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给溥仪带来重大转身，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终生的自责和永远的悔恨。笔者有幸得以集中起溥仪一生的亲笔手稿，发现“九一八”事变正是他重复最多的一句用语，即加了引号的五个汉字！一、罪恶与选择
1961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溥仪的长篇文章《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在纪念“九一八”事变30周年的日子里，溥仪回首往事，百感交集，他感谢政府和人民把他引上新生的道路，同时又因历史上背叛祖国的行为而痛心和羞愧。他以亲身经历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蓄谋、策划、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真相。溥仪的现身说法，对于提醒中国人民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振兴中华，是有教育意义的。历史之辩、国内外争夺与溥仪的选择
历史证明，“九一八”事变绝不是偶然的，在发生事变的半年以前，溥仪在天津“行在”里，至少有四次已经感受到作为日军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这一历史事件的先声，静园则是一处最能印证“九一八”事变久有蓄谋的历史风貌建筑。
第一次是在1931年2月21日，日本国会议员高山山本前来洽谈委托调查农垦及筹建亚细亚洲教会事宜，溥仪方面领衔谈判的就是陈宝琛，所谓“农垦调查”，实为特务活动；所谓拟以溥仪为“盟主”的“亚细亚洲教会”，实为傀儡演习。
第二次即1931年7月23日，溥杰从日本回国度假，把当时在鹿儿岛某联队任大队长、后来成为“康德皇帝”“帝室御用挂”的吉冈安直透露的日本军方的消息传递给溥仪，大意是日本对张学良的统治不满，或许将在中国的满洲采取行动并迎立溥仪，因此“宣统皇帝有希望接管满洲统治权”。
第三次在1931年7月29日，日本华族水野胜帮子爵访问天津的时候，向溥仪赠送了寓意明显的扇面，上写“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谓溥仪“卧薪尝胆”，必有以报。
第四次则是溥仪派往日本东京打探信息人员回报的，这人便是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他赴日时还带去若干书画以为掩护，于1931年8月18日返回天津。
溥仪对“九一八”事变不但有所预知，且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它直接导致溥仪迈出叛国的一步。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即在9月下旬，溥仪就派出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密赴东北，会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摸底；派佟济煦联络东北遗老；派商衍瀛游说东北将领。
溥仪也为“驾幸东北”做了种种准备。
1931年10月11日，溥仪派遣家庭教师远山猛雄，带御笔黄绢信赴日会见日本陆相南次郎和日本黑龙会首领、大国民议会议长头山满，请他们协助完成复辟大清的事业。
给陆相南次郎的信中写道：“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给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信中写道：“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必如何奠安东亚，拯苏民生？深望阁下加以指导。兹遣家庭教授远山猛雄往见，诸当面详。此致头山满先生阁下。”
两封密信上面均有“宣统帝”玉玺和郑孝胥的签名副署。溥仪想直接摸摸日本人的底细，想利用“九一八”之后的政治形势复建大清帝国，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军阀身上，这也能证明溥仪出关并不完全是被动的。
与此同时，在静园里“主拒”派陈宝琛和“主迎”派郑孝胥之间，围绕“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如何借用事变实现复辟大清理想，是否应该出关，而展开了一场历史之辩，这场辩论就发生在静园主搂一层议事厅内。朱益藩、陈曾寿和胡嗣瑗等参加了辩论。静园成为“主拒”派与“主迎”派历史之辩的是非殿堂。
老臣陈宝琛历来稳健，不相信能够借助外力而实现复辟清朝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当前时局未稳，前景未明，皇帝出关的时机并不成熟，仍须继续观察。他力劝溥仪“不可贸然轻信，要慎重从事，恐其中有诈，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
郑孝胥则极力主张“要想复辟成功一定要借助外力”，只有依靠列强的帮助，才能实现。他还认为，“事变”后日本人一定会迎请皇帝去东北主政，则复辟大业就可以实现，因此主张溥仪应该立即前往东北主持大计。
胡嗣瑗主张暂时不要有所行动，要“静观变化”，等时机成熟相机筹之。他认为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与日本驻津领事馆尚不一致，不可靠一个，背一个。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轻举妄动有损无益。
各派互不相让，争论不休。日本军界要员和蒋介石的代表也在争夺溥仪。
1931年9月30日，溥仪前往海光寺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住宅中，会见关东军参谋部陆军大佐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及带着东北保安副总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远支宗室熙洽亲笔信的罗振玉以后，就已经倾向于凭借日军支持，先据有祖宗发祥地——满洲“主持大计”，“再图关内”了。
11月2日，溥仪接见郑孝胥、郑垂、夏瑞符、商衍瀛、何海生、吉田忠太郎通译官、土肥原贤二。1930年曾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次年又调任沈阳特务机关长，能说一口流利北京话和几种中国方言的土肥原贤二来到静园“晋见溥仪”。溥仪原本是想利用“九一八”之后的政治形势复建大清帝国，并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军阀身上，但不是要去当傀儡。土肥原为了让溥仪上钩，甜言蜜语，施展骗术，“代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表示，“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而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他“到东北去主持一切”。当溥仪问“这个新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时，土肥原说“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国家”。溥仪又问“是共和，还是帝制”时，土肥原又肯定是“宣统皇帝一切都可以自主”的“帝制”。这些甜言蜜语征服了溥仪，他决定出关，结果上当了。
嗣后蒋介石也派员秘见溥仪，说明只要溥仪答应不迁往东北或日本定居，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可以随意住在北平或南京，溥仪拒绝。这其中的深层原因不能不归究到发生于1928年8月的孙殿英盗陵事件：国民党第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率部盗掘河北遵化马兰峪乾隆和慈禧的陵寝后，溥仪又气愤，又悲伤，在张园内摆设乾隆和慈禧的灵位和香案祭席，每天举行三次祭奠，发誓“报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灵”。蒋介石虽曾派出阎锡山查办此事，最终却“决定不予追究”，这无疑更让溥仪“咬牙切齿地痛恨着蒋介石”了。P2-7
本书第一部分《“九一八”事变与溥仪》和第三部分《溥仪在东京法庭上谈“九一八”》，系由笔者依据溥仪先生遗稿和第一手亲历资料撰写；第二部分《溥仪在当年谈“九一八”》，系由笔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选编；第四部分《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谈“九一八”》，系由笔者依据中央档案馆国家处的档案选编；第五部分(《溥仪在特赦后谈“九一八”》，系由笔者依据溥仪为纪念“九一八”事变30周年而在((人民日报》(1961年9月18日)发表的文章编入。全书导语和按语亦由笔者撰写。全书配图工作由张素娥女士完成。笔者撰著期间还参阅了若干专著。谨此向档案馆、图书馆和历史学界所有同行和朋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特别要向曾给我提供过第一手亲历资料的溥杰、润麒、韫和、李淑贤、李玉琴、李国雄、毓螗、毓苗等老辈人士，致以万分的谢意！
王庆祥
2002年8月1日定稿
“九一八”事变与溥仪
一、罪恶与选择/002
历史之辩、国内外争夺与溥仪的选择
溥仪从旅顺到长春从“劝进”到屈就“执政”
手签卖国密约假面国联调查
二、可怜的“皇后”/026
婉容受骗出关
婉容在旅顺
伪满初年悲情的婉容
笼中伪后
痛苦最深的女人
婉容不应该被遗忘
三、文绣来过长春吗？/054
四、“御弟”溥杰的人生历程/059
溥杰在“九一八”事变前后
“康德御弟”溥杰的人生历程
溥杰与长春的新篇章
五、两位“帝师”不叛主/073
“帝师”陈宝琛一往旅顺两赴长春——忠于民族不叛主
庄士敦、“康德皇帝”和《龙归故里》
六、难为了两“总理”/093
溥仪的“总理大臣”郑孝胥遭贬真相
溥仪的另一位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和他的儿子张绍纪
七、溥仪身边的日本人／108
“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10年长春生活
“黑夜皇帝”的凄惶落幕
八、被改变的溥仪和汪精卫/119
溥仪当年谈“九一八
溥仪手稿：今天是辛未年元旦吉辰（1931年2月17日）/124
溥仪给金秉藩、郭继英的手谕（1931年3月18日）／124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6月24日）/125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7月3日）／126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9月20日）/127
溥仪专就“东行”与否发布“谕旨”（1931年10月4日）/128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10月7日）／128
溥仪就时局发表谈话（1931年10月10日）／29
溥仪给日本陆相南次郎的黄绢信（1931年10月11日）/130
溥仪致头山满的黄绢信信底（1931年10月11日）／31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10月25日）／131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10月31日）／132
润麒致溥仪的信（1931年10月31日）／133
溥仪回忆1931年11月2日在天津静园与土肥原贤二会谈情况/134
溥仪离开天津静园的临别留言（1931年11月13日）／41
溥仪的“密谕”（1932年1月17日从旅顺传回天津）/142
谈判理由十二条（1932年2月19日）／142
溥仪回忆1932年2月末在旅顺与板垣会谈情况／144
溥仪在旅顺发出“第一次答书”（1932年3月3日郑孝胥代读）/148
溥仪在汤岗子发出“第二次答书”（1932年3月7日郑孝胥代读）/149
溥仪前往长春的声明（1932年3月8日）/150
溥仪发表《执政宣言》（1932年3月9日）1151
溥仪发表《执政就任词》（1932年3月9日）1151
溥仪发表《执政答词》（1932年3月9日）/153
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交换文（1932年3月10日）/153
溥仪会见联合国调查团长李顿的谈话（1932年5月3日）/154
溥仪签可密约（1932年8月18日）/156
溥仪批准《日满议定书》（1932年9月15日）／156
溥仪在签订《日满议定书》的酒会上致词（1932年9月15日）／157
溥仪密谕胡嗣瑗（1932年9月20日）／158
日本内阁对“九一八”事变的追认（1932年9月22日）／159
溥仪为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颁布“教书”（1932年10月8日）/160
溥仪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谈语（1933年11月6日）／161
溥仪在东京法庭上谈“九一八
迷茫的飞行去作证还是去受审？/165
第一次出庭：溥仪出关之谜/169
第二次出庭：“猴戏”主角的自白／176
第三次出庭：不钻律师们设下的圈套/187
第四次出庭：物证与舌战/193
第五次出庭：布莱克尼少校的杀手锏/197
第六次出庭：溥仪受人唆使了吗？/200
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203
第八次出庭：又击败了马泰斯/210
退庭之后历史并没有完结/212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谈“九一八
一、溥仪笔供：详细履历和罪恶事实（1954年6月1日）/218
二、爱新觉罗·溥仪补充笔供：我的“认罪书补充”（1954年6月21日）/240
三、我完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药笼中物”了/243
（一）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的所谓寓公生活
（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
（三）和军阀、政客的微妙关系
（四）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眉来眼去
（五）“遗老”的包围
（六）东陵的挖掘事件
（七）我的反动思想愈发抬头
（八）“九一八”事变和“天津事件
（九）接二连三的所谓“恐怖事件
（十）土肥原贤二和我的互相勾结利用
（十一）汽车厢底的“奇货”
溥仪在特赦后谈“九一八
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274
后记
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有三大拐点，也可以说是三度转身，这正是他的传奇之处。作为清朝宣统皇帝的登极，是其一生中第一个拐点，第一度转身，由此走上人君的宝座；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则促成溥仪走上叛国之途，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个二拐点，第二度转身，很沉重，因为它与东北沦陷紧密相连，与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紧密相连；1959年的特赦，溥仪由战犯变成公民，成功实现了改造，这即是他经历的第三个拐点，第三度转身。三大拐点，三度转身，铸就了溥仪一生的传奇。
辛亥革命后，溥仪固然已经退位，却并没有完全离开中国政治的舞台。他利用其历史的影响力，并企图利用中国旧军阀势力，甚至还想利用对中国怀有各种政治企图的帝国主义国家势力，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以恢复在他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权，结果反而被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所利用，而成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帮凶，出卖了我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抗日战争的革命对象，沦为人民公敌，这正是溥仪第二度转身之后所面对的沉重现实。随着中国人民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溥仪作为民族罪人，又经历了伪满垮台后的逃亡、被俘、囚苏和引渡，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10年，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国家里又经历一场改造，最终成为合格的新中国公民。
迄今还没有一部专述“九一八”事变影响溥仪一生的著作，笔者因此想做一件事，就是要展示、评说“九一八”事变与溥仪密切关联的事件、人物和历史情节。
1931年9月18日，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天，对溥仪来说，则是他最有罪恶感的一天！在侵略者的炮声中，他想到的不是危机中的祖国和苦难中的人民，而是“借助外力，复辟大清”这八个宇。由此掉进了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精心设置的政治陷井，开始了长达14年“叛国皇帝”的屈辱人生。以后无论在东京法庭上，还是在抚顺改造中和特赦以后，溥仪对这段屈辱生活的痛苦回忆和无限追悔，都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笔者从相关历史档案及专业研究的论述中，从不同的角度、各异的层面，着意对“九一八”事变与溥仪紧密关联的那段历史，予以准确表述，尽可能鲜活地还原历史原貌。
笔者还希望能与万千读者共同体会溥仪在其一生经历的每个阶段，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年、在被俘囚苏期间的东京法庭上、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岁月和特赦后作为普通公民的快乐生活中，对历史上同一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所发出的并不相同的表述，这也恰恰表现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深刻变化。
翻开这部《“皇帝”的背叛》，或许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溥仪，看到伪满政权建立的真相，而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章、一节或一页。
《皇帝的背叛——溥仪与九一八》由王庆祥编著。
《皇帝的背叛——溥仪与九一八》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从国内来说，是抗日战争的肇端；从国际上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对溥仪本人而言，是人生的一大拐点，“九一八”被国人视为“国耻日”，溥仪当年选择离津出关，就是选择了永远的屈辱。
王庆祥等编著的《皇帝的背叛--溥仪与九一八》是首部专述“九一八”事变与溥仪密切关系的史书、三十余件绝密档案首次公开揭示溥仪叛国内幕、国内外之争与溥仪之选择、从“劝进”到“执政”、两位“帝师”不叛主、去作证还是去受审——溥仪在东京法庭上谈“九一八”、罪恶深重——溥仪战犯管理所再谈“九一八”、“满洲国”真相——溥仪特赦后三谈“九一八”。
