在古巴进修的三年，正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古巴人民在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革命和建设的热情都十分高涨。我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与古巴大学生一起，除在学习上相互切磋外，还手持步枪、站岗放哨；手持砍刀，多次去农村砍甘蔗；下过兵营，挖过战壕；乘上火车，周游古巴全国各省。我无数次聆听过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古巴革命领导人激动人心的演讲。青年时代在古巴的种种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1967年我从古巴回国时，国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到拉美所报到，正式成为拉美所的一员。当时拉美所已归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拉美所的业务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停止了。回国后不久，我被借到中联部业务局，陪同西班牙共产党(马列)一代表团访华，一借好几个月。送走代表团回所后不久，所里两派已经联合，军管小组驻所代表让我与另外一位同志去外地搞“外调”，以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12月初回北京后，根据上级指示，我又被下放到广东汕头牛田洋部队农场去锻炼，直到1970年5月19日，紧接着又被下放到中联部河南沈丘“五七”干校，直到1970年年底才回中联部拉美局工作。1972 1976年我被中联部派遣，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调研室工作。回国后，“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拉美所已经恢复，我被任命为拉美所领导小组成员兼南美研究室主任。
1979年4月至6月，我作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代表团团员到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墨西哥三国访问，这是我第一次访问这三个拉美国家。1981年年初，经中央批准，拉美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中国社科院是1977年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成立的。可以说，拉美所又回娘家。
说实在的，我真正坐下来投入拉美问题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在拉美所回归社科院之后。在此前，我与拉美所的其他同志一样，不是投入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下放劳动(我曾三次下放)，或在中联部从事党的联络工作。 我先后在拉美所担任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科研处处长和副所长(1985—1995)，并长达十多年兼任拉美所主管的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的秘书长。在我担任科研处处长和副所长的十多年“双肩挑”时间里，我积极配合苏振兴所长的工作，在全所同志的努力下，所里的科研工作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有了显著的进展。
1995年上级领导批准我去墨西哥进修，根据规定，我辞去了副所长的工作。从1995年我卸任副所长职务至2008年年初我退休的10多年时间，是我从事拉美研究以来科研成果最多的时期。一共独著、主编、合著、独译或合译了近20本书，撰写了数百篇论文、文章和研究报告。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我的“丰收”年份。
2008年年初我正式退休。但我仍笔耕不辍，并未放下我的研究工作。当年12月，我有幸随同中联部考察团到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考察社会主义思潮，取得了不少收获。2009年1月，我不幸大病一场，先后住了10次医院，进行了8次化疗和1次手术。所领导和同事们以及我的拉美学界朋友对我十分关心，使我深受感动。经过积极的治疗、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和我的爱人的精心照料，我终于在死亡线上逃脱出来。病魔并没能摧毁我的意志。2010年我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我在积极进行治疗疾病的同时，完成并出版了由我主持的《拉丁美洲现代思潮》这一社科院重点项目。
2011年4月，我撰写的《查韦斯传——从玻利瓦尔革命到“21世纪社会主义”》一书共50万字，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传记是我向拉美所所庆50周年的小小的献礼。同年7月，我荣幸地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这既是对我的鼓舞，又是对我的巨大鞭策。2011年9月28日是中国和古巴建交51周年，古巴驻华使馆举行了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正在中国访问的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主席凯尼娅-塞拉诺和古巴新任驻华大使白诗德代表古巴国务委员会为我和其他5名为中古友谊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人士授予“友谊奖”奖章和由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亲笔签名的证书。这是对我多年来从事对古巴研究和致力于中古友好工作的一种肯定吧1
2012年5月底，应拉美大学联合会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邀请，我到墨西哥参加了第一届“中国和拉美加勒比：21世纪的条件与挑战”的国际研讨会，随后，又应多米尼加共和国全球民主与发展基金会和多米尼加驻华贸易发展办事处的邀请，于6月1日至7日访问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科学院于6月4日举行隆重仪式，授予我多米尼加科学院通信院士的称号。6月6日晚，多米尼加现总统莱奥内尔·费尔南德斯参加了我在全球民主与发展基金会的报告会，并亲切地接见了我。
收人这本文集的三十多篇文章都是从我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过的文章、研究报告或专著中挑选的，以最近十几年发表的文章为主。根据文章的内容分成“政治篇”、“经济篇”、“对外关系篇”‘和“社会文化篇”四个部分。有些文章述及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有的文章只述及某一个拉美国家的某一个问题。其中不少文章是对拉美国家时局和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分析和评论，因此文章内容有一定的时间局限性。有些分析从现在的目光来看，未必都很准确。但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录。这次我在编文集时，除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外，基本上“原封未动”，把它们一一呈现给读者。
我从事拉美研究几十年来，取得了一点微小的成绩和进步，这是与国内改革开放创造的“社会科学的春天”大环境密切相关的，是与院、所领导的正确指导以及我的同事们、中外同行们和朋友们的帮助分不开的。我总的体会是：从事拉美问题研究，需要的是对拉美研究的热忱和深情，对拉美研究魅力的感受和追求。从事拉美研究就像耕种土地一样，谁洒的汗水多，谁的收获也就丰硕。“春蚕到死丝方尽”，我愿意为我所钟爱的拉美研究事业贡献我的余生！
徐世澄
2012年7月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这本《徐世澄集(精)》(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是其中一册。
《徐世澄集(精)》收录了《古巴民意调查研究》；《拉美学者对“后新自由主义”和“新发展主义”的探索》；《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战略的经验与教训》；《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拉美：新崛起的能源大陆》；《墨西哥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经验和教训》；《墨西哥与泰国金融危机的异同》等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这本《徐世澄集(精)》(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是其中一册，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