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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准确地知道，某一天的某个时刻，你就要丧命。当那天到来，当那个时刻敲门，死亡却又和你擦身而过时，你会享受生命中多出来的每一秒？或者，你会终日惶惶不安，暂时逃过一劫反而成了一种酷刑？这是万圣节夜里八点二十分时，我问自己的问题。杰里米·温斯顿还活着，他待在牢房中，离德州亨茨维尔（Huntsville）的华尔斯监狱行刑室，不过八步之遥。照理说，他应该已经死了两个钟头。

温斯顿是我的委托人。我在休斯敦的办公室中和其他三位律师一起等候最高法院的书记官来电。华尔斯监狱的典狱长握有一纸法院命令，要他在下午六点处死温斯顿。除非最高法院介入，否则典狱长应该要执行这项命令。在狭小的牢房中，温斯顿不断来回踱了两个钟头，走过去三步，再走回来三步。他要了些香烟当做最后的晚餐。狱警人员告诉他，监狱内不准抽烟。但其他三名即将护送温斯顿到行刑室的狱警递给他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他每抽完一根烟，就用余烬点燃下一根。

电话响了。最高法院的书记官来电，询问我们何时才要递送另外一份文件。我不打算再提出任何申请了，我们四位律师已经尽了全力，而所有的文件都已经在下午五点送达法院。身为死囚犯委任律师近二十年，我从来没有遇过这种情况。书记官要我们再提出申请？我跟他说，“我马上回电给你。”

书记官或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否发现了我们不曾注意的论点，因此决定再拖延这个案子一阵子，让我们有更多时间想出对策？这就是法官们的行事风格，他们喜欢捉弄人。杰若姆、盖瑞、卡西和我坐在会议室中，我们发了疯似地来回检视、重组我们的论证，试图找出我们遗漏的重点。我对着墙壁投掷一颗弹力球，用左手丢，用右手接球。盖瑞拿着三个豆囊在玩杂耍。杰若姆和卡西静静坐着，手上拿着笔，等着我们想起什么事的时候，好帮忙记录下来。杰里米．温斯顿一定很好奇：为什么他还活着？忽然间，我好像看到他偷窥着会议室，看到他的律师除了玩杂耍和丢球外，只会坐着什么事都不做。他摇摇头，一副厌恶的样子，他知道我们已经无计可施。

我开口说：“也许我们把什么东西叫错了名字。”你或许会认为，在人命关天的时候，正式的法律规则不是那么重要，可惜你错了。死刑犯丧命可能因为他的律师忘了把他名字中的“清”加上水字边，或者误把他的“明”写成“民”。我决定重新递送一份我们已经送出的文件，只是取个不同的文件名。我这么做是因为实在想不出其他的解释，我说服自己，问题就出在文件的名称上。需求乃发明之母，发明是老大，那么合理化就是老二。这里打字最快的是盖瑞，我请他开始着手进行。

两分钟后，电话又响了。卡西接听电话。书记官来电要我们省点事，我们已经败诉了。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关上门，然后打电话通知温斯顿。九点二十七分，他被宣告死亡。

我从车库走进家门时，已经九点五十五分了。我吞了颗薄荷糖，好掩盖自己抽烟的烟味。一只干煸的烤鸡静静躺在料理台上，苍蝇停在鸡腿上。我嘘地一声赶走它。烤鸡旁有一瓶已经开了的红酒。我喊了凯雅一声，但没有人回答。我猜大概是林肯又做恶梦，所以凯雅上楼陪他了。我正打算上楼时，凯雅在书房里叫我。她坐在沙发，双脚搁在茶几上，肚子上搁了个酒杯。她的眼睛泛红，看起来曾经哭过。

“怎么了？”我问。

“你去哪里了？”

“在办公室里。最高法院直到八点都没来电话，过了九点温斯顿才被处死。怎么了？”

“你应该带林肯去鬼屋的。他等你等到快八点。”

“该死！我完全忘了。”

林肯才六岁，我最晚应该七点到家。我答应他，等他要到够多的糖果之后，我就带他去鬼屋。他还帮我准备了变装的衣服。我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提醒我？”

“我打了，我在手机里留言三次。”

我跟她说：“我把手机放在车上”。“但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到办公室来？”我又问。P13－15

在美国德州担任刑案律师、为死刑犯辩护，就像唐吉诃德跑去荷兰定居一样，是一种和自己过不去的人生选择。美国是民主国家中的死刑重镇，而全美超过三分之一的死刑都出自德州；除了牛仔与敞蓬卡车以外，死刑堪称德州的另一特产。大卫·道在德州担任死刑犯人的辩护律师，自然因为盛产死刑而经验丰富。因此这本生涯回忆录充满了人、故事与感受，透过一个执业超过二十年、全心投入死刑辩护的律师的眼睛，看着这个制度、这些人。

书里主要有两种人。第一种是身陷死刑制度之中、插翅也难飞的人。其中有的人确实有罪，有的人也许无辜。但是在死刑的面前，这两种人往往难以分辨，最后也往往一同被卷进那个一旦启动就停不下来的死刑机器里。

第二种是像大卫·道这样，绕着死刑制度干着急、却拿它没办法的人。开场的故事里已经鲜活地点出他的工作：死囚死期在即，书记官的一通电话、一点点风吹草动，都必须小心判读其中微言大义；即使看起来很绝望，也还是不放弃地认真思索上诉理由；“要担任死刑犯人的委任律师，需要很多很多妄想。就算胜算很低，你也必须说服你自己，这次状况不同。”然后，通常的状况是，大卫·道得面对自己的失败，并且必须打电话通知他的当事人，行刑时间已经定了。

在台湾地区，我认识不少替死刑犯人辩护的律师。出于职业习惯与不成文的行规，他们多半情绪内敛，有时半开玩笑地自嘲“冷酷无情”。这一行的专业程度必须以压抑情绪的能耐来衡量。但是他们都清楚地记得，自己执业生涯里第一个辩护失败的死刑案件。可能只是淡淡的一句：“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有当事人被枪决。”我亦不再追问。但是知道，象征专业的法袍底下，仍然是热血心肠。

中国台湾地区与美国的死刑制度相去甚远。美国的死刑至少有独立的量刑程序与明确标准，也有较严谨的程序要求；这些台湾地区都没有，死刑还是靠着几句标准模糊的成语堆栈就判了。相较之下比较严谨的美国死刑，尚且是大卫·道律师大加抨击的对象，也仍然拂不去误判的阴影。难怪读律师大卫·道的书，许多场景与情绪都那么熟悉：与时间赛跑永远来不及，与死神拔河永远不敌，不管你有没有道理。

但这本书不是一个律师的失意告白。我以为最精彩的，是大卫·道写出了他与“恶”面对面的经验，他近距离接触死刑犯人的心情与观感。

“他徒手杀了他儿子的妈妈和外婆。谁能和这样的人产生关联？谁想和他们有关？每次我离开监狱，都迫不及待想要洗个澡，将死亡的绝望气息冲洗掉。”

“从内心去了解一个坎坷的人，你至少有一阵子会一样坎坷。”

“有些人犯下的罪行是那么禽兽不如，你不能去了解他们，如果你想要了解他们，他们的面容和印象会破坏你所有的愉悦。”

大卫·道的工作最令人疲倦之处，可能就是必须与恶打照面。那类似的沧桑，我在纪录片《死刑房的门前））里也看到，老牧师专门负责聆听死刑犯人的临刑告解，那些情绪如此沉重压在他的肩头。甚至我自己，读每一份判决书、与死刑犯人书信往来或者会面浅谈，也屡屡感到无言以对。

这就是这本书最可贵之处。常人扭过头去不看的，他坚定地凝视。常人噤声不语的，他迂回诉说。在一日的尽头，他坐在摇椅上看着家人入睡，读诗，把被破坏的愉悦捡回来。然后明日，又是一日。

在美国死刑执行人数最多的德州担任律师，他代表过上百位死刑犯，每天面对开庭、处决的生死瞬间。委託人当中只有少数可能真的无辜，阻止执刑的机会总是渺茫，《死刑台前的告别》是他守护道德与悲悯、徘徊工作与家庭间的忧鬱告白。

大卫·道接触的世界，是我们多数人没有机会经歷的。身為一名律师，他曾代表超过上百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他的许多个案都已经往生，其中或许不乏无辜者。这是他用生命书写的真实故事：关於正义、死刑以及律师生活。

他的生活充满极端的矛盾：在见证处决过程后，他回家接受爱妻和挚子的拥抱，他们想要知道他工作的情况。在充满冷漠和无能法官的司法体系中，他為美国死刑犯的生命而奋战，為生命尽头就在眼前的个案，争取更多时间。

《死刑台前的告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发行。

《死刑台前的告别》描述了形形色色的死刑犯面对审判执刑的歷程，其中最令我们动容的，是被控杀了妻子和儿女的亨利·奎格。由於前任辩护律师的无能、检警的刻意引导，奎格杀人的证据缺乏说服力，仍被陪审团採信。大卫·道和同事发现兄嫌另有他人的线索，但无法取得任何证据；他们提出各种申请文件、特赦请愿书，都不能动摇法庭死亡执行令上的日期，直到处决前十分鐘，大卫·道赶到奎格的行刑室外……

这些生死一线间的故事，提供了一种鲜明且私密的角度，直视死刑的真实样貌：无论是审判法官难以捉摸的思绪，监狱和行刑室的例行运作，到身為辩护律师、自己的日常生活被卷入；道德的追寻，终需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