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不妨视《鸿爪集》为共和国第一代出村进城学人的缩影或标本吧，从作者卜庆华平心静气的“学术自述”、“岁月凝情”等等，你可细心体悟出这代学人独有的人生况味：出生在1949前，成长于1949后，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一直同脉息、共命运，以赤子之心拥抱和理解新中国的艰难曲折，惯以歌德派立场发声，虽遍尝其中的酸甜苦辣，却无怨无悔，偶有反思，也是慎之又慎。

《鸿爪集》是以自传、诗联和文艺散文为主的自选集。它收集了作者卜庆华2003年退休后所写的二十多万字新作。学术自传详细记述了他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史，其中考证、注释近四十处，可称史传、史诠。《鸿爪集》中作者以感人的笔触，表达了对许多老师的感恩之情。作者的散文文辞奥博，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以深化内容。在记叙人物事件后，有针对性地发表一通富有哲理的议论，以启人思考。

甲 学术自传

 一、初入学术之门

 二、学术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三、穷山沟里的经世致用之学

 四、春天里的收获

 五、从“郭学”研究到编辑学研究

 六、林下文化漫步

 七、对“反思郭沫若现象”的反思

 八、心灵中永远依恋的长青树

乙 诗联百首

 歌词一首

 旧体诗十三首

 对联九十首

自题联十二首

学报贺联二十五首

喜联三首

乔迁联三首

寿联九首

挽联六首

赠联十四首

名胜景观联十四首

金文集字诗联四首

丙 岁月凝情

 献于母亲墓前的栀子花

——先慈逝世三周年祭

 忆满叔

一、梦回甑箅园

二、初识满叔

三、再识满叔

四、满叔的亲情二三事

五、绵绵的思念

 岭上红梅开

——悼念三哥

 我心中的伊甸园

——童年生活的片断回忆

一、我的发蒙老师

二、“雪姑娘”雪夜话《聊斋》

三、游戏杂谈

四、山中观猎

五、河套观牛斗

六、村塾掠影

七、山林鱼水之乐

八、初入蜚英中学

九、牧牛的日子

十、课外乐园

十一、想起了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故事

十二、趣事拾零

十三、与旦老爷月夜泛舟

十四、我的天堂不是梦

十五、可怕的“忏悔”

 忆“常师”，怀师友

一、“常师”印象

二、师恩重于山

三、似水流年忆同窗

四、走了人生最紧要的两步

 忆“一大”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大会纪实

 怀念恩师李之透先生

 和平教育友谊

——扶桑七曰行

一、飞向东瀛

 二、在创价学会中部会馆

 三、访创价学园

 四、初会小室校长

 五、参加授仪盛典

 六、池田大作一席谈

 七、喜结樱花缘

 八、世间最难得者

 九、不尽的情思

 新至善村的回忆

——一个文化名村四十多年的变迁

一、村名之由来

二、村里的不速之客

三、凄风苦雨的十年

四、“文革”中我的一家

五、春天的脚步

六、文化名村的衰落

七、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丁 学海泛舟

 郭沫若研究纵横谈

 临别话衷情

——在湖南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常务理事会上的谢辞

 励精更始，领异标新

——为庆贺《湖南师范大学学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

 《寸草轩吟录》序

戊 友朋书札与诗文评点

 贺联四副

 郭平英女士来函

 龙协涛先生来函

 潘国琪先生来函

 宋应离先生来函

 刘曙光先生来函

 郝名鉴先生来函

 陶用舒先生来函

 李锦云女士赠诗

 罗名勋先生来函

 文佩璋先生来函

 《鸿爪集》散文评点录之一李维琦

 《鸿爪集》散文评点录之二冯召平

 《鸿爪集》诗联评点录吴容甫赵甄陶王俨思等

己 跋

 跋 卜庆华

 跋二 李维琦

 跋三 邓超高

 跋四 叶雪芬

 跋五 陈蒲清

 跋六 龙长吟

 鸣谢

二、学术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从1964年的“四清”到“文革”的六七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学术研究完全抛荒了。1974年，学校(湖南师范学院)组建政史系，校领导任命我为该系党总支副书记①。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但我在经历“文革”的反复折腾后，对政治已心灰意冷，而且对“文革”本身也渐有反思。当时，校领导对我仍很信任，拟升迁我为教务处副处长，或表示要将我所任副职升为正职(即由总支副书记升为书记)，我都以“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为由婉言谢却了。此时，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即表面在抓学生的政治思想管理等工作，但内心深处却向往学科专业工作。虽然在那个年代，钻业务也同样有风险，膏火自煎者多有，但我认为它至少可消解一些疲惫，让精神有所依托。在这种心猿意马的精神状态下，学校开干部会我常溜号，我分管的学生工作也搞得很糟，纪律废弛，学生旷课、斗殴等违纪事经常发生。消息不断传到校方，校领导发现我终究不是政治上的有用之才，打消了提拔我的念头。由此，我也获得了自主择业的机会。

1978年政史分家后，我留在历史系，主动辞去了副书记的职务，选定中国古代史作为我从事的专业，并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的部分教学。我之所以选择中国古代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不是偶然的，因为1974年以后，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解脱，我曾潜心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或者说补过一段课。恰当此时，我得到了紧邻中文系已退休的李之透老师的大力帮助。李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的名宿。他的“以校为家，校胜于家，以生为子，生胜于子”的教育理念，艰苦办“广益中学”的奋斗精神，长期为学界称颂。在与他接触中，我又发现他是位宅心和厚、学问笃实、学养有素的学者，只是由于荒唐的政治原因，长期被冷落，成了一介“逸民”。由于我拜师志诚、心切，李先生答应尽量满足我的要求。他以教育家的仁爱、学问家的睿智，雅意勤勤为我补习了几年“国学”。我对《说文解字》的细读，对先秦经史子集的钻研，都是在他的精心指导下进行的。日就月将，我具备了较为坚实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因此，1978年开始担任“中国历史文献”的教学时，并不感到突然。

我在执教“历史文献”时，因工作的需要，阅读了好些先秦古史论著，特别是郭沫若的史学论著读得最多。由此，认识到：郭沫若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是位学识渊博的文化大师。我想重操旧业，继续对他的著作进行研究。甚至想，纵令研究不能有成，追随大师的足迹走一遍也是值得的。怎样进行研究呢？在中外著名学者治学之方的启示下，此时，我头脑中渐渐形成了这样几点看法：首先是研究郭沫若这样具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的文化大师，要广泛占有与研究客体相关的一切资料，不仅是直接材料，而且包括间接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对郭沫若有完整的认识。为此，我设立了一个小小的郭沫若研究资料库，以“涉猎式”的泛读法将日积月累的资料置入库中，并对资料作出初步的区分与会综，即把不同材料作分门别类的处理。其次，不仅要通读郭沫若所有的著作，而且要读他本人读过的书，特别是要精读对他影响甚大的书①。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他的思想学术和创作脉络，才能有所发现。为此，我沿着郭沫若自述的线索，开出了一个长长的郭沫若的读书要目，然后一本一本找来读。我把这叫做“辐射式”的读书法。而在阅读每本书时，又采取由逐字逐句细读到钩玄纂要直至出以己见的“掘进式”的读书方法。如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对于大小徐本和段注《说文解字》，我曾反复钻研，以求得一把籀读郭沫若甲金文考古论著的钥匙。在史学方面，郭沫若盛为称赞的《观堂集林》，我看过多遍，发现郭氏对王氏的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文学方面，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哈姆雷特》、《李尔王》我也曾一读再读，因为郭沫若在与徐迟通信中曾详细说明这几个剧本与史剧《屈原》的异同。由此，更引发我对古今悲剧做初步的探讨。为了研究郭沫若的早期哲学思想，我将被郭沫若称为“泛神论者”的庄子和斯宾诺莎的著作反复比较，发现两人的思想体系实不相同，郭氏把他们都称为“泛神论者”，实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②。在政治思想方面，我将郭沫若早期最为称道的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看过三遍，因为郭沫若说过：他翻译此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转折点。再次，我认为研究郭沫若这样的文化名人，不能局限于个别方面，而要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我这种“整体研究”的想法，实受中国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把对象看做一个整体，认为整体的各部分都有此动彼应的密切联系，而一切对立都有其统一的关系)，但更多是仔细研究郭沫若作品后所解悟到的。例如郭沫若是文史兼通、文史相融的大家，他的历史研究往往是为史剧创作作准备；反过来，他的史剧创作又常常丰富了他的历史研究的内容。如果研究者不是文史兼修，对他作品的价值就很难作出科学的阐释。这种“目有全牛”的看法与古代哲人所称颂的“目无全牛”的境界，并不矛盾。因为“目无全牛”是庖丁经过三年分解牛所达到的技艺纯熟的境地，而“目有全牛”则是他解牛时首先应注意到的，否则，那真是“盲人摸象”了。

从1974年下半年起至1978年郭沫若逝世前的几年，我就是秉着上述学术观念寒暑无间地进行学习研究的。这段时间，我在政治上临深履薄，严守分际，但在求知上格外努力，这是我有生以来笃学不倦、进步最大的几年。其攻读之刻苦，较古人的“韦编三绝”、“悬梁刺股”、“三年不窥园”、“焚膏继晷”，实未遑多让。其嗜学入迷之情景，亦如韩文公所言：“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答李诩书》)至今，我还记得当年废寝忘食学习的情景：夜阑人静时，在李先生不到五平方米的斗室里，我还在听先生孜孜不倦地讲解《说文》，直至师母梦醒后提醒我们“该睡觉了”，才“下课”。在天麻麻亮的清晨，肉店门前已排成一条争相购肉的长龙，夹在长龙中的我，仍手拿《说文》，一个个记诵书中对每字的说解，有时连买肉的事也忘了。在玄冬修夜，我看书常过夜半，屋里没有取暖设备，冷得哆嗦时，就靠站起来搓搓手、跺跺脚，或把手放在嘴边哈口气和以电灯泡焐焐手。有一次，我在床边洗脚，边看书，因实在太疲倦了，竞一头倒在床上睡着了，但脚还在水盆里。妻子发觉后，才把我叫醒。

三、穷山沟里的经世致用之学

在几年刻苦攻读中，一件偶然的事，中断了我的书斋生活，特别是中断了我的“郭研”。那是1976年下半年至1977年，我被派到湖南省委“农业学大寨”沅陵分团工作。熟悉这一段历史的都会知道，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毛主席逝世不久，“四人帮”已被打倒，但“左”的指导思想还未得到纠正。即如这次“学大寨”运动，其口号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促大干”、“三年普及大寨县，实现农业机械化”。

P6-8

李维琦

最近，收到砚友庆华君的书稿《鸿爪集》。此为以自传、诗联和文艺散文为主的自选集。它收集了作者2003年退休后所写的二十多万字新作，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作为一个多年与庆华君有文字之交的学友、挚友，面对这本沉甸甸的书稿，我惊喜不已！以先睹为快，连续几个昼夜，读完了全书。这不只使我顿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更重要的是加深了我对庆华的认识。在这里，我不拟对《鸿爪集》的学术、美学价值作全面的评价，只打算谈谈对作者治学的一些综合性认识。或许这只是一些印象式的批评，但自信我的认识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并经反复思索得出的。

从与庆华多年的交往中，特别是从《鸿爪集》中，我知道他在治学的道路上，一向是遵承“义理、考据、辞章”之说的。关于这一主张的提出及其含义，我曾略为查考。最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是清代桐城派的首领姚鼐。他在《述庵文钞库》中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日：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其《复秦小岘书》讲得更为明晰：“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凡执其所能为，而龇其所不为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姚氏主要是指出搞学问必须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且三者须相互为用，但并未对其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的诠释。在他之后，清人张绍价对此曾作解释。他说：“韩、柳、欧、苏、王、曾、桐城文派，词章之学也；伏、毛、许、郑、贾、孔、乾嘉汉学，训诂之学也；孔、孟、周、程、张、朱，儒者之学也。”此说颇为虚悬。如果以张解姚，则为学必有韩柳之文、段王之学，以及程朱之理。这要求高得很，简直无法“兼收”。1959年《红旗》发表施向东以《义理、考据、辞章》为题的文章，那意思是，义理是观点，考据是材料，而辞章则是指语言、章法、风格和修辞。这理解就不一样了，“义理、考据、辞章”的要求，那还是经努力可以办得到的事。

在这两种极端理解之间，还有另一种看法，那就是钱穆的学说。他分两个层次来论述这个问题。从学科的角度看，“义理、考据、辞章”便是哲学、史学和文学。从写作角度看，则接近于施向东的观点，或者说，’施向东是取钱穆的一个方面的观点。

我的学长卜庆华教授，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取钱穆之说。他的治学，十分注重“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而又“善用”三者。他著述甚丰，有十四册，垂四百万言，涵盖文史哲等诸多学科领域。倘作粗略的区分，顾名思义，其中的“概论”(《学报编辑学概论》)、“新论”(《郭沫若研究新论》)、“评估体系”(《学报质量评估体系》)显然有较多的哲学阐释；《评传》(《郭沫若评传》)、校史(《湖南师范大学五十年》)可属史学范围；《札记》(《郭沫若研究札记》)、《校注》(耒阳县志校注)可归入考据学。至于《桂月楼诗文集》、《红豆集》、《鸿爪集》内收诗联、散文甚多，可谓辞章之学。但这种区分并不十分科学，因为在这些著作中，作者往往是把义理、考据、辞章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亦即姚氏所说的“兼收”、“相济”。例如他长达两三万字的《学术自传》，详细记述了他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史，其中考证、注释近四十处，可称史传、史诠，但自传又多有哲学和研究方法的思索，对诸家学说得失的评点、驳诘，而从写作的角度来看，它又可算是一篇情理交融的美文。

我很赞同先贤“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备的主张，认为这可拓宽学者治学的门路，克服学术分工狭隘的孤陋，使学问之道既“异趋”而又统一。但我又认为，我们在实践这一主张时，又不能拘守前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而应与时俱进，有所革新创造。在这点上，我很佩服庆华大胆创新的勇气与智慧。以义理之学而言，他的治学已突破了传统的经学范围。如他在研究郭沫若时，力主继承我国传统哲学整体研究的优点，又益之以欧西严密逻辑论证和重解析的方法，可说是中西义理的交融。他在研究郭沫若的早期哲学时，运用近代的比较研究法，以庄子与斯皮诺莎作对照，对郭沫若早期的所谓“泛神论”作了科学的阐释，可谓独辟蹊径。他参与构建的学报学体系和对主编观念更新的反复论证，应属义理的原创。再从考据来说，他在郭沫若研究中，继承乾嘉学派重考据的汉学传统，益之以王国维的“二重考据法”，以及郭沫若的“正面论证与大胆反证相结合”，以文考史，以史证文，对史料的抉发和解释，多有创获，更显示了现代史学、现代考据学的崭新特色。至于他的诗文写作，早已突破“韩、柳、欧、苏、王、曾、桐城派”的词章之学的范围，而努力吸取近现代中外一些文学大师(如莫泊桑、契诃夫、吴敬梓、鲁迅、郭沫若)的文学精华，在语言章法、风格和修辞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这也是很明显的。对此，我另有专文对它评点，这里就不说了。

2011年7月

书于湘江之畔之学堂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